本章资料比较多，但都是经过细心整理的“精华”，希望大家耐心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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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派了阮孔厚去传谕魏源，兆华便开始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让魏源干什么？后世但凡提到魏源总会让人想起那句闻名遐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敢于公开承认中国的不足，并立志学习西方的人，魏源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但魏源独步天下的学术成就却并不在于“夷务”，“治夷”也不是魏源的真正特长所在。
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大部分采用西方传教士编写的二手资料，他本人亲自和夷人打交道的次数也很有限。和同一时期清朝的“夷务”专家徐继畲甚至耆英相比，魏源无论在“夷务”的理论水平还是实际操作经验上都远为逊色。
徐继畲在福建布政使和巡抚任上不仅和英国领事阿礼国这样的“中国通”打过多次交道，而且还和美国的水手、医生，传教士等各色人接触过。凭着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加上“遍阅西人著述，钩摹地图，易数十稿”，徐继畲终于在1848年原创出《瀛寰志略》一书（历史上，《海国图志》后四十卷多参考此书而编写）。
就夷务的理论水平看，魏源还停留在“制器”的阶段，而徐继畲已经开始关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其中盛赞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一段尤为著名。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一有悖于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观点，《瀛寰志略》遭到清廷查禁。此外，书中还论述到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趋势，披露了欧美诸国侵略扩张的殖民目的。对英、美等国以商业立国进行了理性的阐述，并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向外扩张，是为了通商贸易，掠取财物，谋求富源。
徐继畲还彻底走出传承几千年的‘天下’观念，客观地将中国降为万国之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后世曾有海外论者说：“《瀛寰志略》一书深刻地影响着十九世纪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十九世纪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当他说连苏录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继畲才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也是兆华安排徐继畲而非其他人，担任首任“总理夷务衙门”大臣的真正原因。
那么魏源的的真正特长和他独步海内的学术成就到底在哪里呢？答案一是：今文经学；二是：经世致用。
先来说说这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本意是指和古文经学相对的，研究“今文经”的学问。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民间的儒家藏书被销毁殆尽，而项羽在阿房宫放的一把大火又把秦朝官方所藏之书全部焚毁，于是儒家经典基本彻底消失。
汉朝初年为复兴学术，朝廷开始设立五经博士，于是儒生们把世世代代口授相传的经书内容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体撰写出来，成为正式的经书，这就是“今文经”。
至西汉末年，刘歆在官方收集而尚未整理的藏书处，校阅古书时发现一些民间的古老藏本，因为是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文字写成，所以称为“古文经”以区别于用汉代隶书写成的“今文经”。
今文经学曾长期垄断汉代官学，代表人物有著名的董仲舒、何休等人。西汉后期，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同时，古文经学却因王莽当政而一度得立学官，发展到东汉后期古文经学逐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
魏源便是常州学派的正宗传人，龚自珍死后，他成为一段时期内今文经学在庙堂之上的重要代表（尽管魏源只是个四品知州，但和同期的其他今文经学大师相比，他的官却是最大的）。
常州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学派由庄存与为先导，庄存与的儿子庄述祖继之，最后由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发扬光大。常州派研究的重点在于“今文经”中最重要的一本，也是和“古文经”区别最大的一本，即《春秋公羊传》。
常州庄氏家族在明代便已是江南望族。到清中叶，庄存与时该家族更是达到了顶峰。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乾隆乙丑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土，礼部侍郎。他是皇帝的心腹重臣，凭着自己的才学和能干，在乾隆身边得宠了二十多年。但是，在他年近六旬的时候，却觉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源自以满族少壮势力和坤为代表的强大势力。
满洲宫廷侍卫、大学士和坤，在乾隆中后期，凭藉贪污和勾结建立了一个私人帝国，规模为晚明宦官魏忠贤以来所未见。和坤也明显感觉到了来自宠大的庄氏家族的威胁，以至于作出了公开的警告性“提示”：庄存与的侄儿庄述祖（也是今文学派大师之一）参加考试，和坤的同党在试卷呈送皇帝时，故意把庄述祖的试卷排到十名以下，使他失去了出任翰林院官员的资格。
庄存与深爱着庄氏家族，不能眼看着家族之舟在风雨中飘摇。他必须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稳住船舵，把住方向。与刘纶家族的联姻可以看做是他的一项重要策略。庄刘两家在官场上势均力敌，清朝时庄氏宗族共有29人考取进士，其中11人在三年一度的北京殿试上表现优异，进入了翰林院，直接协助皇帝的日常政务。而刘家比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清朝出现了13位以上的进士，其中数人也进入翰林院。当时刘纶是清帝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而庄存与则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刘纶和庄存与安排了刘纶之子刘召扬和庄存与次女庄太恭的婚事，成为当时地方和全国最重要的联姻。庄刘两家结亲以后，作为一个宗族来看，有四十二人担任清朝高官。乾隆朝中期，他们在地方与全国政治圈里的显贵地位达到巅峰。
庄存与进一步意识到，对付和坤集团，与其直接对抗可能造成家族覆灭，倒不如以退为进，因为有目的的退与有目的的进其意义是一样的。年近花甲的庄存与退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了皓首穷经的晚年生涯，精研公羊学，带领整个家庭进行
学术大转移，对千古不变的儒学体系进行颠覆和重构，欲建立一整套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国学思想体系。庄存与冒着政治上、学术上和家族存亡三重风险领导这场“学术战争”，如履薄冰十数年，直到他七十岁去世。
庄存与去世后，常州学派的“道统”便通过庄述祖传给到了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的身上。刘逢禄用力最久，最有心得的便是《春秋》公羊学，他著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并在义理方面多有引申发明，从而成为常州学派的奠基人。
刘逢禄最出名的两个学生便是龚自珍和魏源。两个人在对传统公羊学说的看法面前，魏源比较保守，对传统“三科九旨”进行了一些变通；龚自珍则思想远超那个时代，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世说，对后来的康有为等人有着直接的启发。
有句话叫做“超越时代半步的是天才，超越时代一步的是疯子”，按照这个说法，魏源便是天才，龚自珍则是“疯子”（徐继畲也算一个）。这也注定了龚自珍在现实中所取得的成就远逊于魏源。
在同时代的今文经学家中，魏源的学术成就不是最高的，但却是学以致用的典范。他将学术用于政治，对社会改良提出新的价值取向，从而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之学大行其道的新局面。
魏源经世致用方面的理论成就以《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为最。该书成书于道光六年（1826），次年刊行，凡120卷。选辑清初至道光前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入选作品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部分学者和官吏的“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图治的愿望。此书行世后,开启了近代经世思潮,续书争出。
魏源从刘逢禄苦学三年后出京，先入湖南老乡、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这期间他代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并参与了盐政、河工等实务。之后他受贺长龄推荐先后入江苏巡抚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对清王朝无论官场还是民间都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并对两江总督管辖的盐政、河工、漕运这清代“三大政”提出非常独到精辟的见解。
兆华觉得给魏源安排工作只能在“老师”和“包工头”这两者之间选择。
“老师”就是让魏源召集常州派同门开坛讲经，依靠刘逢禄的研究成果彻底把“左传之为伪作”的结论做实，然后把《春秋公羊传》列入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
在兆华看来，当《公羊传》成为科举考试的正式教材，公羊学成为显学的时候，“大复仇”的教义将会真正唤醒这个民族沉睡千年的尚武精神。
至于所谓的“包工头”，自然是让魏源带领一个“工程队”主持一些他擅长的河工、修造之类的活计。河工一年开销数百万两白银，其中漏到贪官腰包的占一多半。
而魏源曾很早就提出将黄河人工改道，然后让漕运走海路，这个建议在后世来看是无比正确的。且不说能避免咸丰五年的黄河改道带来的大面积洪灾，单单避免中饱私囊，减少财政开支对兆华就很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