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仁政改变当时的情况。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和对百姓的仁政。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刘备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刘备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司马光说刘备“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刘备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刘备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总的来看，黄河流域在刘备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刘备在汉朝的名义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积极作用。
在选拔人才方面：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刘备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
在御将方面，刘备拔于禁、乐进，太史慈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刘备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刘备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刘备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曹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刘备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刘备在北方采纳龙治的建议以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汉蜀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十四年，刘备采纳部下龙治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千万斛。于是刘备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刘备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刘备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在兴置屯田的同时，刘备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刘备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刘备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刘备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十五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刘备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刘备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二项措施，刘备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刘备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屯田制的实行，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刘备在攻破许都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刘备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政策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刘备在汉中打过两仗，先后战胜张鲁后败于刘璋，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第二，建安十六年五月，田丰提醒刘备，孙权在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刘备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刘备大动干戈亲征庐江这么一个弹丸之地，龙治，太史慈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数万百姓回北。
开源同时，刘备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刘备“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刘备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刘备的咄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