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九年冬十月，天子刘协西归长安，治司隶之地。待其入长安，乃大会群臣，言天下始定，四海初平，当计议功劳，厚赏功臣，以安众心。
群臣计议，皆颂曹操、刘备、孙权之功，比天还高，比地还厚。就是古时候的前贤，汤朝的伊尹、周朝的周公也比不上他们，简直是直追三皇五帝，宜进爵为王。
天子准奏，即令草诏一道，册立曹操为魏王，刘备为齐王，孙权为唐王。三人上书三辞，天子三次降诏不允，三人方才拜受王爵。各以诸侯之礼，着吉服，九冕旒，用诸侯銮仪，出警入跸，各于邺城、南阳、秣陵设祖庙，建王宫，祭告天地，登位称王。由此，这战火凄迷了近二十载的大汉，方才再次平息了战火，暂时露出了和平的曙光。
却说孙权称王后，并武都、陇西、汉阳、金城入秦州道，又以武威以西，张掖、酒泉等地设凉州道，如此大唐王国于东南西北两地共有十二道。
而后，又重各叙文臣武将功劳，予以进爵之赏，拜孙绍、张昭、周瑜为公爵，其余朱治、吕范、程普、吕布等为侯爵，凡此共有爵位在身者三四千人。一时间，举国上下都陷入欢喜之中。
孙权则是趁着文武重臣欢聚一堂的机会，召集侯爵以上者近数十人，又延请唐国有名望的学者数十人，请他们一起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以仁、义为出发点，本着治病救人、惩奸除恶的思想，参考孔子《礼记》，制定一部符合当世实际情况的礼法，兼具礼与法于一身。让礼法不在仅仅作为一种自我道德约束的手段，而是成为一种让大唐王国贵族共同遵守的规则，违者即会受到惩罚。
孙权高举复古大旗，欲以礼法治国，一下子占据了道义的至高点。大势之下，刚刚从封爵喜悦中惊醒过来的群臣，明知这是要给他们带上一层枷锁，却也不得不从。
历时大半年，参考大汉律法，又多次通过驿传快递，与唐国各地贵族们的多番计议，无数次的删改，大唐王国的礼法方成。
这一部《唐礼》，不仅仅是礼，从仁、义的角度，对贵族的行为有多番要求。也是一部微缩的汉律，从对错的角度，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予犯错的人以宽厚的处罚。当然，知错不改的则是例外，也会给予累加的处罚。
可能正是因为这是一部明文约束贵族行为的礼法，又是多方面参考大汉的律法，即使有少数人想要严格要求自己，但也害怕子孙不肖，触犯礼法，又或者君主如西汉皇帝般，把礼法当做找茬的工具，从而导致后世子孙爵位被废。是以《唐礼》虽然如《礼记》般对人的行为有诸般要求，却择其要旨，简约而不繁琐。也如汉律般法网恢恢，却是严而不酷，变为教育、惩戒相辅相成，多以罚金、鞭打、劳教等不致残、不轻易废爵的惩罚为主，只是对累教不改者从严，对十恶不赦者方才处以斩首的极刑。
《唐礼》一成，孙权即以明文通告天下，严令唐国上下大小贵族共同遵守。
其间，孙权又改中央主薄、长史、司直的三公制为内阁制，改长史为首相，正一品，主簿为副相，从一品，其等佐贰各按职位高低，与六曹掾史同为阁臣，为正二品。改六曹为六部，分别为吏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礼部，长官为尚书，尚书之下为侍郎，为正三品。改司直为左督御史，正一品，为都察院最高长官，其副职为右都御史，为从一品，其下级为佥都御史，有左右正副之分。新设的督查院，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是唐的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至于地方上，也是从州到郡县，或是设立相应的机构。
同时，孙权又改革军事机构，设立枢密院，最高长官由孙权亲自充任，其下设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共五都督府，其中的中军都督府为孙权直辖，是中央禁军精锐，又称为羽林都督府，驻地为吴郡。其余的四都督府则负责四个方向的对外防御与进攻。
却是孙权骨子里懒散，趁着战后难得的喘息机会，在原先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又经历了一番变动，终于小跑进入了内阁制时代，也把自己身上的担子甩掉了大半。
经过大半年的政治变动，孙权看如今唐国上下已经稳定下来，自己又能够分心他顾，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先前，孙权明明已经知道国内的政治治理，在向不好的方向走。国内大小士族，依仗着政治上的优势，正在不断压榨占据近半人口的佃农的财富。他却只能隐忍不发，因为他是君主，不能明面上偏帮，如果他偏向佃农，则势必会让士人不满，从而危及自身的统治。
所以，在正面战场上无法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孙权一边以拖待变，一边迂回转进，从礼法入手。待《唐礼》制定完毕，孙权即刻严令推行。又过了小半年，也就是建安六年初，孙权见《唐礼》已经站稳脚跟，当即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为借口，又再次召集数十学者，以《唐礼》为纲，制定一部唐律，以其为庶人制定的律法，庶人蒙昧，只知利害，不知礼节，故不能以士大夫的高标准，用道德来来约束庶人百姓，让他们遵守礼法，只能降低要求，只要让他们明白是非对错，不要轻易去触犯就行。是以要求以《唐礼》为其最高纲领和要求，重新修改汉律，凡是其中法律过严、过高、过重，一律降低，以《唐礼》为标准，务必要比这个标准低。这才是夫子所说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是以，等唐律一出，贵族士人官僚全都傻眼了，合着你孙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意思是，礼法过严过重，所以不能用在百姓身上，法律太过轻飘，是以不能处罚我们。
可他们却也只能心中发发牢骚，毕竟孙权是抗着‘仁义’的旗号行事，未曾偏离分毫，让他们反驳不得。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颁布政令是一回事，施行政令又是另一回事。凡是对我有利的，就按新法来。凡是对我不利的，都按老办法走。反正**大字不识一个，怎么解释还不是光凭我一张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