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了世间，是个男孩，华瑞风为他取名华益民。初当父亲的喜悦过后是深深的责任感，华瑞风想让儿子在上海接受好的教育，最好能读大学，这样儿子长大后就能像他的那些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同事们一样的知性睿智、风趣幽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英语，举手投足间充满了自信与骄傲。他想到了买房，他不能让他的孩子一个个都在出租屋里出生。玉妹的母亲从乡下出来帮忙坐月子，小小的房间里一下多出一张婴儿床和一张行军床，家里一下变得拥挤不堪，到处是奶瓶尿布，室内充斥着婴儿的哭闹声，和成年人哄孩子的歌声，没有经过玉妹收拾的房间变得混乱不已。华瑞风躲到晒台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想着一个个迎面而来的严峻的实际问题，他不想把孩子送到乡下给父母带；虽然父母一再承诺一定帮忙带好这个大孙子，但是他很清楚在乡下再怎么好也是条件有限。孩子留在上海，玉妹就不能外出工作，就必须在家做家庭妇女，虽然玉妹赚的不多，但是少了玉妹的一份收入，还要买房，他是否能撑起这个家庭。他迅速地在脑中盘算着这个小家庭的经济账，怎么算都觉得日子紧巴巴的，以后可能再也不能随便地看场电影、喝个咖啡，买件像样的衣服了。
一个月后他们带着新生的儿子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里。秦玉妹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开始了她一生的家庭妇女生涯。华瑞风更忙了，几乎每天都加班，就是不加班他也要读夜校，天天不到九点是不可能回家的。回家后也是稍稍逗一逗儿子就拿着报纸或者设计稿一看就到深夜。夫妻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简单的日常琐事，秦玉妹却不觉得孤独，如今的她眼里只有儿子，有儿万事足，她的世界里是儿子第一，丈夫第二，她自己第三。
华瑞风把所有的家庭经济压力转化为事业上的动力。他在夜校学完了大专的课程，工厂里有任何进修机会或者展示自己的机会，再苦再累他也从不放弃；他接近那些科班出生的大学生们，常常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喝咖啡。他投其所好地学会了交谊舞，常常和他们一起郊游、跳舞、去郊外骑马。为此他付出了很多的学费，但他一点不心疼，他的头脑很清醒，他要跟这些人学的是他们的专业技术，他们毕竟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而他几乎是半路出家的。华瑞风是善于学习的智者，三年后他几乎能和这些人平起平坐了，在每周的技术人员的例会上，他也有说话的份了，也能侃侃而谈了。他跟那些他本来无限羡慕的、需要仰视的同事们学会了太多的东西，跟事业有关的或者无关的，太多太多了。
第二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华瑞风已经升为工程师。他是破格被提升的，因为他的学历不够，起初提升工程师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他的那帮大学生好朋友们助了他一臂之力，大家一致觉得华瑞风虽然学历不够，但是后天努力，资质超群，实践经验相当丰富，他是实践高于理论的实践家。那一夜华瑞风一改他一贯的少年老成的稳重作风，和那帮朋友们喝了个酩酊大醉；大半夜的他在酒店里唱啊笑啊，发着有生以来的头一次酒疯，摔碎了酒店的杯碗盆碟，吓得服务员要报警，生生被他的一班朋友拦下，替他赔了酒店的杯碟钱，把烂醉如泥的他送回了家。第二天他的二儿子出生了，华瑞风依然不够清醒，躺在家里的床上头痛欲裂，直到从乡下赶来伺候月子的丈母娘把他唤醒；他才如梦初醒般的想起，他的老婆要生孩子了，他要第二次做父亲了。
去医院的路上，丈母娘冰冷着一张脸却不敢发作，她知道如今女儿和外孙们都依靠着这个男人，而且这个男人事业有成、前途无量。自己虽然没读过书，一辈子都呆在乡下，但是看了一辈子的人了，看人还是会看的，这个女婿是块好料，就希望他对自己女儿好点。为了表示对丈母娘的歉意也为了早点看到孩子，华瑞风替丈母娘和自己各叫了辆黄包车。到医院后他几乎不敢直视玉妹，然后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比歉意，不容任何人说话的，他就向她们汇报了自己被破格提升为工程师的好消息。看到玉妹苍白的脸上露出的真诚笑容，他心中略过一丝愧疚。他想：他是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她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大儿子了，有多久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顿饭了。但是这愧疚和歉意很快就消失了，他又想：我这么拼命，没日没夜地工作，不正是为了他们嘛，为了儿子可以在上海受教育，家里能住上大点的房子嘛。一周后他为二儿子取名华子民，他心中暗暗念念有词：益民、子民，你们长大后一定要读大学，爸爸一定会为你们提供最好的教育，只要你们有能力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