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ta Müller（1953——）
2009年获奖作家
有“toll”的词听起来很大度，甚至ajatolla也如此。类似的词都像“8形碱性面包”一样长，难道我每次都得跟售货员说出面包完整的名字？还有地铁中的面包广告：“年轻的新娘在答应‘是’时顾不上说话／因为她在忙着啃培西面包（Paech——Brot）。”我是否应该告诉面包店的售货员我多么喜欢“培西面包”这个词？培西面包以最简洁的形式表达出独裁专制下人们的遭遇。我在受审时秘密警察总是提醒我：别忘了你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当时的我不可能知道，他对我的折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表达，是柏林地铁的面包广告提示了我，培西面包（Pech-Brot倒霉面包）④，是能给这种长期的神经折磨找到的最准确词汇。我发现，“我吃过我的倒霉面包了”这句话，与乔治·塞姆朗的“家园即说出者”一样惊人地清澄明晰。这句话对描写独裁专制太有用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塞姆朗吃了他的倒霉面包，他才知道并非语言即家园，而是语言即说出的内容。”
那么，下面这个事例说出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在信箱旁遇到邻居女人，我们一起拾级而上。她开始抱怨每天夜里睡不好觉，因为她三岁的孩子总在夜里两三点钟，抱着布娃娃上她屋里来玩。“这真是恐怖，”她说，“恐怕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都想不出比这更残忍的办法。”她是教历史的。我是否应该告诉她，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可不想跟我玩什么布娃娃。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和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吕特格斯（Ruettgers）先生也作诗，叫做“要孩子不要印度人”，针对的是施罗德的客藉工人政策。施罗德主张招募印度人短期内来德国工作，三五年后限期离开。初来德国时，公司可以为他们租赁汽车，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新车。印度人应该因被德国需要而深感荣光。经过改良的印度人，在德国居留的三年间什么都经历过了：在办公室得到普遍的认同；在“我们德国”8形面包两个E音发的不好时，店里的人会为他耐心解释；或许，在傍晚时分的地铁和电车里，阳光明媚的加油站里，在山中和湖边，或者随便什么地方，都会心跳不已，因为他可能已经被德国光头党人宣布为不受德国法律保护的人。
吕特格斯的韵律是和施罗德对客籍工人的召唤唱反调，尽管施罗德先生明确规定了客人应该打包离开的时间。但吕特格斯先生知道：我们德国可是有先例的。客籍工人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放弃休息，在非工作时间打工赚钱。此外，我们招募他们是为了工作，但工作之余他们也要生活，会为了长期居留而努力，建立家庭，留在德国，生孩子。生下的孩子还是印度人，起码是一半的印度人。要发好Brezel的E音，把第一个拖长，第二个吞掉，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土耳其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德国政治家的一体化政策，并没有使土耳其少数民族在这个国家得到承认。多年以来，土耳其人在这里还是外国人，宽容些的德语礼貌地称他们为“准公民”，对生活在德国地域的土耳其人的不满还有所克制。我曾经解剖过“准公民”这个词。罗马尼亚把匈牙利、德国、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称为“共居民族”。这些民族在罗马尼亚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的甚至比罗马尼亚人的历史还要长。尽管我的家族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多年，但和其他非罗马尼亚人一样，永远只是“德裔少数民族”，是生在罗马尼亚人家乡的客人。秘密警察审问时提醒我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实在可笑，因为我们家曾经拥有很多土地，我外公本是大粮商，但他所有的财富都被国家没收了。秘密警察却以这个国家的名义来质询我。我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因为我的家庭被国家以法律的名义打劫了，作为“共居者”，成为罗马尼亚式好客游戏的皮球。三百年之后仍为客，这的确要归功于罗马尼亚。德国之于土耳其人也是一样，只不过在德国少了一层刁难。
鉴于德国土耳其人的例子，我们可以就印度人建议如下：对德国来说最好的是虚拟印度人，这个词当今可是很时尚。也许日本的玩具公司可以生产一种“拓麻歌子——虚拟印度人”，装在大纸箱里发货。使用说明书可以这样写：八小时之外不存在。下班后需喂养。冷藏保存。对工作充满热情。无须顾虑家庭生活。
德国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致力于“正常化”，以帮助战后一代面对纳粹灾难，但从未奏效。东西德合并后更是加快了正常化步伐，希望东西德人民平等相处，尽快消除极权统治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即便东德乡村的最后一条土街也铺上了柏油路，四十年管控的痕迹依然不会消失。能够正常化的是，西德人对新来的东德兄弟的德语腔不能说“在我们德国”。可以正常化的是，这种口音在买阿司匹林片时不用非得说他来自哪里，在买面包时也不必非得练习延长的E和吞掉的E。吕特格斯除了前面的诗作之外，也和其他政客一样讨论外国人一体化的问题。为了支持一下他的意图，我尝试给他提个建议，是个一句话的一体化计划书，叫做：“外乡口音融入德国8形面包的一体化”。这份计划书很具体，我认识相当多的人也许第一次相信，吕特格斯先生这回说的，也是他准备做的。
文学界也致力于正常化。一些文学评论家表达了对于整个德国主题的小说的期待，而不是之前的边缘化文学。他们坚持当代，好在德国题材的当代很有弹性，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以多年前的德国大事为题材的小说，不论战后、经济奇迹还是六八年题材，都不会被文学批评谴责题材太过老旧。因为东西德以前就同属一个国家，人们现在阅读时愿意认同这种关联。像我这样来自另一个国度的作家，虽然用德语写作，题材却不是德国本土的。对文学批评界来说，十二年前的历史就已经是陈旧了十年的过去。我的每本书都遇到这种情况：文学批评家比8形面包和阿司匹林售货员的表达方式更复杂些，但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他们也想在我的作品中听到当地口音，建议我停止对过去的诉说，写点德国的事。他们和多数人一样，认为只有对当下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化解过去。在吃饭的时候要看着德国面包，好忘记倒霉面包。如果这方子有效，我倒是不会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能使我如愿以偿。我越是观察德国，现在就越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我没的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有时我很想大声质问：你们知道什么是受伤吗？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控制下的人性荒芜，它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现眼前。东德人对此已经无话可说，西德人也已经听够了，但这个主题还是让我欲罢不能。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在这一点上，德国的面包广告倒是和我很一致：“年轻的新娘在答应‘是’时顾不上说话／因为她在忙着啃倒霉面包。”
（李贻琼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