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疯癫”摆到了莎士比亚手里；在早先基德的剧作中，它只是一个计谋；我们可以推想，观众到剧终时也只会把它理解为一个计谋。对莎士比亚来说，它够不上疯癫，但又不只是佯装。哈姆雷特的轻率、他重复的言语、他的双关语等并不是蓄意的佯装计划的组成部分。而是一种排泄情感的方式。对于剧中人物哈姆雷特来说，这种戏谑代表了在行动中得不到发泄的情感，而对剧作家来说，它代表了一种无法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情感。这种无法用实物加以表达、或者超过了实物的强烈感情，疯狂而暴戾，是每一个有感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毫无疑问，它是病理学家研究的课题。它常常发生在青春期：普通人让这样的感情睡去。或者调整他的感情以适应现实世界；艺术家则通过强化世界以达到自己情感水准的能力，使它们始终富有生机。拉法格的哈姆雷特是一个青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则不是，因而我们不能用这种办法来解释和原谅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一事实，即莎士比亚处理的是一个并非他力所能及的难题。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尝试是一个不可解的谜；我们也无法知道他是在什么经历的促使下，试图表达这种无法表达的可怕情感的。我们希望知道他是否读过蒙田的《为雷蒙·瑟朋辩》（第二卷第十二章）；如果他读过，又是在什么时候？在他经历了哪种个人经验之后，还是同时？最后，我们还必须知道某些原先假设为无法知道的东西，因为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认定它是一个超过了事实的经历。我们得理解某些莎士比亚本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王恩衷译）
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
乔伊斯先生的这部作品问世已相当久了，因而我们已没有必要再对它进行空泛的嘉许，或对它的贬损者进行规劝；另一方面，它问世还不够久，因而我们尚不可能对它的地位及重要性进行全面的估量。对于这样一本书，我们现在能有效从事的只是阐述它的某一尚未确定的方面——而它具有无数多个方面。我认为它是现时代所找到的借以表达自身的最重要的作品。它是一本我们都蒙受过恩惠，都无法回避的书。这是我下面要说的关于它的话的前提条件，但我不希望浪费读者的时间来听我细念我的颂文；它给了我全部我所期望得到的惊愕、愉快以及恐惧，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我读过的所有关于这部书的批评著作中，我觉得没有一本——如果我们根据其自身的情况将瓦雷里·拉尔博先生那篇有价值的论文除外的话，其实与其说它是一篇评论还不如说是一篇导言——能高度评价其与《奥德修》并行的方法的重要意义以及每个部分中对相应的适当的文体和象征的运用。然而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引人注意的首要的独特性；但它却一直被看做是一种逗人开心的计谋，或是作者为了构筑其现实主义故事而竖立起来的脚手架，而在竣工后的整个结构中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在我看来，奥尔丁顿先生几年前对《尤利西斯》的评论也是由于这一疏忽而归于失败的——但因为奥尔丁顿先生是在整本书问世之前进行评论的，所以相对那些在整本书问世之后尝试对它进行评论的人，他失败得更为体面。奥尔丁顿把乔伊斯看作一位骚乱的预言家；他哀叹达达主义即将洪水般泛滥，他的慧眼看出，只要这位魔法师的魔棒轻轻一触，这股洪流便会奔涌而出，当然，我觉得乔伊斯这部书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不相干的。一部伟大的书确实可能产生极坏的影响；而一部平庸的书最终可能是最有裨益的。下一代人需要对他们自己的灵魂负责；一个天才则要对其他天才负责，而不是对一工作室没受教育、未经训练的花花公子负责。然而，奥尔丁顿先生对低能者的深切关心，在我看来，还是带有某些关于乔伊斯作品本质的暗示，对这些暗示我是无法苟同的。他觉得这部书——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是对混乱的迎请，对种种变态、不完整感觉的表现，对现实的扭曲。但我最好还是引一下奥尔丁顿先生的原话，不然我也许是在撒谎。他说，“另外，我认为当乔伊斯先生以其杰出的才华来使我们对人类产生厌恶的时候，他是在做某种虚假的事情，是在诽谤人性。”这些话似乎有点像温文尔雅的萨克雷对斯威夫特的看法。“至于在道义方面，我觉到它简直就令人发指，不知廉耻、毫无人性、亵渎神灵：尽管这位教长崇高、伟大，我说我们还是应该把他轰走。”（这是针对贤马国之旅的结尾说的——我认为这是人类灵魂取得过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不错，后来萨克雷对斯威夫特做了一个人所能给予或接受的最高赞扬：“在我看来，他是如此伟大，想起他就像想起一座正在崩溃的帝国。”在他那个时代，奥尔丁顿先生几乎是同样的慷慨）。
是否有可能诽谤人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诽谤，后者是对除去其他人之外的某个人或某个集体的诽谤）这问题应该由哲学界来讨论；但毫无疑问，如果《尤利西斯》确是一种“诽谤”，那它就只能是一份伪造的文献、一件软弱无力的赝品，也决不会吸引奥尔丁顿先生片刻的注意。关于这一点我不希望再多说什么：有趣的是，当奥尔丁顿先生提及乔伊斯先生的“伟大而没有节制的天才”时，他是在虚设前提。
我想奥尔丁顿先生和我多多少少同意我们在原则上要得到什么，并且同意称之为古典主义。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我才选择在眼下这一问题上攻击奥尔丁顿先生。我们对我们要持什么相同意见，但不是对怎样获得它，或是当代文学创作在这方面显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趋势。我希望我们同意“古典主义”并非与“浪漫主义”相对的选择对象，不同于“把这帮流氓赶下去”讲坛上的那些政治党派，不是保守党就是自由党，不是共和党就是民主党，它是一切优秀文学——只要确实优秀的话——根据各自在区域和时间上的可能性，力争达到的一个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作家可以通过放弃手头上十分之九的材料，只挑选博物馆中木乃伊般的玩意儿来进行创作，而成为“古典的”——正像某些当代作家一样，如果有必要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就这一点说他们一些脏话（奥尔丁顿当然不是他们中的一个）。或者，一个作家可以通过尽量出色地处理手头上的材料，而成为具有古典倾向的作家。关于“古典”这个词之所以会产生混淆不清的现象，是因为人们非但将它用于文学，还将它用于各种利益、行为方式以及包含文学在内的社会所构成的整个复合体；而它在两种用法中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与创造艺术相比，在文学批评领域成为古典主义者较为容易，因为在进行批评时，你只须对自己需要什么负责，在进行创作时，你就要对你能够怎样处理那些你不得不接受的材料负责。我把作家本人的激情和感觉也包括在这种材料中，对这位作家来说，他自己的激情和感觉毫无疑问是他必须接受的材料——并非需要夸张的美德或减轻的邪恶。因而，关于乔伊斯先生的问题是：他处理了多少活的材料，以及他——作为艺术家，而不是立法者或劝诫者——是如何处理它们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乔伊斯先生对《奥德修》的并行性利用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具有相同于一项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以前从没人在这样一个基座上构造过小说：以前从来就没有这个必要。我把《尤利西斯》称作一部“小说”并非想虚设前提；如果你把它称作一部史诗也没关系。如果它不是一部小说，那只是因为小说已成为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因为小说——不是作为一种形式——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自我表现，它还没有完全失去形式，因而也不觉得需要一种更为缜密的东西。乔伊斯先生写过一部小说，名叫《肖像》；温德姆·路易斯先生写过一部小说，名叫《塔尔》。我认为他们俩都不会再写一部“小说”。小说已在福楼拜和詹姆斯那里结束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乔伊斯先生和路易斯先生“超越”了他们的时代，这样他们有意无意地对这种形式产生了不满，致使与那些聪明但尚未意识到它已过时的作家相比，他们的小说在形式上更不规整。
在使用神话，构造当代与古代之间的一种连续性并行结构的过程中，乔伊斯先生是在尝试一种新的方法，而其他人必定也会随后进行这种尝试。他们不是模仿者，就像一个科学家利用爱因斯坦的发现，从事自己独立、更为深入的研究一样。它只是一种控制的方式，一种构造秩序的方式，一种赋予庞大、无效、混乱的景象，即当代历史，以形状和意义的方式。它是一种已由叶芝先生勾勒出来的方式，我相信叶芝先生是当代首先意识到这一需要的人。它是一种靠占星图显示吉兆的方法。心理学（尽管有其自身的许多不足之处，也不管我们是以取笑的态度还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它）、人种学以及《金枝》共同发生作用，使得几年前都还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可以使用神话方法，而不只是叙述方法了。我真诚地相信，这是在使现代世界获得艺术可能性的方向向前迈进了一步，是在建立那种奥尔丁顿先生如此热烈渴望的秩序和形式的方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一个无法为此目的提供什么帮助的世界上，默默地掌握了自己的方法的那些人，才能帮助推动这一进步。
（王恩衷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