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称：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上，开创于五世纪后半叶，一直延续到八世纪中叶，虽几经荣枯兴衰而存在了三百年之久的“均田制”，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制度，它在下述两个方面值得人们重视。第一，这个土地法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井田制”以外，是第一个由国家政权颁布的全国性（按：北魏的“全国”虽然未涉及整个华夏地区，但隋唐统一了南北，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均田制”。当然，王莽的“王田制”也向全国推行了，故西嶋定生的“第一个”之说不够严密）土地立法。第二，这个土地法，影响了周围各民族，特别是日本（645年，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行班田收授之法），给它们的土地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其实，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农业是国家之本，农民的生存问题关系着国家经济基础的稳定。“均田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分到土地，生活有了保障；豪强失去土地，势力受到了削弱，国家的安定局面就此展开，历史也掀开新的一页。
“均田制”之所以能够推行，在于国家手中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在于推行了“三长制”和“租调制”与之配合。
不过，孝文帝没有解决民族融合问题。被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汉化了，留在北镇的鲜卑人却保持着鲜卑的旧俗。在边镇的鲜卑武装集团与洛阳的汉化鲜卑文官集团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最终爆发了六镇暴动，导致北魏分裂，终至灭亡。
时代背景
早在西汉时，司马迁撰述《史记》，就于其《货殖列传》中画出一条农牧分界线：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是以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地区。其实，秦汉时期“龙门、碣石”一线与长城线在相当长的区段相互重合。事实上，也可以说，秦汉长城是划分当时农耕区和畜牧区的界线。
这条线随着气候的大变化而移动。战国至秦时，气候普遍温暖，移民多由内地的中低纬度向西北的中高纬度地区迁移。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蒙恬北击匈奴，掠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区），设置郡县，是谓新秦中。《史记？平淮书》载：“徙贫民于关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在西北地区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徙民以实之”。这些移民到达一个新的地区后，仍然要从事农耕业，而温暖适宜的气候是这些农耕民族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
但自此以后，气候逐渐转冷。
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到：“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中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春还降霜雪，但冷的时间不长。当时，河南南部的橘和柑还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橘，已经不能结果实了，气候已比司马迁时寒冷……淮河忽然结冰……这种寒冷继续下来，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年—289年这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四月份降霜，估计那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今低1℃~2℃。”此外，北朝时贾思勰《齐民要术》记录黄河以北的桃花开的时间，比现在要晚十天到半个月。
东汉时期，由于气候变冷，水草枯竭，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相继内迁沿边诸郡。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成为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的地方。东汉初年，“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匈奴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比较《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中记录的北边敦煌、酒泉等19郡人口可知，这时东汉西北边境的人口较西汉减少了54.46%，其中朔方郡人口骤减94.25%。
当然，这期间，也有中原的政策作用。自东汉末以来，中原地区一度陷于战乱之中，人民大量死亡、流散，如王粲在《七哀诗》中所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荒芜，中原统治者只好招引边疆各族人民入塞，作为补充的劳动力。《晋书？外戚王恂传》中提到过：“太原诸郡亦以匈奴人、胡人为佃客，其者数千。”同时，中原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为了补充兵源而招引边疆各族人民入塞当兵，西晋初期，匈奴等边疆各族人口仍不断入塞，于是“北狄渐盛，中原乱矣”。
少数民族加速入主中原，则是在3世纪末期。这期间，极端寒冷和干燥的气候降临。前文说过，竺可桢研究称，公元280年—289年，天气非常寒冷。刘绍民的研究则发现，在281年—290年这十年间，一直持续干旱，在309年即晋怀帝永嘉三年达到灾难的顶峰。历史学家记述那时的“江、汉、河、洛”都干枯了，以致人们可以徒步涉过。
这加快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环境的压迫，北方少数民族为了拓展生存空间而加速南下，出现了所谓的“五胡乱华”。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永嘉南渡”。
永嘉（307年—313年）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永嘉时期，民族斗争非常惨烈。匈奴和羯族的首领刘曜、石勒等率领部众，残酷地屠杀汉人。永嘉四年（310年），刘曜在今河南东部攻下汉人坞堡一百余处；刘曜还攻陷洛阳，纵兵大肆屠杀焚掠，洛阳化为灰烬。同年，石勒在今湖北襄樊一带攻下坞堡三十余处。后又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击败晋军主力，晋军死者十余万人。晋朝的官民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就大量南逃，史称“永嘉南渡”。
“永嘉南渡”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原地区的人口南逃的极多，仅登录于官府户籍的，就约有70万人。据谭其骧（1911年—1992年）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和《简明中国移民史》载，“永嘉南渡”移民总数约计90余万，占当时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其实，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被控制在大地主手中，作为私家奴役的人口，未登于户籍。也有不少漂流不定的人口，叫作“浮浪人”，亦没有户籍。
中原汉族大量南迁，出现了南北分裂和对峙的历史格局。南北对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淝水之战”。
由氐族人于351年建立的前秦国先后灭掉前燕、代、前凉等割据国，统一了黄河流域。以后又于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汉中）、益（今四川成都）二州，将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汉水上游。前秦皇帝苻坚因此踌躇满志，欲图荡平偏安江南的东晋，统一南北。
公元383年，前秦与东晋在淝水（今安徽寿县瓦埠湖一带）展开决战。前秦失败，前秦军被歼和逃散的共有70多万。苻坚统一南北的希望彻底破灭，不仅如此，北方暂时统一的局面也随之解体，再次分裂成更多的地方民族政权。
“淝水之战”使得流落到南方的汉族中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此后隋唐等统一王朝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淝水之战”保住了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并使之从所谓“五胡乱华”后得到喘息和重新崛起的机会。
前秦之后，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北凉，统一北方，继前秦之后，又一次地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至此，终结了从西晋“八王之乱”起，北方长达150年的混战局面。
“太和改制”的直接诱因
拓跋焘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但是，他脾气暴躁，刑罚严酷，诛戮过多。
当时，拓跋焘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北方的长期统一。北方已经成为多民族混居的区域，各种文化观念并存，加上这是以前汉人长期统治的地区，世族大户依然存在，其统治基础并不牢固。公元428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后又以“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指名征调。如黄仁宇所言，“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的当差并兼人质”。公元450年，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一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焘的征用人才和文字狱已给华北汉人的巨家大室一个重大打击。二是南征，统一全国。拓跋焘想以华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刘宋。征兵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财在四十万和僧尼二十万的“四分借一，事息即还”。他攻江苏北部各城不下，仍进军长江北岸，最后则临水徘徊，仍无可施展，只好北撤。
拓跋焘北归后不久，被自己所宠幸的宦官所杀。之后，北魏面临着一系列中央政权（或曰宫廷）危机。
当时，拓跋焘极为宠幸一个名为宗爱的宦官。宗爱，生卒不详。《魏书？卷九十四？列传阉官第八十二》称“宗爱，不知其所由来，以罪为阉人，历碎职至中常侍”。
拓跋焘所立的太子拓跋晃及其手下一批官员，与宗爱关系不佳。宗爱就在拓跋焘面前诬陷太子及其手下人意图谋反。拓跋焘居然相信了，并下令清洗太子府，杀死了许多人。拓跋晃“以忧卒”。后来，拓跋焘知道太子是清白的，十分懊悔。
宗爱怕遭诛杀，在公元452年2月5日先下手为强，弑帝，后又设计捕杀左仆射兰延及秦王翰等人，拥立与其关系甚好的南安王拓跋余为帝，改元承平。拓跋余即位之后，任宗爱做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后来，拓跋余对宗爱逐渐不满，设法削夺其权力。宗爱十分气愤，遂于10月乘拓跋余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城东）黑夜祭祀祖先时，指使小黄门贾周等就地杀之。
宗爱诛杀拓跋余之事，虽然做得很隐秘，但不小心让一个名为刘尼的羽林郎中知道了。刘尼去报告了殿中尚书源贺。源贺与南部尚书陆丽等商议，决定杀宗爱，立皇孙——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即位，改元兴安，是为高宗文成皇帝。
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立冯贵人为皇后，即后来的文明冯太后。冯氏（442—490年），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汉人。冯皇后的父亲冯朗原是北燕王族，后来逃到内地，投降北魏。冯皇后在长安出生，因父亲得罪被杀，由姑母抚养教训。姑母是太武帝的昭仪，所以她是在宫里长大的。在立皇后之后，文成帝紧接着就立三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这个拓跋弘就是后来的献文帝。
拓跋弘文武全才，十二岁继位就显露出了超人的才能和魄力。他整顿内政，增强国力，四处征讨，致力于统一，俨然一副英明君主大有作为的架势。但是，在亲政五年以后，正当其统治事业进展顺利之际，他却突然将皇位让给了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对拓跋弘的这种异常举动，《魏书？显祖纪》和《北史？魏本纪》的解释是，拓跋弘热衷于老庄、佛图之学，因此看破红尘，“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而《魏书？天象志》却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
公元470年，相州刺史李忻贪赃枉法，被拓跋弘查获，判处死刑。李忻为了求生，告发了尚书李敷和弟李奕长期和冯太后通奸的阴私，拓跋弘大怒，处死了李敷和李奕。公元476年，北魏的第5位国君、年仅23岁的拓跋弘“崩于永安殿”。
拓跋焘的嫡系第四子孙、北魏的第6位国君，是拓跋宏，即孝文帝。他的亲生母亲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只有一位带有汉人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实际年龄在29岁到30岁之间，历史上简称“文明皇太后”的冯氏了。
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时的冯太后，已年过而立，无论才识、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比较成熟。
冯氏执政后，即开始变革北魏内政。因为，献文帝死后，政局又动荡起来，不仅如此，官吏贪残苛剥，民众反叛屡起，也使北魏统治面临潜在的威胁。为了北魏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太后恩威兼施，打造了一套宫闱班底：一是整顿吏治，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为贪赃被处极刑，长安镇将陈提等被罚徙边。一些为官清正廉洁者，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赏赐。二是清除政治威胁，如以谋叛罪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李惠的弟弟、儿子和妻子也同时被杀。三是笼络一批贤能之士，如王叡、李冲、拓跋丕、游明根、高闾等。由于培植起一个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团，冯太后的临朝专政取得了成功，所谓“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皇权稳固之后，冯氏面临的主要矛盾则是统治问题。当时，北魏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耕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小地主，从而“国之户口，少于私门”，“国弊家丰”；豪强宗族大量兼并土地和隐户，征税无着落；因为战乱逃亡，中原有不少无主耕地；中央政府手中掌握着一些土地。
一、坞堡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北魏统治者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在建立基层政权时，遇到了一个难以征服的势力，这就是遍布各州郡的汉族世家大族势力——坞堡。
坞堡，又称坞壁，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大约形成于王莽天凤年间。当时北方大饥，社会动荡不安，富豪之家为求自保，纷纷构筑坞堡营壁。
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曾下令摧毁坞堡，但禁之不能绝，由于西北边民常苦于羌患，百姓又自动组织自卫武力。
黄巾之乱后，坞堡驻有大批的部曲和家兵，成为故吏、宾客的避风港。史学家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认为：“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当时中原避难之人民……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
在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一些世家大族并未南逃，而是将宗族、部曲武装起来，修筑坞堡，缮制甲兵，割据一方。许多逃避战乱的农民相率投奔他们。他们乘机侵占田地，封锢山泽，隐瞒人口。一家世家大族往往拥有数百家、数千家至上万家佃客或部曲。这些部曲或佃客是世家大族的“苞荫户”，世家大族则被称作苞荫户的宗主（势力较大的宗主被称为坞主或壁帅）。
北魏政权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就承认了坞堡的合法性。并且以宗主对于苞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是就形成“宗主督护制”。
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势势力。宗主控制下的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国家不得征调。苞荫户成为宗主的私家人口，国家不得干预。
北魏承认坞堡的合法性，只是为巩固初建立的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对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调发都极为不利。
北魏时，拓跋孚为冀州刺史。“州人张孟都、张洪建、马潘、崔独怜、张叔绪、崔丑、张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堡林野，不臣王命”，就是地方上的割据势力。梁人萧景明说：“江北伧楚，各据坞堡。”可以说，当时的北中国，就是宗族坞堡地主统治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