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西汉政府开始同匈奴作战，此后“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赉，居者送，中外骚扰相举”，西汉同匈奴的战争消耗了西汉政府巨大的国民财富。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为加强北方防御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反击匈奴有功受到皇帝赏赐，得“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战争中“军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到了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西汉政府已经处于“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的状况。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赐降汉之匈奴浑邪王及其部属“凡百余巨万”。而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当卫青、霍去病受赏赐时，政府的国库已经“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开始拓展疆域，派张骞三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之久；第二次出使印度；第三次招抚中亚诸国，拜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万数、金币绢帛数千巨万。从此中国通往西域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西汉开始与西域诸国建交通商，每年使臣不绝于途，送往迎来，所费巨万。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和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先后修建和扩建昆明池。按照古代学者的基本记载，汉武帝所建的昆明池周长达到40里，面积332或320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队2005年的考古结论是：“通过钻探和测量，得知昆明池遗址大体位于斗门镇、石匣口村、万村和南丰村之间，其范围东西约4.25千米、南北约5.69千米，周长约17.6千米，面积约16.6平方千米。”
此外，汉武帝在生活上非常骄奢。建造上林苑，供其狩猎，绵延数百里。多娶好女，至数千人，置于后宫。由于宫女增多，缝衣工人多达数千人，岁费数巨万；制作金银器，每年各用五百万；三宫和东西织室，所费各五千万；御马由百匹扩大到万匹。他崇信神仙方术，建通天台、神明台、明光台，号称千门万户；还爱巡游（多达20余次），足迹遍布长江以北各郡县；所过赏赐，用帛一百余万匹，金钱以巨万计。赵云旗：《从秦到清财政史探秘》，《经济参考报》2008年12月19日。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西汉政府在财政制度方面进行了变革，币制改革便是其中的一项。汉武帝把铸币大权收归中央，由专门的铸币机构负责铸五铢钱，对私铸钱币者处以极刑。另外，西汉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减轻财政负担，还采取了盐铁官营的措施（当今学者对此批评颇多。实际上，封建社会以来，山川河流等农耕地以来的区域，按照惯例属于“王有”或封君贵族实际占有。西汉距离封建社会不远，自然认为这些资源属于皇室所有，盐铁官营顺理成章）。此外，汉武帝还采纳了桑弘羊的主张，推行均输平准政策，以调剂运输、平衡物价。设均输官，负责征发、输送租赋财物；设平准官，负责官营商业。这一措施进一步减损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使国库获得了巨额收益。据史书记载，推行均输平准以后，皇帝的赏赐、战争的费用“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
汉武帝晚年，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诏反思自己，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也表达了汉武帝对自己深刻的反省，国家也渐渐稳定下来，使汉武帝虽有亡秦之失却无亡秦之祸。
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约前87年—前49年），西汉处于稳定发展阶段。汉昭帝8岁即位，由霍光辅政，继续实行汉武帝后期以来的政策，多次下诏赈贷农民，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汉宣帝即位后，更着力整顿吏治，推行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的措施，使社会生产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政治又出现新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但是，所谓的“中兴”是短暂的。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还举办过一次著名的朝野代表会议，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充分反映汉武帝之后社会与财经问题的严重程度。
到王莽时，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
西汉末年不仅面临财政危机，社会危机也非常严重。这一点，当政者也是心知肚明的。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汉宣帝有8次，汉元帝有13次，汉成帝又有12次。公元前19年，汉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可见，王莽时期，西汉的危机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地步，此时王莽改制也是为了解决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
王莽土地制度变革的内容
公元9年，王莽颁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汉书》卷99《王莽传》。
1978年安徽阜阳万庄出土，现藏阜阳博物馆。镜中区饰铭文带一周，内容为：“刘氏去，王氏持，天下安宁。乐可喜，井田平，贫广其志。”
“王田”制的实行，揭开了王莽托古改制的序幕。其后他又推行币制变革、五均六筦改制措施，力图稳定政权，革除西汉末期的弊政。
王莽的设想，一般被认为是要恢复井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法令之所以规定以不超过900亩（一井）为限，是取法孟子所描绘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井田古制。
除了土地变革，王莽还推行了其他一系列的变革措施：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实行“五均六筦”，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变革币制；变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但经过几年，到了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中郎将区博提议，井田制废之已久，不可复行，现在“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王莽也发现王田制实行起来困难，于是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这就正式宣告王田制废止，变革失败。其他变革措施，也先后宣告失败。
王莽土地制度变革失败缘由检讨
现今看来，“王田制”也并非不能实施，也不一定是空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汉斯教授就说过，王莽是一个“改造派”，王莽的土地制度变革“用意良好”，开辟了北魏隋唐均田制的先河，“是均田制的前身”；因“不可行”而失败。
“王田制”的失败，首先在于它没有充分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现有的史料没有与王田制相关的具体细节，但我们知道一项整体性的数据。《汉书》卷28《地理志》第八下说，定垦田有8270536顷，民12233062户，口59594978人（平均每户4.87人）。旧制一顷等于100亩，若可耕地为827053600亩，则平均每户约可分得67.6亩，每人约可分得13.9亩（注意，汉朝的亩制比现在小。当时的100亩，约合今制30亩）。也就是说，若王田制真的彻底施行，也做不到“一夫一妇田百亩”的理想，预期应当受益的人并没有得到制度变革的好处。
其次，制度变革的成败系于变革成本的高低。任何的变革都具有财富或资源重新分配的含义，必然有一些人会受益而另一些人会受害。于是，预期自己将会是受害者必然有所反扑；而且，当他们预期的受害程度愈大时，其反扑力量愈强，变革的阻力也就愈大。不用说，王莽想要改变现有土地占有状态，严禁土地买卖，损害了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和拥有部分土地的自耕农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反对。如黄仁宇所言：“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所以，王田制实施后，据《王莽传》说：“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这些地主中有些是政府权要，自然集结起来反对。
第三，王莽改制，直接损害了农夫的利益。如果王莽真的想改变“土地兼并”的局面，维护农夫的利益，应该减税才是。可是，“王田制”的实行，把土地税由汉朝的三十税一变成十税一，从而将国家的田赋收入增加了两倍。不仅对土地要征什一之税，对百姓从事的各项经营活动，王莽都对其实行什一而征：“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即规定上述各种经营活动，都要把其所获利润的十分之一交给国家。所以，有学者认为，王莽的整个变革就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再检讨王莽其他的变革措施，不难发现，他的整个改制缺乏规划。变革应当是减少交易成本，如欧元就是减少欧盟国家交易成本的一种好的创举；与欧元举措相反，王莽将币制搞得非常复杂。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变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
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落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变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此外，内忧未解，再添边患。汉宣帝以后，汉匈关系是友好的，边区生产发展，一派和平繁荣景象。虽然呼韩邪单于穷团来降，汉王朝仍把匈奴作为对等的大国尊重。汉给予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于玺”。其下面诸王，文字是“汉某某王章”，表示待单于以客礼而不作为臣属。王莽降低四夷君王的地位，把称“王”的四夷君长都更改为“侯”。又把汉授予的“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四夷”不甘心被降低地位，相继侵扰边境，王莽被迫发兵征讨，结果劳民伤财，民生更为痛苦，内乱也就乘时而起。
雪上加霜的是，王莽新朝还遭遇了气候变化问题。公元前后，中国气候向较冷转变，气候又冷又干燥，全国到处是饥荒。从公元11年起，蝗灾、旱灾、黄河决口、饥荒，连年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甚至王莽在诏书中也不得不自责：“即位以来，阴阳未和，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
从总体上看，王莽的政策是以重赋于小农和小工商者为基础的。由于不堪忍受重税的剥削，很多小农不得不离家流亡，小工商业者也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经济几乎陷于瘫痪的境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大大受损。可以说，社会各阶层在这次改制中实现了多输。所以，王莽的改制不仅没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