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鲁国农民既要无偿耕种公田，提供劳役地租，又要把自己“私田”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实物税上缴，相当于承担了双份田税，负担自然是加重了。
那么，哀公的“用田赋”该如何解释呢？在古代，“赋”与“税”有别，“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汉书？刑法志》）。当时的“税”是地租，“赋”是军役。赋的原初性质大约是若干户战时出车马若干、士卒若干。“用田赋”就是“案田而赋”，以亩的单位代替户的单位。“税亩”是增加税收，“用田赋”是要增加赋出。可见，这是一脉相承的土地制度变革。
按照解释《春秋》的典籍《谷梁传》和《公羊传》的描述，“初税亩”是废除“什一而籍”的助耕制，实行按亩征税，过去只在公田上按十分之一征税，现在公田和私田一律收“税”，“履其余亩，复收其一”（“履”，即勘量土地），由十分之一变为十分之二。这在客观上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
当公田和私田都计税，封建时代领主与农民的人身联系愈加脱离，使得土地商品化成为可能。“初税亩”和“用田赋”促进了封建崩坏加速进行。
郑国：“作封洫”与“作丘赋”
郑国是西周后期兴起的一个小国，建都于今河南新郑。春秋初年，郑庄公（公元前743年—前701年在位）曾辅佐周天子，称霸诸侯。郑庄公去世之后，国难不断，自郑昭公以后，国君相继被弑，内乱不息，国势一蹶不振；至春秋中晚期，又屡遭晋、楚的反复蹂躏，“国境之上，无岁不是晋楚两家问罪之师。”郑克堂：《子产评传》第12页。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
要改变这种局面，唯有推行变革。但是，变革谈何容易。据《左传》记载，在春秋中期，郑国的执政子驷与子国（子产之父）、子孔、子耳一起制定了“为田洫”的整顿田界的政策，触怒了贵族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以及尉氏。因为“为田洫”使这些贵族丧失了不少土地，这些贵族在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63年）攻杀了子驷、子国、子耳，劫持了郑简公。
子产执政后，总结了前辈的教训，为了顺利推行土地变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子产的土地变革，有一套完整的操作体系。
子产土地变革措施，即“作封洫”，就是变革田亩制度，它的主要内容是挖掘沟渠，整编田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私田因而合法化，但仍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私有”概念），按田亩征收税赋，取消土地定期分配的井田制。
与“作封洫”配套的是“作丘赋”政策。“丘赋”可能是指军赋。在旧的井田制度下，土地定期分配使用，每个劳力大体上耕种差不多同样多的土地；相应地，旧的军赋规定服军役的人自己置备军需用品。“作封洫”以后，井田制瓦解了，因此军赋形式也不得不改变。“作丘赋”就是把军赋改为按丘计算分派，由新的土地私有主负担。
还有一项配套措施是“铸刑书”。刑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大致是鼓励开垦荒地，新开垦的荒地属开垦者私有，不准他人任意侵占，国家的军赋，按丘、按亩向土地私有者征收等。”周干：《子产》第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可见，刑书旨在巩固此前的土地制度变革成果，把子产推行的新法赋予法律的强制性。
其次，在策略上，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1）安抚公族强宗，避其锋芒。子产的国氏公族虽列“七穆”（注：七穆指郑穆公后裔子展、子西、子产、伯有、子太叔、子石、伯石，是掌握郑国政权的世卿），但是国氏的势力并不是很强大，所以子产初掌国政的时候，并不直接触及其利益，而是讨好他们，避其锋芒。例如，子产贿赂伯石，又任命他为卿，显然是为了讨好丰氏公族；而在公孙黑（子皙）与公孙楚（子南）的争端中，明明是公孙黑强夺人爱，属于“非礼”，但子产为了免于得罪子皙所在强宗驷氏公族，只得隐忍不发，先“放子南”，好像是“葫芦僧判葫芦案”，待子皙众叛亲离之后，子产才历数其罪而诛之。
（2）结政治盟友。子皮的驷氏家族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公族，是子产的政治盟友。“作封洫”的法令颁布后，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公族丰卷（子张，丰氏，七穆之一）最有意见，他借祭祀祖先之名，迫使子产准许他出去猎取新鲜的野味作祭品，旨在挑衅。针对丰卷“请田”的要求，子产严词拒绝：“唯君用鲜，众给而已”。丰卷于是“退而征役”，企图率家兵攻打子产。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子产的盟友子皮发兵打败了丰卷，丰卷亡命晋国，子产化险为夷，变革亦免于流产。
（3）不毁乡校。庶民聚在乡校里议论执政的得失，乃早期民主制度的遗俗。子产推行土地制度变革之后，“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若之何毁之？’”
毫无疑问，新政推行之初，人们未必能够认识到其好处。的确，“作封洫”不仅损害了贵族阶层的利益，也损害了一些下层庶民的短期利益。原来，一部分农夫自己开垦了一些私田，这些私田原来都不征税的。就在“作封洫”新法颁布实施一年后，一首《舆人诵》的歌谣流传在郑国民众中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可见，那时的老百姓恨子产入骨。
然而，子产并没有对此予以打击，不像周厉王那样采取对抗性的、压迫性的措施，而是放任庶民的言论攻击。
果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土地制度调动了种田人的积极性，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一些持反对态度的贵族不但没有减少收入，反而增加了许多，许多平民和奴隶获得了土地，很快成为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总之，大家都得到了实惠。于是又有一首《舆人诵》开始传唱：“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首《舆人诵》距前面那首《舆人诵》已有三年时间，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民众对子产的感情由恶毒的诅咒变为热情的颂扬。
作为同时代人，孔子给予子产极高的评价：“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民为忠臣，于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左丘明在《左传》中，亦为子产倾注大量笔墨。有人说：“《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出色写一子产，中间出色写晋文公、悼公、秦穆、楚庄数人而已。”“《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
子产去世2000多年后的清代，一些人对子产的评价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清初著名史学家王源，将子产推为“春秋第一人”：“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子产为春秋第一人。”另一位学者李元度更是认为，子产之德过于管仲，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过是以管仲、乐毅自况，不敢比拟子产。“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指左丘明）心折之第一人。”
晋国：“作爰田”
从历史记载看，晋国的土地制度变革，始于一场外交变故。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与晋国是两个相邻的强国。秦穆公当政的时候，向晋献公请求联姻，晋献公把大女儿伯姬嫁给了他。后来，这被称为“秦晋之好”，并逐渐发展为成语，泛指联姻。
后来，晋国发生内乱，太子申生被杀死，晋献公的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分别逃往他国避难。夷吾许诺以割让河东五城作为条件，换取秦穆公支持他当王。
晋献公死后，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夷吾于公元前650年顺利继承了王位，称为晋惠公。然而，夷吾不仅不履行与秦国的献城承诺，而且三番五次在秦国边境进行挑衅。
晋惠公四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请求秦国卖给一些粮食。秦穆公不计前嫌，派了大量的船只运载粮食，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至晋都绛，沿渭河入黄河转汾河再转浍河，运粮的船络绎不绝，称之为“泛舟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