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那天早上，本来已经戒严了，她离开宽银幕电影院以后，硬是闯过了两三道决死纵队把守的戒严线，就说是“找儿子要他回家”，年轻工人们也没有硬挡她。她就是这样赶到学校的。她没有见着魏孝端。魏孝端的门上锁着锁。看来红联站每有重大举动也是要把牛鬼蛇神们关禁闭的，免得误事。
出是出不去了，她只得进楼去找儿子。就是在此时此刻她对事态的严重性也没有丝毫的认识和准备。她没有看见周奇。此时她忽然想起了那两棵梅树。她觉得它们没有人照应，自己应该去看看了。她又从楼里转出来。当她站到一死一活两棵梅树跟前时，心里还是不免有些悲伤……她看着另一株枝干挺拔的白梅树，心里稍稍愉快些。她想今年又有枝子插花瓶了。“唉，老杨呀——”她顺手把白梅树上的纸屑杂物收拾了收拾，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操场。她再次转回大楼。她和周奇俩在大楼里简直就跟玩开了捉迷藏一样。她在一楼找，周奇在三楼转；周奇在四楼转，她又在三楼找……决死纵队冲进大楼后，她也和其他人一样被撵了出去，可是周奇没有回来……事后，她也一直没有看到儿子的尸体。据说周奇的尸体已经被那两辆汽车挤得不成样子，都成了烂泥了。以后，周武兰就再也没有说过话，成天精神恍惚，不知所措……就在邹家斌被人扶着回到二条五号以后，她才看着半身不遂的丈夫叫了一声“小奇——”，然后就放声大哭。
……说起邹家斌来，他是被吓瘫的。学习班里要清理阶级队伍，凡是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的那都要重新登记接受审查。气氛搞得挺紧张，人心惶惶个个自危。邹家斌是个老实人，天生胆小怕事，他想这回肯定要查到自己了，到时候……有一天中午吃饭时，他吃着吃着就感觉自己的手脚渐渐不听使唤了，麻木了，他心头一惊，一下子就从凳子上蹿了下去……等他醒来，已经是左半身瘫痪了。他被送了回来……从此，周武兰嘴里天天只喊着周奇的小名，其它的一切都不管不问。这回她是彻底的疯了。无药可治。
李豫生入了党。9月8号那天是文震让他找几个不相干的人到煤山上来执行任务的。他自然就想到了那几个四川姑娘。9月9号早晨就是这几个女子开得枪。事前周武翔对此毫不知情，文震也没有告诉他。事后，李豫生马上就把她们打发回四川老家了……李豫生是十月一号国庆节入得党。可是没过多久文震就调走了，又来了一个新司令新主任。这位新来的核心小组组长刚一到任，就把杨成孝抓了。到了11月份，秘书办通知李豫生让他们全家到雁北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去了……走时，王庆霞哭哭啼啼的。
邵率滨也被抓了。那一天他没有跑。
九·九事件后，山西歌剧院山大山医的红联站成员为了记念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烈士，自排自演了一部大型歌剧，剧名就叫《太行红旗颂》。主要正面人物的原型就是向亦谭和解湘萍。其实剧中的那些歌曲也无非就是把语录歌和当时能唱的革命歌曲串联起来罢了。后来他们还搞了一个大型彩车，计划在国庆游行的时候开上街头。装向亦谭和解湘萍的那两个演员站在彩车的最上方，打扮得就像洪常青和吴琼花一样……结果，彩排的那天不知道是什么人把这辆车给拆了。
邹聪莉也没能去参加国庆游行……半萍下乡插队去了，解家就剩下丽萍一个人留城。
参事室十二月中旬接到命令，对全体参事包括他们的家属一律实行战略疏散，到晋南去……等到他们走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那天寒风凛冽，漫天飞雪。上午开了公判大会，把杨成孝给枪毙了。邵率滨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杨秋华没有来送父母。她怀孕了。她怕父亲看见……她没有入了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家庭问题，但人家说她隶属单位和组织关系不明。她又回了晋钢……不久，王殿芳的病情就加重了，后来还是由周武翔陪着去了北京。不过，此时的周武翔已经是靠边站了……后来，王殿芳死后，他才把在长治老家的那个小脚女人接了出来……
……那天运送参事们南下的火车是晚上十点钟开。杨忠奎一家八点钟就赶到车站去集合。在车站克华看到一张《山西一九六九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的传单，底下没有署名是哪个组织印发的。这是一张像图表一样的东西，上面记得都是这一年来所发生的武斗事件……对这些克华都很熟悉。看着这张传单，克华突然想起了年初父亲被关押那天，他看到的那个遍体鳞伤的尸体，检举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还有那个系着花格格围巾的晋南少女……此时他没有看到每天都在天空中飞鸣的那几只灰鸽子，只是呆呆地看着眼前这条风雪弥漫中的长长的迎泽大街……
他们上了车以后才发现火车上每扇车窗都用报纸给糊了起来，严严实实的，谁也看不到外头。参事和家属们都挤在一节车厢里。车上还坐着几名军人。车厢里鸦雀无声……
车开后不一会儿，大家透过车窗纸看到一点点火光渐渐地由小到大，由弱而强……远处好像有一簇火堆，同时也传过来一个女人忽高忽低悲悲切切的哭喊声：
“小（少）奇！——少（小）奇！——”
杨忠奎知道，这是周武兰在哭喊。自从儿子周奇死后，她每天都穿着一件白绸旗袍早出晚归。有人问她，她就说是出去找小奇……有时她整天整夜不回家。她每次出门时都要挟上整沓整沓的纸，有大字报残片，也有写满了字的稿纸……有人看见她就是用这些纸来为自己烤火取暖的……
火光越来越近了，哭声也越来越高了……透过车窗纸，杨忠奎看到有一个像小树一样的人影站在一个火堆旁……烈焰升腾，纸花飞舞……突然，杨忠奎想起了老家，想起了周家院子里的那株白梅树，想起了白梅灵的传说……他没有见过十中的那株白梅树，他也并不知道这棵白梅树此时正开得蓬蓬勃勃，芳香四溢呢……此刻他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出来，也不允许他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甚至连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勇气和胆量都没有……他的辛酸和委屈随着兰子的一声声哭喊也一阵阵涌动。他也想哭。脸颊上一阵阵难忍地抽搐着。泪水盈眶，只是勉强忍住罢了……
“小（少）奇！——少（小）奇！——”
周武兰的呼喊伴着哭声，人们也听不清她是在叫小奇，还是在叫少奇……
“少奇！——小奇！——”
叫声悲惨，凄厉，震人耳鼓，撼人心魄。行人为之叹息，妇孺为之落泪……
这叫声悲愤哀怨，绵长不绝，就像一声声尖啸的风哨，又像一个个幽灵的挽歌，久久回荡在这风雪交加的夜空。
一九九五年春节
二零零二年暑假
二零零三年九月初版
二零零四年三月修改
我该怎么办
——致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贵方有关《六九年》不予出版的答复我已知晓，对此，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旧式老人家庭，一出门便又迅即淹没在新式人群之中，巨大的反差和对比，使我当时举目无亲，不知所措，真不知道该怎样举手投足，放言述意，时至今日回想起那时的卑贱尴尬，不伦不类来，还历历在目，疾首痛心。现在我已渐近暮年，每每往事萦怀，不免动起笔来。谁想意到笔随，竟也拉杂成文，否则，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这部书源自于我的少年时代，思之于青年和中年时期，成书于世纪之交。我曾经历一个满目凶悍、满耳荒诞、依附挣扎的时代，现又身处一个人性渐始复苏、渴望自由、摆脱单一却又屡屡受挫、想入主流而又被挤抛的时代，是一个想自由选择而又禁锢如常的时代。用一种文体牵制和束缚整整一个民族，不管它是多么荒唐，多么有悖崇高，却又使那么多的人心甘情愿地去依附它，敬奉它，效仿它，并为之安身立命，沉浮荣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精神思想和文化进步史上的一大独特奇观，绝无仅有。我的青壮年和周武兰（书中人物）的中年一样，在外力的压迫下毫无热情的去追求唯一的即定理想，不但没得到任何指引和温暖，反而受尽耻辱，心身俱废，到头来不得不对其产生深深的怨恨和绝望，最后还是我炒了它的鱿鱼！于今，我在思想上远远不合主旋律之节拍，政治上早已划为异端，社会生活中又归属另类，早年的生命历程又一次重演……事已至此，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此书尽管属少数人“报告”，但不作表达愧对今生，也难以面对几多同侪，否则，我该怎么办？
再者，我又与杨忠奎、周奇、魏孝端（书中人物）等人一样，心中常年有所思有所想，又往往因为庸人自扰，瞻前虑后，似有机缘，却又每每失之交臂……长夜难眠，望天哀叹，真正是于心不甘。我如此，别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理想的社会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现实的男女两性又将以何种面目直面后世？从自身经历，推而广之，以人为本，何为对人的终极关怀？这又该如何回答？因此，我才不得不将长期所思凝于笔端，述于经历，托于人物，附于情节，否则，我该怎么办？
文革中，亲朋邻友死伤恩仇，别人能忘记，我忘不了。那些性压抑者、窥视者、整人者、杀人者、被整者、身残者、惨死者，那些荒唐的派性纠葛，那些惨烈的青春践踏……他们的音容形貌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他们的哭诉哀怨也一直在我耳际间轰响。几十年来，我夜不能安寐，昼不能安心。我的良心、我的责任、我的义务已经不允许我放弃、逃避，否则，我该怎么办？
文革的最强音是什么？六九年的最强音是什么？三十多年后一个声音越来越响亮，那就是少奇！少奇！这已经超出了党派政治的范畴，把他放到了全人类广阔的领域里去哀思、去象征、去解读。小说结尾是一个母亲悲惨、绝望的呼喊，其实这不正是民族母亲对一个个普普通通蒙冤受屈横遭不测的儿女们的长久等待和痛心呼唤吗？这不也正是对文革的一个最具有人性的总结吗？否则，我不把这一点得之于文革后几十年经历的感悟和反思表述出来，为无数的普普通通的人洗冤正名，那么我该怎么办？
写这本书，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抑或无病呻吟，摇尾乞怜，实实在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近处不能出版，我该怎么办？如果贵校也不出版，那我又该怎么办？
情激言切，多有不敬，还望一笑。谢谢！
即颂编安！
宋建中（笔名大中）
2002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