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司的形象已经不仅仅留在用户当中，它还迅速地扩展到整个国家。事实证明，用“联想”两字取代原来那个冗长的名字是个英明决定。不过，它之所以突然响亮起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由陈惠湘领导的公关部认识到，将广告词改得空泛、夸张、富有激情、想像力和煽动性，也许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岁月毕竟已经解开人们的精神枷锁，创造性和想像力正在成为一种巨大的潜流，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涌来涌去，只待遇到合适的契机，就会喷薄而出。陈惠湘当时说了一句豪迈、煽情和富有诗意的话，至今仍在公司回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他是想把“联想”这两个字的一般含义和公司的品牌融而为一。
借助于中国文字几千年的积淀，鼓舞人们对现代意识的向往。这迎合了正在兴起的华而不实的风尚，也与那时候整个社会潜藏着的野心相吻合。陈是一个热情、多变，无法忍受约束的青年，也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他的灵感显然来自多年被压抑和被隔绝的经历。他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小说里说起过那一段经历：他曾在国家电子工业部一家直属工厂工作。工厂位于北京东郊一个叫“大山子”的地方。就像那时候我们国家所有军工企业一样，这家工厂也是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院子被高大的墙包围着，门口没有招牌，只有站岗的军人。
“围墙两侧还有数十门蒙有防护袋的高射炮，从街上很容易看到那些直指云天的炮管。”院子里有6家企业，聚集着一万多名职工，人人循规蹈矩，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生机勃勃形成对照。大约就是在1988年，隔着围墙的另一侧，一家新的工厂开始兴建，那是与日本人合资的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于是这个大院子不再平静，几乎天天有人辞职跑到街对面去。陈在厂里的一次会议上大放厥词：“我们根本不是在办企业，而是办劳改农场。因为我们的企业连姓名都没有，”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厂房楼顶也像松下那样竖起广告招牌，为什么不把临街的围墙打开，让用户自由出入？”其实那时候中国人中十之八九都有类似的冲动，而且变着法地把自己的情感和渴望融入谋生的手段中。有些情节证明，“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句话并非陈惠湘独创，其中精髓曾在公关部酝酿多日。根据当日公关部经理郭为的叙述，此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安子介。安在香港是个相当著名的人物，知道这家公司以“联想”命名，大为赞赏。他说：“联想是人类一切科学艺术之源。”
郭还记得：“安子介是从《辞海》中把这句话挑出来的。”但是郭的记忆显然有误，因为《辞海》中“联想”的词条下并无此说，而只是解释，联想的意思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看来《辞海》还真说中了当日公关部员工的精神状态。他们希望能把安子介的这句话写在计划中的广告里。那时候公司还没有聘请广告公司的习惯，所有广告都是出自公关部之手。他们请来电影学院一个名叫郝建的编剧和浙江美术学院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大家坐在一起构思公司历史上的第一个影视广告，全都特别投入。有人说，“联想是人类一切科学艺术之源”这话虽好，却缺少浪漫气息，没有诗意，不能朗朗上口。于是大家把这话颠过来倒过去地品味其中含义，直到陈惠湘说出“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人人叫好。公关部被浪漫和激情包围着，气氛异常。当时广告人员深受主流学派的影响，确信广告内容不可空泛，尤其不可少了那些“基本要素”。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中国的广告都是以务实的面貌出现。
这一年里联想广告散布在25家报纸和6家电视台，还制作了8万份“产品介绍”、5万本广告册、2万幅招贴画、1万本挂历、5000枚“纪念封”，公司为此花了2253900元，可以说每一分钱都砸在实实在在的内容上。现在不同了，在一番精心包装之后，公司首创了以浪漫和诗意代替务实内容的广告风格。它不像以往的广告那么刻板，缺少活力；同时又很庄严，不像后来的广告那么花哨铺张。
最后定型的广告片长30秒钟。这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一个黑猩猩为主角。它由远而近向观众走来，在旋转360度之后，做出罗丹的著名雕塑“思想者”的姿态。一轮明月栩栩生辉，与黑暗的星空形成对照。耳畔响起交响乐的旋律，雄壮婉转，充满激情和遐想。就在这时，屏幕上出现一个窗户，一行字从里面飘出：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公司耗资3.5万元制作这个广告片，又花26万元购买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后的黄金时段。几星期后移师中央电视台，以每秒钟166.66元的价格买下《新闻联播》后面的30秒钟，让2亿人每天都能看到这句话。它没有包含广告的那些基本要素，比如产品的性能和价格。让所有的广告公司感到意外的是，它居然大获成功。根据公司1991年的一次调查，有12.6%的用户是通过这则广告知道联想集团的，有7.6%的用户认为这则广告对他们购买联想产品产生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最有意思的事情莫过于，一句广告词能够成为整个国家的流行语，脍炙人口，甚至演变成一种信念，这在此前和此后中国广告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案例。
席卷全球的“黑色风暴”
1991年秋天柳传志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有个演讲。他宣布英特尔公司正在不断增加联想的芯片份额，“在中国国内，他们选了一家芯片的总代理，就是我们。”这是真的。不过，他刚刚在香港经历了一场炼狱般的生活，其罪魁祸首也正是这家英特尔公司。对全世界的电脑产业来说，1991年是悲惨的一年—恐怕只有英特尔和微软除外。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IBM已经属于“电脑业的泰斗”，对一般的风吹草动是不会在乎的，可是这家公司把它的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
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的，可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很简单，公司股票跌去70%。在香港，和联想一样正在生产电脑板卡一类产品的厂家里，雪崩似的倒闭了至少40家。联想的流水线还在转动，工厂还在进货出货，但是已经相当艰难，因为公司从4月开始就连续亏损，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财务周转已入不敷出。公司设法凭着多年累计的信誉增加信贷，然而所有银行现在全都摆出一副情断义绝的样子，停止贷款。看来圈子里面流行的说法一点不假，银行都是“势利小人”，遇到这种情形，就算不是雪上加霜，至少不肯雪中送炭。柳传志一向乐观豁达，现在也不得不承认“电脑市场天下大乱，形势非常严重”。人们用“黑色风暴”来描述当时困境，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电脑业本来是个瞬息万变的产业，就像安迪·格鲁夫说的，这是一个“10倍速时代”。
每次变化都有一些必然的理由—比如摩尔定律在发生作用。但是这一次风暴来得特别突然，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它是从英特尔公司卷起来的。总部设在美国硅谷的英特尔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中央处理器生产厂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世界拥有的6000万台微机中，它生产的“中央处理器”占据着80%。这英特尔仰仗其市场垄断的份额，总是把芯片产量控制在常规需求量以内，然后给下游的组装厂家以配额。这种“配额”加“定价”的方式，有点像我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商品紧缺时代，所不同的只是，我们那时候是没有东西可卖，而这个英特尔却是刻意地保持一种产销平衡，以便把自己的利润率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你只要看看柳传志宣布自己得到英特尔公司“芯片份额”时的那种喜悦，就可以想像，这东西是多么重要。举个例子来说，1991年春天“386SX中央处理器芯片”的“配额价格”为95美元一片，而没有取得“配额”的联想，只能以每片195美元从黑市上买了一万片回来。
联想有个如意算盘，尽管在中央处理器上吃了亏，但仍能从整机销售中大捞一笔。不料这时AMD公司把自己的“386SX芯片”投放市场，性能更优，售价却便宜不少。AMD是个规模不大的芯片生产厂商，一直野心勃勃地跟在英特尔的后面紧追不舍。英特尔当然不能允许它赶到前边，于是跟着宣布把自己的产品降价。由此开始了两家芯片厂商的降价战。柳传志和他的员工们祈祷这批黑市来的芯片能尽快抛出手去，可是用户全都拿了“买涨不买落”的心态来对待市场的变化。就这么相持到夏天，眼看着芯片价格每天都在下滑，到7月份只卖50美元，香港联想仓库里的那批货，价格竟已跌去70%。盛夏时节柳传志和董事会的全体成员在泰国开会，财务人员紧急报告，公司账面的亏损已经达到1700万港元，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那时公司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整个香港联想的资产全加起来也就是3000万元。
几个月间就丢了大半条命。柳传志不免心里发慌，赶紧返回香港。离开曼谷之前听了朋友的建议去朝拜四面佛。导游告诉他这佛祖特别灵验，不过所有人在如愿以偿之后必须回来还愿，否则将有大难临头。柳传志本来不相信这个，可是心里着急公司的处境，有病乱投医，当场许愿“佛祖保佑公司平安”。香港这边已是一团糟。员工们全都瞪着眼睛看经理，经理们却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一件事情大家都明白，依照公司的财务状况，两月内如果不能扭转局面，那就只有关门一途。柳传志性格中谨慎中庸的一面为很多人关注，既被人赞赏又被人嘲笑。其实此人性格深处还有铤而走险的野性，每逢绝境需要豁出命来放手一搏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踌躇不前。联想迄今为止20年的历史中，这样的时刻其实不少，所以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和杨元庆才会承认公司是“九死一生”。1991年夏秋之际的香港联想就是一例。
柳传志先是大声呼喊“顶住，必须顶住”，就像一个败军之将在喝令部下停止溃退。然后开始大幅度缩减公司的开支，比如规定“招待费人均一次不得超过20元，陪客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乘飞机出差须经主任经理批准”、“公司员工出差到广州、深圳、珠海每人每天住宿标准不超过40元”、“出差期间的交通以公共汽车和小巴为主，报销出租车票必须注明理由”，都是那年秋天新增的规定。不过，渡过危机的最重要步骤，是率领整个公司战略转移，把生产线从香港撤回到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减，这样能够让公司每个月的开支减少120万港元。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裁员在两小时内完成。应旗头一天晚上接到命令主持裁员大局，连夜为每个将要离开的工人准备好支票。第二天早晨他来到车间，面见工人，用一种凄婉的口气宣布决定，递上支票，说明那上面有多少工资和补偿金。100名工人大都是插装配件的女工，只读过初中甚至是小学，这意味着她们离开这里以后就很难再有工作。但是没有人争辩什么，只默默地走到工位上拿走属于自己的用品，在保安人员的目送中走出厂房，一个跟着一个，让应旗感到“很受冲击，心里特别难受”。
柳暗花明
1992年1月，公关部宣布“1991年度公司十件大事揭晓”，遭遇“黑色风暴”一事自在其中。当时这一条是这样写的：香港联想集团平安度过席卷国际计算机市场的“黑色风暴”，1991年12月板卡销量近10万块，当月经营额1.32亿港币，创历史最高纪录。看来“大撤退”的决策发生了作用。199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新扩建的深圳联想厂房投入使用，面积3600平方米，正好对应了中央政府将联想微机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好消息”。1991年年终，柳传志在香港举行圣诞联欢晚会，面对政府和银行业的官员以及计算机业同行发表演讲，题目就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91黑色风暴”。听上去，几个月前的痛苦经历已经成了展示公司新业绩的陪衬：我们不但挺过了这场风暴，而且大大超过了预定值。原计划1991年营业额5.5亿港币，结果我们实现了9.5亿港币，年递增率88.2%，不仅把1700万元的亏损全部填平，而且还得到至少1000万元的利润。
现在我们每月生产10万块主机板和扩展卡，销往欧美各个国家和地区，据估计，全世界个人计算机的消费量大约在1500万台左右，按我们目前销售量计算的话，每年就是100多万块，那么，香港联想生产销售的主机板和扩展卡，就大约分别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2%和8%。说完这一番话之后，他飞回北京，在办公室里等待机电部排名最后一位的副部长胡启立来访。他到机电部来任职，有个愿望就是再也不要在机械电子行业里分什么国营和民营。“我这里面没有‘亲儿子’与‘干儿子’，”他逢人就说，“全部一视同仁。”1992年新年过后他来到联想，对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说：“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条路很有志气。”
副部长的面前摆着两盆鲜花，还放着党中央机关报出版的一本新书《联想之路》。看来“黑色风暴”真的没有埋葬联想，前边已是柳暗花明。不过，柳传志没有当场说穿、部长也没有搞明白的一件事情是，1991年联想卖了26000台AST电脑，赚了2亿港元。同时还卖出3000台喷墨打印机、1200台激光打印机、558台绘图仪、330台扫描仪和100台工作站。这些东西大都来自惠普、Sun和IBM公司。这些外国货的代理利润弥补了公司亏损，还带来盈利。此中奥秘，柳传志在“黑色风暴”的风口浪尖上已精心部署为“扩大其他方面贸易额”的战役，在“风暴”过去之后又委婉道出：“堤内损失堤外补”。
1992年北京的早春特别明朗，渡过危机的柳传志心情舒畅。这一天正在说笑之间，忽然头晕目眩，一头栽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医生说他老病复发，已经演化成严重的美尼尔症。这时候他忽然想起泰国导游的话，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去“四面佛”前朝拜还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