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把我拉一把！”就在这一瞬间，马长存的后腰被人猛地扯住了，接着就有另一只手在他大腿上狠狠地抓住了，他不得不扔掉肩上的麻袋，两手拼命地往泥土里抓了一把，猛使了一下劲，和这人一同爬上了坡岸。黑暗中，他看不清那人是谁，只听见刚才说话的是个女的。马长存来不及喘一口气，赶紧喊住三个队长清点人数。三个队长清点了人数后，都说够呢够呢，他这才瘫坐在暴雨中很久没有站起来。他想站起来，可刚才腿肚子上被别人抓了一把让他抽了筋，咋站也站不起来。直到几个社员临到村口时发现没有了他，返回来找他时，他还那么静静地坐着。
事后，马长存平心静气地想过，如果那天晚上让红坡沟的人抓住，交给司法部门或者通知给公社，当成政治上的一种群体行动，如果山洪无情地夺走几条人命——这种可能并不是没有，人都饿得打摆摆哩，只要脚底下稍微不注意滑一下，就被洪水冲走了——那么，自己的后果又咋样呢？幸运，一切都是幸运啊！可不冒这个险，肚子里填啥哩？如果不冒这个险，饿死几个人，村里人会骂他几辈子的。尽管事后红坡沟人没少怀疑是他们大队干的，但在社员中间问不出一句有关荞麦的话，没有证据，便完事了。按理说，红坡沟人应该得到一些证据的，因为两村之间有阿舅外甥、丈人女婿这种近亲关系的不少，多多少少会走漏点风声的。马长存的冒险成功了，别的村里一夜间把榆树剥成了精肚郎，还有的村里饿死了十几口人，他的大队除了吃野菜时死了一个，总算熬过来了。
然而，马长存也有不成功的时候，也有头脑发热的时候。多少年过去了，尽管人们对那些过去的事情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定论，但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他一直为那些癫癫狂狂的事和行为而自愧。他当时在干那些事情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有一种充实和满足。
在马长存看来，有些过失是可能凭一两个人的智慧避免的，而有些过失或者错误，个体的人是无能为力的。马长存记得很清楚，一九五八年中秋，霜很厚，几天后台地上降了一场小雪。县上开始在他们大队搞炼钢试点了，上面决定由一个副县长在台地大队蹲点，亲自挂帅。副县长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讲得马长存和社员们迷迷糊糊动了心。他把大队里的一切农活停下来，按照上面的要求，在村头那棵大柳树旁边不远的地方砌起了一座差不多跟老柳树一样高的小高炉，远远看上去，像一只企鹅，在夕阳的余晖下，又如迷茫的天门阵，是那样惊心动魄，又是那样虚幻缥缈。七十年代有关抗日战争的故事影片在农村里连竹炮似的放映之后，马长存在电影里看到日本人建在华北平原的炮楼竟那么像他曾经在台地上造起来的小高炉。
小高炉造好之后，马长存打发会计焊了一口钟，在大柳树的枝杈上吊了起来。说真的，他真正的威信就是从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他是大队长兼支部书记，是台地大队的头号人物，按理儿当然是炼钢厂的厂长了。他一下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了工人。工人是拿工资的，吃公家饭的，这是一种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
马长存很得意，觉得轻飘飘晕乎乎的，就像坐在软绵柔和的云彩上一样。他的社员们比四十岁的光棍汉娶媳妇还要高兴。那天夜里，他高兴得没有了瞌睡，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到了天亮。第二天早晨，饲养院的老李特地在他的安排下起个大早，喂饱了骡子牵到他家的门前。他拍了拍骡子的尻蛋，猛一下骑上去哼哼央央地去县城新华书店买来两本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本是《百炼成钢》。类似与钢铁有关的书他还弄了几本。五十年代初扫盲的余热未尽，他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凭着“大跃进”的热情和赶英超美的坚定信念，他开始了炼钢的前期工作。虽然抽调来的炼钢工人都是本大队的农民，但为了早出钢，出好钢，他制定了厂纪厂规。谁都不回家，食宿就在大柳树旁。他对一个刚刚结婚三天的小伙子半开玩笑地说：
“你也甭去，憋着，等炼出了钢，放你一礼拜的假搂去。”
小伙子认真地说：“书记，她哭了咋办？”
“哭了你就再使劲儿搂，搂得让她喘不过气来，就不哭了。”
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他鼓励大家以“厂”为家，以“厂”为荣，他自己也这样做。
马长存是台地上的主儿，种庄稼必然是一把好手，啥时播种，啥时除草、追肥、浇水这些都是心中有数的，可炼钢这新活儿对他来说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他苦苦地读了几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眉批横注，体会写了不少，一长串的洋名字记着头痛，还是记不住。然而，那里面没有一句话是有关炼钢的，甚至连“钢铁”这两个字也很少见到，有的只是保尔跟一个叫冬啥的女人缠缠绵绵的爱情故事。这使他格外愤怒。妈的，写书的人尽谝闲传，这哪里是炼钢，纯粹是峦爱（恋爱），这种事情无师自通，没见过人做，还没见过狗做吗？可他还是看出了点眉目，保尔是个恨铁不成钢的男子汉，有毅力，有决心。好，眼下炼钢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他干脆不看书了，只要有力气和勇气，有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热情，就不信炼不出钢来。
农民们没有纪律性，干啥都是一窝蜂。马长存把五十多个人分成五个组，分别选好组长。一组备煤，二组备矿石，三组搞运输，四组鼓风，五组管理火炉。那时候，台地大队还没有通上电，鼓风组把全大队好一点的风匣都弄来了。他还请来了邻村几个有名的风匣匠，整天候在炉旁修风匣。
炼了几天，煤烧完了，从山里用杠骚车花九牛二虎之力运来的矿石烧了一遍又一遍。“工人”们的脸烤焦了，不见一点钢水，炼出来的尽是煤灰和原模原样的石头疙瘩。炼钢的兴头儿没有了，社员们都像吹胀的尿泡上扎了一针似的，泄了气儿，一缓下来就抱怨他这个大队书记。
有一个“工人”说：“炼炼炼，炼个球，尽是日弄人，驴价比马价大哩！有这么炼钢的吗？”
“你说咋炼？你有好法子就照你的炼，反正上面的要从这个土炉里见到实实在在的钢，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马长存把脸一沉，瞪了那“工人”一眼，压低声音鬼鬼地说，“有些话是人前头不能说的。你不想干了磨洋工也行，可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胡说，让县长听见了你咋解释，我咋解释？去，晒会儿阳洼去！”
精壮的五十多个劳力折腾了二十多天，钢没有炼出来，甚至连一点钢星星都没见。马长存为了鼓励“工人”们不要泄气，把三个队长和会计叫来，给每个“工人”发十块钱。报纸上说要赶英超美，这是不会错的。他不知道英美是不是用这种土炉炼钢，反正上面的话没错，就是错了，也得执行，总不能跟上面对抗吧。想过之后，他说：
“现在还穷，就发这十块钱。等炼出钢来，再办个工厂，让台地大队的社员都变成工人，吃商品粮。到了吃商品粮的时候，农业社的每一位社员一天三顿都是山药炒牛肉，包你们吃个满嘴流油，这就是土豆加牛肉的苏联老大哥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懂吗？共产主义就是共同生产、共同吃饭、共同睡觉。不对不对，不能共同睡觉。”
那时候，马长存还不是一个油嘴滑舌的干部，反正把上面的意思如实地传达给社员们就是了，社员们也相信他的话。
领到钱的“工人”们高高兴兴地去打酒，夜里，三五成群地喝酒，酒喝得正红火的时候，那位副县长闯进来，一看醉醺醺的“工人”们便来了气：
“喝喝喝，你们就知道喝酒！月底炼不出钢来你们没事，我可给县上没办法交代。马书记，你听着，从明天开始砍树，把河滩里的柳树全砍了，我就不相信炼不出钢来。”
“那社员们不同意呢？”
“是社员不同意呢，还是你不同意？马书记，这可是上面的指示，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你看着办吧。”
马长存想跟这位副县长套个近乎，等稳住了情绪再慢慢化解矛盾，但已经晚了，副县长沉着一张生铁疙瘩一样的脸走了。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冒出影儿的时候，马长存已经蹲在小高炉旁闷闷不乐地想了很久。他想，那树是先人们栽下的，按庄稼人的话说无疑是台地上的一份祖业，咋能说砍就砍呢？但他不正面对抗，表面上点头哈腰，骨子里却消极对待。
副县长老麻早儿从公社赶到台地大队，见马长存还没有行动，急了，指着马长存的鼻子说：“你拿着我的条子尽管砍。炼不出钢来，我要撤你的职，还要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公开对你做出处分决定。”
哼，撤职就撤职，不就是个给村里人拾破大鞋的差事吗？这鸡巴谁想炼谁去炼，老子才不想干这让人骂几辈子的蠢事。他这样想着，脸上却露出热情憨厚的微笑，极力装出一副让副县长放心的样子。等副县长揣着一颗踏实的心走了之后，他又开始反省，咋说还是党培养起来的干部，在这节骨眼儿上，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大队书记又不是娃娃们“抓贼”时选出来的头儿。想过之后，他又开始心平气和地琢磨着如何炼钢了。
吃一堑，长一智。马长存总结了二十多天来炼钢的经验。他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只要干过一回或者看过一回的事，多少会得出一点经验的。他理解副县长的难处，从政府机关来公社、大队蹲点，总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人家吃一碗公家饭也不容易，弄不好还要犯错误。他想，羊毛出在羊身上，肉烂了还是肉，铁炼出来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叫法，但终归还是铁，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要真正炼出一炉铁，还是要在“真”上打主意，那就干脆多整一些废铁不就成了吗？免得县长见天价指着他的鼻子骂。主意定了之后，他干脆不要矿石，谁知道这种矿石含铁不？就算矿石确实含铁，能让农民炼出铁来，那工人干球啥去！再说，他在宁夏见过含铁的矿石，那矿石有一种光亮，可现在用的矿石跟一般的石头一样。
马长存背着副县长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全大队社员拿来家里的废铁。那年，兰青铁路恰好修通，而且径直从台地大队的地界上通过，心细的庄稼人收拾了很多淘汰掉的洋钉，在关键时候帮了马长存的大忙。怕完成不了任务，破锅、破铧、破锁，甚至连女人们用的顶针和扣针都拿来做了炼钢的原料。台地大队的社员们就是厚道，听说他受了严重的批评，还要撤职什么的，怕撤了马书记的职，台地大队的这个天就再也没人撑了，就干脆把正在做饭的新锅都拿来心甘情愿地交了公。反正时下要吃食堂，锅也闲着。
秋末的夜很长，还不到亮半夜，社员们都把能找到的铁陆陆续续堆放在了小高炉旁。马长存发动群众砍来柳树枝杈，说是枝杈，其实一个个椽子般粗，燃烧起来火力十足。十多个精壮的小伙子不停地拉着风箱，一班连着一班，好不容易等到天亮。
台地大队的农民果真炼出了铁。像流水，通红、明亮。说是炼出了铁，其实是把一块块大小不等的废铁高温加热弄成了一疙瘩而已。
那天早晨的太阳格外动人，当太阳把第一束阳光洒在台地，劳累了整整一个夜晚的社员们还在沉睡的时候，马长存早就蹲在高高的小高炉上，像一只久饿的老鹰等待着美丽而可口的猎物。
副县长来了，别的大队的人来了，向马长存和他的社员们投来敬佩和羡慕的目光。
于是，那位副县长跑到公社里，打发人去县城汇报情况，随后又组织专门的班子写材料，并把那些用废铁加工成的铁疙瘩用杠骚车拉到了县城。
县广播站的记者来了。
县委宣传科的新闻干事也来了。
台地大队沸腾了，敲锣打鼓，鞭炮声声，文教科还特意送来了一台文艺节目，比过年还热闹。
人们绽开了朝霞般的笑脸，在台地大队的树荫间、水沟边、田埂上到处灿放着花朵般的艳容。
从此，马长存成了台地上一面用钢铁铸成的坚不可摧的旗帜，这杆红旗一直在台地上飘扬了近三十年。台地大队在县上的名声和地位比七十年代山西的大寨在全国还响亮。马长存政治生涯中的好运就是从他炮制的那几块铁疙瘩开始的。
一位省报的老记者朝他笑盈盈地走来了。
“请问如何称呼您的尊姓大名？”
“马，马长存。”
“当几年支书了？”
“三年。”
“贵庚几何？”
马长存多少念过几年书，这类似于戏剧舞台上台词式的提问方式难不住他。他稍稍停了一下，便脱口而出：
“鄙人虚度二十有九。”
“真了不起，二十九岁就当了三年大队支部书记，真了不起。”
于是，马长存的事迹和政绩上了省报的头版头条。在许多会场上，他的胸前戴着碗口大的红花，顺理成章地坐在主席台上。年底，在全县召开的表彰大会上，他像眉像眼地总结组织“工人”炼钢的经验。鬼才知道他有没有炼钢的经验，反正他炼出了县上的第一炉钢，反正他以炼钢出了名。他的口才在支部书记中是有名的，他滔滔不绝地演说，说到高兴处也把保尔和那个缠缠绵绵的洋女人扯进去，这不仅没有冲淡讲话的主题和降低讲话的水平，反而给他赢来了更响亮的掌声，说他不仅有知识，而且感情丰富，是一块当大队书记的好料，有些人甚至怀疑他只念过四年书。
在强大的新闻宣传和众多社员的抬举下，马长存成了台地上耀眼夺目的“钢铁元帅”。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愉快的时刻。而最让他得意的是自己在全省“钢铁状元”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那次的讲话稿就是跟他红过脸、粗过脖子的副县长写的。那位副县长亲自炮制好了稿子并提醒他，什么地方应加重语气，什么地方应充满激情，什么地方应举例子，什么地方要停顿的时间长一点，以等待听众的掌声，并预计讲话要用半小时，有十五次掌声，其中十次应该是很响亮的。在大队办公室里，那位副县长很耐心地指手画脚整整导演了一天。马长存照着去做了，果真如此。于是，他的名气更大了，他受到了省上领导的表扬，感觉到了当一个农民的伟大。
啊，那是马长存青年时代最辉煌灿烂的一刻，他觉得连整个天空都是湛蓝的。
当巨大的幸运、意外的成功和荣誉以及鲜花突然降临的时候，马长存这个生理十分健全，还多少有点儿小聪明和农民意识的二十九岁的大队干部，一时间觉得晕晕乎乎飘飘然然，就像一个叫花子突然间拾到了金元宝似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幻想之中。当他晃了晃头以一个农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展开想象的翅膀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钢铁状元”，住在城里的大饭店里吃香的喝辣的，还让领导见天价陪着，更没有想到自己的讲话会引起如此热烈的掌声。看来，人要出一回名也太容易了。以至到八十年代末期，电视里一个连着一个炮制明星，村里的年轻人见天价议论明星时，他却不屑一顾地说：“那很简单。”年轻人不服气地说：“你老汉家也去试当个，说不定也会把你的一张马脸弄成个明星脸。”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马长存也不会把这些不光彩的历史说给年轻人听。
马长存惊呆了。他还是第一回看见那么多双眼睛含着好奇、惊诧、神秘看着自己。他顾不上擦拭一下脸上的汗水，学着大人物的样子很自然地给观众们回敬掌声。这也是事前演练好了的。
马长存醉了。
台地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