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九月的一天，身为罗岭乡永红小学民办教师的父亲将五岁的我领到一间教室前，说，进去吧。我仰头看看父亲，发现他是很认真地对我说的。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教室，走进小朋友们中间，仿佛一滴水投进大海的怀抱，等我再回头，已是二十四年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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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矮小的我被安排在讲桌的一侧，一个独立的角落，我的身后是其他的孩子们，他们的眼里除了老师，就只能看见我的后脑勺了。这应该是父母的意思，他们事先就合谋好，然后在这个早晨把我丢给一年级班主任老师，也就是我的二舅妈之后，就忙他们的事去了。他们总好像有永远忙不完的事，比照顾我更重要的大事，据对门元华小奶奶后来回忆，某个冬日他们曾把不满三岁的我一个人反锁在家里，我一边哭，一边从门缝里往外撒尿，全身冻得通红。我已无法记起这样的情景，我笑着问他们，他们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这让我自觉美好的童年突然就弥漫了孤独的寒意。
教室里很安静，因为我的到来，打断了他们规规矩矩的听课。二舅妈老师用一截细细的小竹鞭敲了下讲桌，继续讲课。粉笔灰在我的眼前胡乱地跳动了几下，就飘散了，只感觉鼻尖痒痒的，想打喷嚏，然而终究忍住了。我就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左手抱着右手，一动也不动，盯着近在咫尺的黑板，却始终不敢回过头去，其实不用看也知道，一定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眼神，正等待我的转身。
终究没有转过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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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试图回忆起1986年那个早晨的天气，阳光灿烂，还是阴雨绵绵。遗憾的是，努力的结果只是换来一尘不染的空白，我能想见的只有永红小学两扇朱红的木门，漆已经掉落不少，斑斑驳驳的，总是敞开着，像是某种游戏的召唤。还有那个角落里的我，不言不语，或是自言自语，显出异常的不安、脆弱和无助，像个不敢见光的小老鼠。而我是多么惧怕老鼠，在我和哥哥同居近二十年的小房间里，多的是这样贼头贼脑的家伙，让我无比僧恨又十分畏惧。它们从房间之外甚至房屋之外的各个阴暗潮湿的角落投奔到这里，聚集在我头顶的横梁上，床边，甚至我的枕边，窃窃私语，唧唧复唧唧，仿佛是在庆祝它们每天晚上准时的欢聚。我嘘了一声，得到片刻安静，然而声音又起，我愤怒地把床板踢得嗵嗵作响，也无济于事，它们鼠多势众，肆无忌惮，而我只能在它们的热闹中昏昏睡去。
昏睡其实是幸福的，尤其是在冬日的清晨，许多年后，当我躺在宽大的席梦思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我格外怀念那种简单而深沉的睡眠。当然，这样的好日子只能是在不上学的寒暑假里停留片刻，上学的早晨是难得有这样的幸福时光的。“破坏”这幸福的往往是父亲，他总起得格外早（他把更充足的睡眠留给了我的母亲），先把煤炉打开，煮一锅稀饭，把后院鸡圈的门打开，然后站在我们的门边喊一句“起来了”，三分钟后如果我们没有动静，那么他会再次出现，推开门更大声地喊一句“快起来”，他的耐心和坚决让我们不敢违抗，并一定会为自己的懒惰而羞愧。这样的情形一直是父亲从1986年到1995年之间重复又重复的日常生活景象，从小学到初中，近三千个早晨，父亲就这样恪尽职守地充当着我们的闹钟。很长时间，我都对父亲的声音有着条件反射般的敏感，即使在工作、成家以后，我的耳畔依然常回荡着他的喊声——“快起来”，低沉，有力，不容置疑，不容懈怠。其实根本不需起得太早，家离学校只有一分钟的路，只要依次经过江华家、严家才家、余其斌家就到了，躺在床上，我甚至可以听见同学们移动桌椅或相互打闹的声音。然而不管怎样，还是得嘟着嘴心犹不甘地起身，洗漱，背上母亲缝制的小布包，走向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我和哥哥不得不离开父母的床，开始单睡。说是单睡，其实是我和哥哥两个人，在隔壁的小房间里。我没有问过他当时的感受，他比我大三岁，也就是说他比我多享受了三年与父母同床的时光。在当时，我只知道再也不能捏着父亲饱满的耳垂贴着母亲暧暖的身体入睡了，却根本不知道此后这样的日子也永远不会再有。那天晚上，母亲许诺如果单睡就给我们每人五分钱，那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财富，因为过年时我们的压岁钱才两毛，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拿到母亲许诺的那五分钱。
3
现在，我应该描绘一下我亲爱的小学校园了。只是它那么小，那么寂寞，而且还显出无可救药的颓败，像一个人断壁残垣的内心，经不起他人意味深长的凝望。
校园里原先只有一排旧瓦房，八间教室。墙壁都是用土坯砖砌的，时间久了，风一吹便簌簌地往下掉石灰，谁也不敢随意地靠在墙上。教室里常年昏暗，因为没有灯，所以即使是最明媚的晴天，坐在后排的同学脖子伸得老长也还是看不清黑板。而黑板其实只是一块长方形的刷了黑漆的拼装起来的木板，用两根粗木棍支着靠在墙上，呈现出凹凸不平的一个斜面。黑漆早已淡却，木板的裂缝里满是经年的粉笔灰，一道一道的，用力一拍，便会震出许多粉尘，甚至几只在其中生儿育女的飞虫来。
虫儿们飞得累了，总会停歇下来，就像热衷于游戏的我们。那些原始却生动的游戏，总散发着诱人的魅力，紧紧地吸引着我们，甚至因为过分关注而互不相让，动手动脚。于是，常常看到两个人抱在一起，滚在地上，小拳头你来我往，甚是激烈。结果往往是让老师跑来给拉开，各领上一顿严厉的训斥。
我们终究是惧怕老师的，即使这老师是我的二舅妈。有一次作业记错了，布置的未做，却做了另外的几道题，早读的时候，我哭哭啼啼地站在二舅妈家的门外，等着承认错误，二舅妈摸摸我的头，并没有责怪，现在想来，那时我真是个老实的孩子，而那双温暖的手和关切的眼神似乎还一直在我的头顶盘旋。二舅妈也一直在这个小学任教，她所教的班级成绩几乎年年优秀，只是她的双手此后经常出没在菜地里和麻将场上，她的眼神因为儿子愈来愈重的精神疾病而阴翳密布。她的头发已经早早地离开了她，她不得不带上假发套，虽然看上去足以以假乱真，但终究抵挡不了时光的风从她的眼角、脸上、脖颈上以及心上猛烈地吹过。
还有两位数学老师，一个姓汪，一个姓严。（我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我不想说出）汪老师是个又痩又矮头发花白的老头，戴厚厚的老花眼镜，常从眼睛上方看人，极为严厉，他要求做他的算术作业绝对不允许涂改，这让我很为难，所以每次做他的作业都格外小心，生怕出错，交去的作业往往比我的脸还干净。这种严谨的作风对年少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苛刻的锻炼，若干年后，我对我的学生们也提出了如此的要求，却遭到了这些大学生们强烈的抵制，世易时移，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复制，而也有许多东西却是无法复制的。他的小女儿与我同班，叫洁梅，很雅致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清秀的脸，营养不良的身体，笑起来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淳朴，可惜我几乎没有和她说过话，小学毕业之后便没有再见过。汪老师退休后，也仿佛消失了，不知现在是否还健在，从他的角度来看，或许消失的是我吧。严老师是罗岭小学真正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2002年他突然死于一场讳莫如深的车祸，乡教委照顾他的大女儿顶职做了罗岭小学的老师，女承父业，对死者或生者都算是比较圆满的安慰吧。偶尔我会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她，已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她那白皙痩长的脸庞还是让我禁不住想起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前几年改嫁给罗岭中学的一位死了前妻的老师，在二舅妈家的麻将场上我曾见过几次。对于她们，被时光冲刷之后的悲伤似可忽略不计，生者的生活远比对死者的怀念更为重要，我自然明白这个道理，然而却也分明感觉到命运无常、物非人非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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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母亲还后悔在罗岭小学待过的那十三年。那是她人生中最青春最美好的一段，然而母亲却不得不把它奉献给了罗岭小学的厨房。那间低矮破旧的厨房，蜗缩在西北角的围墙根下，终年密布的油烟，熏黑了她的八九十年代，并在她的脸上潜移默化地留下一大片至今无法褪去的黑色阴影。我知道，在母亲心中总有许多难以忘却的记忆与小学有关，而这些记忆大都含着苦涩、无奈以及悲哀。比如有一年寒冬腊月，母亲依然未讨到属于她的那点工资。她的工资当时是生产队里发放，一年到头也只有一千多块钱。当别人家都在兴高采烈地忙着置办年货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过年的钱，只能愁苦着脸。母亲跑到外婆那里哭诉，外婆掏出省吃俭用的两百块钱塞给母亲。许多年后，每逢过年，母亲总会提起那个辛酸异常的春节，提起外婆，提起那少得可怜的工资，神情激动而黯淡。
要是早点出来挣钱，说不定早就发了，母亲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我无法迎合和这样的猜想，准确地说，我惧怕这样的假设，因为在我看来，生命中的假设除了加重过去的遗憾和现在的失落，对实实在在的生活却是于事无补的，况且即使真的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失去的恐怕比现在得到的更难以承受吧。回想母亲离开学校后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活，看看现在罗岭规模庞大的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部落”，我反倒感谢那时小学闭塞的庇护，是它让我们拥有了一个贫穷却完整的家，让我们的童年温暧、生动而没有遭遇爱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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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六十岁的父亲正式退休，这意味着——“小学教师”——这个父亲一生唯一从事的体面的职业宣告结束。我不知道父亲心里是否有些许的落寞和不适，比如他最终因为学历不合条件而未能评上小教高级职称。然而不管怎样，父亲现在成为“罗岭辅导小学”的一名退休员工，享受着每月两千多块钱的退休金。他觉得很满意，仿佛他一生的困顿、苦痛和平平淡淡都得到了回报。他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三十余年的时光仿佛那些依旧纷纷扬扬的粉笔灰，有的停在他的头发上，有的停在他的老花镜背后，而有的则可能永远潜藏在他的身体，甚至梦里。
装满我们吵闹和嬉笑的教室早已拆掉了，手挥教鞭对我们指指点点的老师们也有不少已不在人世，即使在世也已经难得一见了。在旧址上建起的是崭新的教学楼和办公楼，拥有和城里一样的多媒体等现代电教设备。现在站在学生面前的一律是新鲜而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是师范生，懂得新的教学理念和知识方法，他们中有的还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现在的学生也自然是新世纪的花朵，和那时胆怯、朴素的我们似乎有些不同，学生的父母有的也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有时我在路上遇到他们，看着他们的模样，便不由得想起他们的父母来，想着想着，却发现其实我已经忘了他们父母的名字了，而他们更是一脸好奇地望着我：除了陌生，我们彼此找不到任何故乡的印记。
当某个周末的黄昏我站在小学的一间教室外朝里张望的时候，我发现，教室里空无一人，讲台还在那里，黑板还在那里，粉笔也在那里，连夕阳的余晖也还在那里。而我已不属于这里，父亲也不再属于这里，现在，连二舅妈也不属于这里了。似乎我和这个学校没有了任何实质的关系，我不能再陪着母亲穿过曲曲折折的黑暗去厨房封煤炉了，我不能再在课间一蹦一跳地到父亲的办公室玩耍了，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堂而皇之地走进我的小学里去了……
纸鸢未负学童意，渐晚东风又经年。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