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还在下，却看不见落在地上。偶尔几只饿得厉害的麻雀飞到雪地上，也是赤着脚从这头渡到那一头。此刻，他知道她是不会突然出现在一片雪白之中的。其实，自从自己按照父亲的意思娶了月霞之后，她好像就从街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晃就是二十年了。据说，她嫁到了百里之外的地方，一户富足人家。她和罗岭的绝大多数的女儿家一样，离开本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成亲，生儿育女，一年到头，难得回一次娘家，这仿佛是此地特有的风俗，又仿佛是她们自己最终选择了她们的命运，幸，抑或不幸，谁知道呢？
文元将领口封了封，冰冷的感觉反而更加强烈。他伸手摸了摸身上厚厚的布棉祆，虽不光滑却十分顺手。这是月霞亲手缝制的。他想起自己曾无数次地抚摩着月霞身上的绿袄，心里却莫名地想着另一张百步之外的面孔。他失神地盯着自己的掌心，好像那上面也沾染了一层鲜亮的绿，可再一看，却什么也没有。
人来人去，只剩下横七竖八的脚印印在雪上，重重叠叠。文元感觉那是一张巨大的网，一点一点地凸起，紧紧地裹住了自己。他想挣脱，却力不从心。他看到一点红色在百步之外缓缓向他走来，他想迎上前去，却怎么也挪不动脚。一道寒光闪过：什么都没有。“网”就随意扔在了地上，怎么看都更像一个无底无边的空洞，整个身体，整个罗岭，都深深地陷在其中。
7
看见我走在路上的我的母亲，在路边的龙塘里洗着衣服。在母亲的眼里，我一点一点地高大起来。而在我的眼里，母亲一点一点地弯下腰来。弯下腰来的母亲，显得比以前更矮了。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母亲和鱼的亲密关系，其实母亲在对鱼产生感情之前，曾尝试过许多不同的职业，干的最长的是在罗岭小学当炊事员。在罗岭，是少闻炊事员这个称谓的，人们一般只是说“烧锅的”，简洁，形象。母亲蹲的时间最长的应当就是那段时间，她在锅旁灶间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多年。每天晚上，我都要陪她到学校去。有时并肩而行，有时我就故意搂着她的肩膀，像个可以依赖的男人一样，保护着她一起穿过一段黑暗的路。她蹲下来，将煤炉底座的通气孔封上，为的是让火焰能够一直烧到第二天。而我就在厨房里四处走动，唱歌，或者朝窗外漆黑的寂静张望，无所事事。歌声是有回音的，然而我却总听不清，正如我一直没有看过煤是如何从夜晚燃烧到第二天清晨的。
接下来，她到北京，到铜陵，到浙江。最终，又回到罗岭。她重新把鱼装进篮子，铺在鱼布上，再散上点水。她蹲在那里，直到阳光垂直，直到鱼全部离她而去，直到父亲来寻她，直到我发现她再也站不回曾经的高度。
8
我母亲月霞纳了二十年的鞋底，却总是忘了给自己纳一双。
有时，月霞也会停下来，把鞋底和针索放在竹箩里，然后向屋后的田野深深地望过去。田野上是一望无际的雪，白茫茫一片。她想起枞阳老家的门前是有一片茶岭的，与这里的空旷决然不同。每到灿烂的四五月间，新茶便冒了尖，郁郁葱葱的，那绿色沿着梯形的茶岭，蜿蜒直上。她喜欢绿色。她也喜欢和那些村姑们一起，采摘茶叶。她们的手是多么娴熟灵巧啊，只消在茶树尖上一抹，嫩嫩的两瓣茶叶就躺在了腰间的小竹篮中，而那个一触到绿就忘了唱山歌的姑娘不正是自己么？
女人的怀念总是这般没有缘由，没有头绪，伤感却又无比幸福。月霞看见一只灰色的野兔飞快地跑过田野，雪地上一对对小脚印，就像是绣在鞋面上的那两朵并蒂莲，那是成亲的头天夜里自己一针一线地绣上去的。她至今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一边绣花边一向着母亲流泪，明天就要到罗岭去了，母亲也一再地说他是个本分老实的孩子，其实自从她那天第一眼见到表舅身后的他，就相信了自己的命，而且一信就是整整二十年。
有时，月霞也会登上前楼，站在总是站在窗前的文元身边，也只是默默地站着，一声不吭。他有时也会伸出手来在自己的绿袄上抚摩片刻，那一瞬间她发现他的眼里仿佛酝酿着少有的温情，又仿佛充溢着痛苦的冲动，使得自己不得不红着脸低下头来，却又听见深深的一声叹息，自己的心便慢慢沉了下去。她是知道丈夫心思的，然而却只能怜悯地看了看他，又恨恨地盯着百步外的那座绣楼：那只是空空的一座孤楼啊！
对于一九四一年四月间罗岭遭受的那次飞机轰炸，月霞总会不经意地记起。她记得那群熟悉而无辜的人，从罗岭街上像疯了似的朝田野涌动，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也是十几个人身首异处的地方。人们在田野里疯狂地奔跑，惊慌失措，慌不择路。尖锐的哭喊声，撕心裂肺的哀号声，被头顶的震耳欲聋的机鸣迅速湮没。月霞就坐在窗前，平静地看着龙毕的老妈一手抱着满头鲜血的小孙子，一手拼命地把炸出体外的肠子塞进肚子里。这位已失去儿子儿媳的老妈妈异样扭曲的面孔，常常在此后的月霞的梦魇中夸张地显现。当时她并没有随丈夫和儿子逃往山里，文元始终也搞不懂：这个外表柔弱的女人，心里究竟在想什么，难道真的不怕死么？
一九四二年的雪依然执著地沸沸扬扬，很快就覆盖了罗岭高高低低的屋顶，远远近近的曾经红色的田野。月霞想数一数鞋底的针脚，却发现已是密密麻麻结结实实的一块，哪里还数得清。
9
此刻，父亲一定走在给母亲送早饭的路上。对那一条通向公路的乡间小路，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更深刻的体味。
三十年来，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对城市的最初向往和想象。而他的关于城市的印象和想象，于我看来，在一九六八年之后就已成为虚假的幻象。一九六八年，轮船的行驶是缓慢且停顿的。从爷爷的城市返回罗岭，需要一天一夜。时间不会停止，我的诞生也无法停止，如果船停下来，一个人的命运就不会面目全非。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迷失在失眠的痛楚里，是因为更年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他向我说起我小时候是多么笨重，压得他的胳膊生痛生痛，而这又与我的小名关系密切，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甚至永远。而所有的疼痛，都仿佛是干瘪的稻谷，浸泡在那我永远无法看见的遥远的水域。
现在，父亲的面容和罗岭的农民别无二致，拿粉笔的手拿起锄头和扁担竟也是异常的灵活。每天，父亲一个人挑着粪桶，黄昏时走向菜园，在清晨又会从菜园里摘回新鲜的蔬菜来。他的老实能干在罗岭得到一致赞扬。
现在，父亲仍每天坚持喝酒和抽烟，却听不见许多切近的声音，他总会时不时地向身后张望，或突然地应上一句，我不得不像对外公说话一样，一再地重复。我一直没有问他，当年轮船起锚时的汽笛声，他是否还听得见？
无论如何，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父亲，最终信了命。
10
公元一九九五年，我在把饭店转卖的最后一笔钱存进银行之后，就彻底地放下心来。我不紧不慢地起床，然后泡一杯浓茶，开始认真地吃早点，几块饼干，或者糕点。我走到院子里，伸伸胳膊，扶着墙，踢踢腿。我有足够的时间，看电视，或是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自言自语，直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完全锁进过去的往事里。
现在罗岭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已寥寥无几了。自然的，我成为罗岭的历史，成为一个家族最后的象征。我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完成了难度较大的前列腺手术，之后身体健康，感冒和咳嗽都极少，我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纷纷表示，如果能活到像我这样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然而，我开始健忘，常常说了下句，忘了上句，有了上句，没了下句，或者是把钥匙丢在房里，而把自己锁在门外。八十岁的老人有时竟像个八岁的孩子，为一句话而赌气，为寻找自己的东西而指责他人，又会为在客人面前忘了“礼数”而大加自责。他们只能像哄孩子一样，哄我。
已经很少有人陪我说话了，大家都在忙，或者都在异地。我一个人待在老屋里，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比任何人都更急切地盼望着早点过年，因为那时候我的后代们都陆续地回来了，我成为大家新年聚会的最后的理由和标志。我的儿子女儿，我的孙子外孙子，我的重孙子重外孙子，都围在我的周围，像层层覆盖的枝叶，我这棵八十四岁的老树才感到格外的年轻和温暧啊。
还好，年，马上又要到了。
11
在一个暗淡的下午，在罗岭街头的一间老屋里，我的外公向我叙述起并不遥远的往事，纵横交错，语无伦次。他有时滔滔不绝，有时半晌都不坑一声。他靠在藤椅上，长时间地盯着窗外，窗外只有一棵准备过冬的老梨树，光秃秃的。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我和他之间隔着我们看不见的几代人经历的时间，而他所讲述的每一个字又都是带着浓重色彩的罗岭方言。他的一生注定只能属于罗岭，属于罗岭的过去，或者属于我即将开始的小说了。而我，他的外孙子，只能匍匐这完成这样一次艰难的纸上还乡的路程。在这样一条曲曲折折的还乡路上，我看到我众多形象鲜明的亲人穿越罗岭的那条老街，穿越血与火、爱与恨的夹缝，微笑着，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