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记忆？也许谁也说不准，就像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自己出生时的情景——听别人转述是另一回事，别人转述过来的故事如同魔术一样叫人不可信——对我来说，跟随母亲进入小学读书似乎是记忆的开始。而当今天回忆起那段时光，许多事情其实仍十分模糊，并不清晰，大抵只是一些印象。印象没有具体的记忆准确，但比具体的记忆更神奇更可信。正是这些印象，让我感到真实，比眼前那些确凿明晰的事实更加真实。
一个人的一个劳动姿势
我是六岁半时走进小学大门的。确定这一点并不困难，时间和年龄可以准确地推算，但有些事情要做确定就麻烦得多，比如，我试图在记忆中寻找自己跨进小学的第一步脚印，但越辨析越模糊。而这时印象帮了我的忙。当思维和印象相遇时，一个人的一个劳动姿势就在我眼前渐渐清晰起来。因此我要说，是一个人的一个劳动姿势为我打开了小学大门。
我的小学叫前河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前河，是一座村庄的名字，前河这座村庄和前河这个村名，就像村边的那条小河，存在不知多少年了，前河小学却是在1970年春天横空出世的。那时前河生产队隶属于陈名大队，并不具备建小学的资格，然而前河生产队是一个大的自然村落，又与大队小学距离较远，村子里那么多孩子，还有邻村的孩子上学多少有些不便，于是专为这部分孩子而建的前河小学得以诞生，于是1970年春天新学期的开端，我和几十名学生一同成了前河小学第一届新生。小学建在村庄东南角，濒近村边的那条小河，那里原是一个水塘，地势很低，要在一个低洼的水塘上建一所新学校并非轻而易举，据说一个生产队的劳力忙乎了大半个冬天，才将水塘填高，打下坚实的地基，然后在上面修建了两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终于赶上了新学期开学。但实际上，这时学校还没有真正完全建成，校门口还裸露着水塘未曾填实的部分，就像人身上裸露着伤疤。于是，几乎就在我们开学的同时，大队部分劳力也开工了，继续干去年冬天的活儿，将水塘彻底填实。
——在下课的间隙，学生们从教室出来看热闹。那样的场面如今在乡村一般很难看到，显示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人多力量大”的大集体特征。百几十号人穿梭不息地从学校背后的一块丘地将土挑过来，填在学校门前的那块“伤疤”上。在水塘的三面，插满了红旗，声势浩大，场面纷乱，这在孩子们眼里特别有视觉上的冲击力，使他们心底产生一种莫名的躁动和喜悦。我当然也参与其中，但我似乎与多数孩子有一点不同，过早显示出孤独和安静的一面，孤独而安静的孩子往往注重于细节。那时，我躲在众多孩子隐蔽的一角，眼光从纷乱的场面里，很快锁定在一个点上——也就是我要说的那个人以及他那种劳动的姿势上。
印象中的那个人是一个壮实的男人，他的壮实使我无法回忆起他具体或大致的年龄，三十多岁？四十多岁？或许五十岁？都有可能是。印象改变或者说是成就了那个人的一些特征：他头发不多，直立在头顶；眼珠有些突出，眼光便有些凶。最显著的是他个子高，那么重的担子也没有把他压得矮一些。他的步子迈得很大，也很快。他在卸担子里的土时，双手各抓住担子一边的粪箕夹，用一种有进有退的暗劲，往前奋力一提，担子两头的土就飞一个漂亮的弧线，干净利落地落在空地上。其实别人也是这样干，但这个人更有力更干脆，将一种劳动姿势的本真和技巧演绎得更淋漓尽致。他然后转身，继续挑下一担土。
我一直专注地看着那个人和他劳动的姿势。那个挑担的人那时我并不认识，而且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他是活着还是已经作古，但他那个挑担子和卸土的姿势，却像现在电视中的一个特写镜头，根植于我的脑海，以至于模糊了我跟随母亲最初走进学校时的许多细节。许多年来我都无法理解，为什么童年的我会对一个人一种劳动的姿势那么着迷，这又意味着什么？但确凿的是，四十年后的今天，正是这个“特写镜头”颠覆了记忆，以一个可信的印象，帮我完成了对一件难以确定事情的确定。
尽管这个印象像是一个梦幻。
我的老师母亲
前河小学是我启蒙的母校，由于我母亲就是学校的老师，母校对我来说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味。在我进入前河小学时，还不诸世事，不知道母亲那时正是落难的人物。母亲从1948年就走上教师岗位，但自从父亲蒙受冤案被遣回乡下，母亲的境况就一落千丈，从时时被树立的先进典型，一下成了在各种场合被批斗的对象——“批斗”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关键词，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定都能理解这个关键词所包含的人生况味——并被频频调动，自然都是往别人不愿去的地方调。母亲就像一棵浮萍，一棵卑微的草，不停地飘落。
幼小时我一直跟着父亲，父亲总是把我关在老屋里，我的幼年及所有幼年的记忆，都一同被父亲封存在幽暗的老屋，如今仍然无法打开。而入校后，面对母亲，我一开始似乎感到一些迷惑：对眼前的这个人，我是该和别的同学一样称呼她老师，还是该喊她母亲？我为此脸涨得通红，窘迫不已。后来是母亲教会了我的办法，母亲在课外喊我的乳名，在课堂喊我的学名，我如法炮制，在课堂上喊母亲为老师，在课外喊这个老师为妈妈。
这似乎很别扭，也很有趣，但这种方式让我确认了母亲，确认了我和母亲的关系。如今，面对八十多岁的母亲，我总想穿透四十年的时光，唤回对母亲最初的记忆。然而，母亲，老师，这两个形象却在我脑海里纠缠不清，不知哪个更真实。印象中，母亲每天都是忙碌的，身上总粘满着白白的粉笔灰，粉笔灰甚至飞进了她的喉咙——“吃粉笔灰的”，有人曾对老师职业这样别称，的确不无道理——她说话的声音很大，那当然是一种职业习惯，因为她说话太多了，每节课下课的间隙，她总会放开喉咙喝下大碗的水，同时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吐痰，其实那也是在吐出“吃”进喉咙里的粉笔灰。在课堂上，听母亲大嗓门讲课，我好像就完全忘记了讲台上的这位老师就是我的母亲，和所有同学一样，我被她那很大而略带嘶哑的嗓音所吸引和震慑，老老实实地聆听着这也许是学生对老师一种与生倶来的敬畏。就是现在，那时母亲的嗓音也没有随时间之流而消融，而是在我的心灵一直伸展和流动。
放学时，母亲喊了我一声乳名，我才从课堂的聆听中如梦初醒，母亲的形象在眼前一下子放大起来，明亮起来。我大声地应答着母亲，也大声地喊一声母亲。许多年后，我似乎领悟到，母爱最具体最深刻的体现，就是母亲对孩子乳名的轻轻呼唤，就是孩子对母亲一声声“妈妈”的叫喊。就在这一声声的相互呼唤和叫喊声中，我和母亲谁也离不开谁。
但母亲仍然是我的老师，母亲与老师又会有什么不同？后来，母亲从前的许多学生见到我母亲时，都对她表示着一种诚挚的感情，他们会举出许多细节，说母亲那时教会他们认字，并像他们自己的母亲一样关心和爱护着他们，令他们难以忘怀。这使我想到，一个真正好的老师，对所有学生，同样有母爱的一面。这又让我清楚地记起1979年母亲离休荣归故里时的情景，那是严冬的一天，当护送母亲的汽车刚刚开动，几百名学生和群众便迎着风雪跟在车后追赶了过来，并不停地呼喊着他们亲爱的老师，就像呼喊自己的母亲一样。这时年已55岁的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放开声地哭了，那位开车的司机也哭了，他也曾是母亲的学生，他将车开得很慢很慢，好让我母亲和她的学生们多亲近一会。
见到那样的场景，谁不会说其中除了包含一种师生之情，更包含着一种母子之情！母亲是一个很平常的女人，但她深爱着工作，虽遭受过不公正待遇，但仍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品格，也由此受人尊重。这些，正是一个人生命意义和价值之所在。而对我来说，母亲，既是母亲，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这也是几十年来，一直让我内心感到十分甜蜜的事情。
“代管—个温馨的词
前河小学是名副其实的一所“小”学，教室只有两间，学生不过七十多个，教师只有三位女老师：陈老师，汪老师和我母亲。学校挨着村屋，如果不是新建的房屋，如果没有学生上课，远远望去，白墙黑瓦，校舍更像一个普通人家。只是站在校门口，看到门楼上用红漆书写的“前河小学”四个字，看到教室里的桌椅黑板，才知道这是一所学校。
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前河小学是由陈名大队交给前河生产队代管的，校长由生产队长兼任。实际上，不仅教学，学校里的一些具体事务都是由我母亲负责，比如，上面通知开会，母亲就要代表学校去开会；节日了，母亲要用大毛笔写下庆祝节日的横幅标语贴在墙上，平时，母亲还要负责组织各个班级出墙刊，在墙刊上画宣传画……按说母亲是可以担任这所“小”学校长的，但前河生产队没给母亲校长的名分，这不是他们舍不得给，而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的技巧，一种艺术。那位兼任校长的生产队长，一位忠厚淳朴的农民，常常对我母亲说“我是外行校长，你才是内行校长，你放大胆些，不要怕，外面有什么事，由我们顶着，你只管教你的书，让孩子们，还有村里人学好文化。”
许多年后，我才得知，当初我母亲就是前河生产队的人要来的，他们之所以要来我母亲，是因为他们在批斗中认识了我母亲。批斗让人糊涂，但批斗也让人清醒，套用一句当时流行的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得明白，我母亲是个善良的人，是一个真正的老师，是他们能信赖的人，他们的孩子就是需要这样的老师。而母亲到前河小学，也因祸而得福，那几年，母亲再没有受到过批斗。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批斗之风仍疯狂的时期，像母亲那样身份的人能免除被批斗之苦，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学校由前河生产队代管有关。
在日常生活上，前河生产队的代管，同样让我母亲和我感受到一种温馨。那时陈老师汪老师家就在附近，中午和晚上放学后，她们和学生们都回家，整个学校就只有母亲和我了，这时，学校倒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家了，是我母亲和我的家。在这个家里，有一间不足三平方米的厨房，早上中午和晚上，这间厨房会和前河生产队所有人家一样，灶塘里会燃起柴火，房顶的烟囱会冒烟，在灶下塞柴的当然是我，而在灶上掌厨的自然是母亲。那时母亲白天的课排得满满的，晚上还要上夜校的课，没有时间种菜园，然而，我们“家”从来都不缺菜吃。在生产队的大会上，社员们曾一致表态：只要他们有吃的，就不能缺了老师一家吃的。那么多年，几十户人家总是轮流送菜给我们吃，尤其是节日里，菜堆得吃不完，还有元宵节的元宵果、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母亲只好又送还给村里人。
记得一天晚上下大雨，狂风把我们“家”房间和厨房的瓦掀掉了不少，就在我们惊恐的时候，天还没亮，生产队长就派来了人，冒着雨爬上屋顶，将挑来的新瓦一块块地铺盖好。那时母亲晚上总要挤时间给一家人做鞋，缝衣服，生产队的女人们只要有空，就趁我母亲上课时，偷偷帮母亲纳几针鞋底。因为我父亲中途回乡干农活，工分低，家里孩子又多，经济很拮据，前河生产队人为了让我母亲安心教书，不顾我父亲的“坏分子”身份，主动借粮给我们家，，甚至用他们平时卖鸡蛋积下的钱补贴我们家的急需，让我们家度过最困难时期。我那时穿的一条蚂蚁布裤子，就是村里人送的布料，由母亲缝制出来的。
“代管”，这样一个看似生硬的词，却在前河生产队人那里变得如此的亲切。他们的忠厚淳朴，他们在特殊年代所表现出的善良和勇气，几十年来，总是让我母亲和我铭记在心。也正因如此，如今我对前河小学的回忆，更愿意把它当成对一个家的回忆。
喧闹的课堂
前河小学虽是名副其实的“小”学，但麻雀虽小，五脏倶全，六七十多个学生中，五个年级的都有。几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两间教室里，母亲和陈老师汪老师都带的是复式班，东边教室是“四、五”两个年级的复式班，西边教室是“一、二、三”三个年级的复式班，她们教完了这个年级的语文，缓一口气，又来教那个年级的算术……而我们几个年级的学生则在教室里分开坐着，老师教我们年级时，别的年级的学生就看书或做作业，老师教别的年级时，就轮到我们看书或做作业。这在今天不可想象，但条件的艰苦，并不妨碍大家的学习。所有人似乎都习惯了这样的喧闹。而在今天，这种喧闹，又似乎成了更珍贵的记忆。
那时老师教一年级简单的加减算术，用的是一种很原始很奇特又行之有效的方式，让学生折断一根树枝，再折断成十节，左手握几节，右手握几节，再把左手的放到右手，又把右手的放到左手，如此反复……一些高年级的学生看到某个低年级新生握着自己手上折断的树枝不知所措时，就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当然违反了课堂纪律，被老师阻止，但也让学的人更记忆深刻。复式班的喧闹，有时还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高年级的学生背乘法口诀表，老师教他们横的背了，再竖的背，顺的背了，再倒过来背，直至倒背如流。而低年级学生在做好自己的作业后，就饶有趣味地在一边听，慢慢地，自己竟也在心里背熟了。
那时让我们感到快活的还有体育课和劳动课。体育课除了做广播体操，就是跳高、跳远，学校背后有个沙池，这沙池是我们在劳动课时挖出来的，沙也是我们从河里挑来的。体育课是几个年级集中上，大家在沙池前排着队，一个接一个跳。劳动课比体育课的声势还要大，全校师生一起上，有时生产队还会派代表领着，比如去地里摘棉花，拣山芋。劳动课课堂最多是设在学校背后的那处河湾，那是小河水流的回旋地带，存有大量的淤泥，生产队将这处河湾点为学校的劳动基地，让我们上劳动课时，去挑河湾的淤泥，堆积在一块，这既清理了河湾，同时也积了肥，因为淤泥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这活儿很脏也很累，但对农村孩子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因此与其说是上劳动课，倒不如说是放一个下午彻底的假，所有人都在河湾里尽情地疯着，大呼小叫，你追我赶，比平时显示出更强的表现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