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人、二女人是妈妈对小时候我和妹妹的称呼。当然是在我们不听话让她大发脾气时。平时她叫我们的乳名，发脾气时这样叫不过是想发泄她的怒气，然而10岁左右的我们是无法理解到这一点的。
常有这样的情景，什么原因自然是忘记了，妹妹从家里逃出去，躲在山脚下的菜地里。妈妈追去，粗暴地把她揪起来。妹妹赖在地上反抗着。妈妈脱了鞋，对妹妹屁股拼命打，直到妹妹大声号叫得嗓子嘶哑了。妈妈揪着妹妹，是在揪头发、耳朵还是衣领？不记得了，只记得妈妈老鹰抓小鸡般把妹妹拎回家去，一路上还用极为恶毒的话骂“二女人”，她称为“二女人”的二女儿仅有8岁而已。
许多年后的一个黄昏，全家人在回忆一些往事中吃完饭。母亲把碗端到厨房里，她坚持自己洗。几番争执后，我们让了步。夏日的傍晚窗外有些灰灰的，客厅里很静，我们一言不发，默默地听着母亲洗碗的流水声。似乎我们经历过很多个这样的傍晚，平常的家居日子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似曾经历的感觉。在哗啦啦的流水声中流走了多少个这样的傍晚，渐渐地，从窗纱渗进的暮色弥漫在客厅，压迫着客厅里的人。
突然，妹妹低声说：“姐，还记得妈妈常骂我们‘大女人’、‘二女人’吗？”
我沉默一会，点点头。10岁那年，我用小石头把一个小男孩的头打出了血。我吓傻了，飞快逃回家，把饭烧好，把水瓶冲满，平日这都是妈妈做的。当妈妈天黑后回来，还没来得及向我展现一个疲惫的笑脸，小男孩的妈妈就背着小男孩来了，他头上裹着一条浸血的毛巾。母亲后来向我叙述她把我打得皮开肉绽，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她在打我时，不停地诅咒我“大女人，该死的大女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挨打。
我一直恨“女人”这样的称呼，甚至超过许多比这更肮脏的字眼。在我已经到了女人的年龄，我依然拒绝用“女人”称呼自己而选择“女孩”“女子”或“女性”。这除了和大多女性一样对年龄异常敏感的心理外，还有母亲当初对我的影响。那时，常有人说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是一个中性或褒义的词，而三两个妇女凑堆私语某一女子时，那女子被称呼着的就是那个字眼“女人”。“女人”在这里定然是不洁的、多余的、有失检点丑恶的、不堪人目肮脏的。
我的母亲就用这样的字眼称呼自己的女儿。长大后在城里巷子中，我曾听到一位女人大声婊子长婊子短地训斥一个女孩。旁边有人私语，她怎么能骂自己女儿“婊子”呢！我注意地看了那个懦弱、胆小、卑微正瑟瑟发抖的姑娘。就在那一刻，我拋弃与割舍的某些东西又在记忆中出现了，即使我想刻意地忘却也做不到，我控制不住自己。
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中有一个细节，母亲辣辣地向女儿冬儿最喜爱的诗集中充满仇恨地吐了两口痰，那两口痰不仅使冬儿绝望，而且还使冬儿竭力想抹掉母亲在她心中的那一点温情——这一点至少可以从冬儿数年来自称是孤儿可以看出。我们习惯上接受温情慈爱的母亲，可生活中的母亲也常常是自私的、狭隘的，甚至是暴躁的、乖戾的。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失去稚嫩的身体，我们的心一点点失去温情的呵护，而我们感到的很大一部分伤害来自和我们联系最紧密的人，其中包括我们的母亲。
“大女人”、“二女人”，这称呼让我们感到羞辱的同时，也感到粗暴的伤害。要过多少岁月，我们才能触摸到粗暴深处的那一点暧意，而这暧意也并不是来自什么呵护和关爱之情，只是从你我他的生活艰辛里散发出的人之常情。
可是，在最初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粗暴受伤的感受，尖锐地挫伤着心灵，这使我在人生某一时期十分怨恨母亲。然而，我从没对她提起过。每当面对母亲在风中苍老花白的头发，我心中都会特别酸涩，母亲已经很不容易了，父亲一直在远方，她艰难地挑着全家的重担，没有工作，做临时工，活又苦又累。在对母亲体谅和理解的同时，我感受到爱和恨相缠不分、痛苦而复杂的感情。在这种感情中，我开始过早地成熟了，懂事了，开始帮母亲分担了。
然而，那称呼对稚嫩的心灵的伤害依然是巨大的。巨大的伤害需要自己来抚平，于是这更加重了心理的负担。没有人对你说抱歉，没有人来关心安慰。母亲是顾不过来的，周围人更不会来劝慰，所有的人都认为打骂孩子是正常的，更何况人家管教的是人家自己的孩子！
我估计我心里的忧郁、阴暗的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没有人来疼爱抚慰，我就像小动物一样，扒个坑，爬进去躲在那里自己舔自己的伤痕。这时候，坑挖得越隐蔽，就越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就越容易有个更有利的环境来小心翼翼地加倍疼爱自己，疗养自己，治愈自己。
一个封闭的、黑暗的、同时又带着身体温热的、天生就具有的自我保护与肯定的心理空间开始形成，并渐成规模。
这也许就是我喜欢卡夫卡的原因，“卡夫卡”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穴鸟，而卡夫卡的父亲却用乌鸦作了象征，乌鸦是一种说了真话而受罚的动物，在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出现过。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扭曲、变形、缩小的，是各自躲在各自的巢穴里疏离、永远无法互相接近的。读他的作品，我觉得自己也在紧缩，像虫子似的蜷曲，并且还能听到自己像只遍体鱗伤的野兽那样从黑暗中走来，又遁失于黑暗的艰难的行走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