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中经历的，终将在风中重新被吹起。
多年前的那个星期六的下午肯定是起风的。因为此刻回忆中的我依然能感到当时的天空充满着被风吹起的漫漫尘土。
那个星期六的下午，和平时任何一个没有多少区别。一个同学去煤球供应站买煤球时，和卖煤球的一个小伙子发生了争执。争执的起因是他想用一块薄一点的煤球换一块厚一点的煤球。也许是机器的缘故，煤球总有薄此厚彼的情况。卖煤球的小伙子不同意，两人动了手，小伙子给了那个同学一拳，结果那个同学因脾脏破裂大出血死去。
事情就这样简单。当天，几个帮着搬煤的同学在风中一路喊着叫着找到了我家。那时，我才搬了家，他们只知道不太确切的位置。等找到我家时，他们的脸上满是灰尘与汗水，其中一个同学甚至嗓子都叫哑了。他们告诉我，一个人就这样没了。
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然而一切似乎没有丝毫改变。街上的红绿灯和昨天一样明明灭灭，拥挤的人群依然匆匆地走着，我也依然和往常一样该上学时上学，该放学时放学。没有人为此停留，哪怕一会儿也没有。只是那些天，我习惯走进教室时，对那个同学的课桌望一眼。那张桌子空空的，似乎那个同学随时都会出现填充进去。然而，这已是不可能的了。所以，那空空的课桌仍摆在那里，显得特别不可思议。不久，它被搬走了，搬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
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充实并提醒着我的生活。尽管当时的我已经十分敏感，又善于思考，可我还是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一个人没了，在这个世界再也看不见他了。一块煤球，一记拳头，一条人命，还有那判了死缓的小伙子。据说，他那阵子整天为结婚忙碌。那天本不该他上班，他只是回站拿一件什么东西，临时替了一下他的同事。
那天本不该他上班，我整天玩味着这句让人们传来传去的话。那个小伙子婚肯定没结成。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被决定了。很多人的一生，也是这样被决定的。当初不过是一两声争吵，从此成了受害者，成了杀人犯，被决定了一生，再也回不到原本的生活。
原本的那种生活，到底被谁碾得粉碎，又被磨转到哪里？人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当我一点点记叙、一点点遗忘、一点点进入我生命的中途时，我该向谁一遍遍表达自己对死、对生的理解和体悟？
没有任何征兆的消息随着空空洞洞的风向我逼近。那天，我坐在床上织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母亲晕倒在一家医院的长椅上，晕倒在父亲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没有鲜血如注，没有哭喊呼号，母亲目睹了急救的全过程。她，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消失，回天无术。
那一刻，长期陪伴着她的小女儿正从千里之外的家里匆匆跋涉而去。从早晨10点30分开始，母亲就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她连续七八个钟头躺在那条长凳上，处在清醒和迷糊之中。她不停地呢喃着，我在等我的小女儿，她今天下午就到。这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外界交流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只要有人在她躺着的长椅边停留，不管是谁，她反复说的就是这句话，似乎她只会说这一句话。
当我知道消息时，暮色布满天空。我匆匆赶往一所院校，把弟弟找回。他在课堂上，正画着一幅素描，这张素描和父亲有什么关系？那件草绿色的毛衣和父亲有什么关系？没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我们再爱父亲，却依然无法代替他，哪怕为他分担一点点的痛苦。
那一刻，千里之外的父亲走了。我活在一件毛衣里，毛衣针流畅自如地在毛线中穿来穿去，没有折断一根。弟弟活在一幅素描中，他面前的石膏像充满着不确定的表情。妹妹活在一段旅途中。一年来，她和妈妈一直陪护着父亲。天凉了，秋风要起了。她是头天坐长途车赶回为父亲取御寒衣服的，妹妹怎能想到，父亲已不再需要了，永远不再需要了。第一阵秋风，就轻而易举地将父亲吹倒。
不断地抗争，就是为了最后彻底地失败？我们又有谁能抗得过死亡这一关呢？
我在等我的小女儿，她下午就到。这是千里之外的声音，妹妹向着这个声音出发，可妹妹并不知道，她的到达意味着永远的结束，她不可能再看到父亲看她一眼了。当秋风从千里之外席卷而来的时候，妹妹在通往省城合肥的途中，那辆长途客车还没过桐城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