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爱因斯坦谈人生》
手机是手雷吗？
2003年，我为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市场部担任品牌和广告顾问。中国移动市场部分管广告的赵芳女士找到我，说领导指示她把一个电影剧本转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作家刘震云和导演冯小刚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名字叫《手机》。
当时《手机》剧组来拉广告，中国移动想让我拿出一个建议，到底赞助还是不赞助这部电影。他们不太想赞助这部电影，为什么呢？他们看完这个电影剧本，认为这个剧本的内容对移动通信并不利，如果这个电影放映完过后，许多人就不敢用手机了，整个手机业务会下降。
我个人的建议是：第一，必须赞助这个剧本，因为这个剧本意义很深刻，它展示了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通过手机拉近的、不堪忍受的交往的近距离压力。中国移动作为全世界运营商的龙头企业，如果不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思考研究自己的业务，主动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那生意一定做不大，中国移动应该赞助这种具有人文价值反思的项目。
第二，不但赞助《手机》这部电影，还应该出资成立一个中国移动手机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移动的移动通信手机技术研究院，其方向是研究移动通讯的科学技术，是从科技的角度研究手机，但是没有一个从人文的角度来研究手机的机构，而只有从人文的角度来观察，才能看到移动信息技术对人的情感、对生活、对心理、对伦理、对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培养成长、对新型的犯罪、对个人隐私保护、对立法等的影响。这个研究中心应该招聘社会学家、哲学家、犯罪学家、法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等专家，给他们提供资金、提供数据，让他们立项，做手机社会学、语言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角度的研究。可惜直到今天，中国移动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
最终，虽然他们没有接受我的第二个建议，但是他们同意对冯小刚的《手机》剧本进行赞助，条件是修改《手机》剧本里4处情节，这4处情节的修改主题是我提出来的，就是围绕手机是否是“手雷”这个问题进行修改。手机是否是“手雷”主要取决于是谁在用手机，用手机来做什么，中国移动的核心价值观是“沟通从心开始”，如果你的心坏了，用手机和拿喇叭喊话沟通一样会产生问题。既然你已经移情别恋、不爱你的老婆了，那给情人写信，信也是“手雷”，因此手机只是一个载体，而不是“手雷”本身。手机之所以被很多人当成“手雷”，是因为人心坏了，人心坏了拿喇叭说话都会欺骗，用公用电话也会撒谎。所以，手机是无罪的，就如同菜刀既可以切菜，也可以砍人，菜刀是好是坏，不取决于菜刀本身，而取决于谁拿着这把菜刀，是一个心理变态的坏人，还是健康的好人。悲剧在于因为有人用菜刀杀人，我们就不允许生产，禁止使用菜刀。
手机是希望吗？
1999年11月24日，从烟台开往大连的客滚船“大舜号”在烟台附近失事，船上304人中282人遇难，只有22人生还。
这艘船上有一个大连的企业家，船遇到海上的风暴沉了，三百多人就在海上漂浮，海水刺骨的冰冷，这位企业家漂在海上拿着手机跟他的太太通电话，他嘱咐老婆如何照顾好父母和孩子，谁欠了他的钱，他欠了谁的钱，将来企业如何安排，然后对他这一生做的错事进行忏悔，电话两头的人都哭成一团，最后他太太听到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到无声无息。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却是真实的故事。
对每个人而言，将来在你临死之前，也许手机可能是你唯一能够忏悔或者安排你死后之事的东西。这件事被我策划进了电影《命运呼叫转移》。在电影里面，改成了企业家是因为汽车事故翻到悬崖底下，忏悔之时因为手机定位而获救，让故事有一个光明的希望，因为手机在生命最后一刻不仅仅能传递忏悔，也能根据信号的定位带给人生存的希望。
案例
2008年汶川地震中，救援人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是被垮塌下来的房子压的，透过那一堆废墟的间隙可以看到她死亡的姿势，双膝跪着，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着地支撑着身体，人们小心地把挡着她的废墟清理开，在她的身体下面躺着她的孩子，大概有三四个月大，因为母亲身体庇护着，他毫发未伤安静地睡着。被子里有一部手机，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2003年SARS流行，一位母亲与儿子都得了非典，在北京小汤山不同的地方隔离，母亲病得很严重，儿子更严重，母亲为了让上大学的儿子活下去，每天用自己的手机给儿子的手机发各种鼓励的话，鼓励她儿子。最后儿子终于活下来了，因为每天收到母亲的手机短信的鼓励让他一直坚强地活着，当他痊愈时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是一个小汤山医院的护士接过了他母亲的手机，以他母亲的口吻，每天给他发希望的短信，支撑着这个孩子活下去。
2002年10月6日上午8时45分钟左右，一艘载有128名中国游客的越南籍游船从越南海防驶向芒街时，因为船长驾驶失误，在越南下龙湾偏离航道2000米后触礁。茫茫海面上，触礁船尾翘向空中，而随着潮水的上涨，触礁船只不停摇晃，沉船随时可能发生，百名游客生命危在旦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船上竟无任何求救的通信设备，在所有游客感到绝望时，一名中国游客依靠国际漫游手机上仅有的微弱信号，与外界取得了联系，拯救了船上所有人员。“打通一个电话能拯救的最高的价值是你的生命！”这个故事由我拍成了广告“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
美国“9·11”事件，世贸大厦遭受恐怖袭击，大楼垮下来之后，有数以千计的人埋在废墟底下，最终有19人获救，获救原因是什么？这19个人，他们手里攥着的手机有电有信号，通过手机与外界发短信和打电话，及时跟救援人员取得联系而获救。这个消息公布当天，美国跟移动通信相关的股票全部上涨。
2003年2月24日，新疆巴楚地震，尽管震级只有6.8级，但由于是浅表地震，烈度达到了9～10度。也就是说，达到了地震破坏的高限度。地震共造成44，345间房屋倒塌，有6000余人被埋在了废墟中。然而，仅有267人死亡。中外地震专家一致认为：这样强的烈度，这样低的死亡率，简直是个奇迹。地震中的琼库尔恰克乡党委书记朱准平说，这次地震的高效救援与及时的电话上报有关，这个只有27万人口的小县，手机拥有量超过了1万部。地震后朱准平从废墟里爬出来，当时全镇六千多间房全倒了，固定电话打不通，他一看对面山上有一个移动的基站，立即用手机在地震后4分30秒打出第一个电话，向新疆自治区政府报告了震中的精准定位，第一支救灾队伍抵达，是在震后的1小时10分钟。中国军队及时赶到震中救出了六千多人。以此案例我拍了另一个电视广告，叫“沟通无处不在，可靠绝非偶然”。
案例
2002年10月6日，当弹尽粮绝时，被困井冈山的8名来自上海的探险大学生拨通了全球通手机发出求救信息，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生命！他们事后回忆说，是井冈山人民救了我们，是全球通救了我们！
2004年12月28日，当印度洋发生海啸时，斯里兰卡电信部门利用定位技术，确定了被海啸围困的36名英国游客和35名中国香港游客使用的国际漫游手机所在的位置，使71名正在斯里兰卡旅游的客人平安脱险。[1]
2010年1月12日，当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7.0级大地震时，美国电影制片人Dan Wooley被困在一家海地旅店的走廊废墟之中长达65小时之久，并且在地震中他的腿部和头部受了伤，他通过一部iPhone救了自己。由于他曾经购买过一款急救教学程序，因此他按照程序的知识，用衣服制作了止血带，为自己受伤的脚部止血，同时还用袜子为自己头部的伤口止血。另外，程序还建议Wooley要在自己感觉快要休克时保持清醒，因此他设置了20分钟一次的闹铃。并且他通过随身携带的单反相机对焦时发出的微弱的光爬到电梯井里，并最终被法国的救援队发现。[2]
现在一些老百姓以防止辐射为由，不让通信公司在村里、镇里、小区里建设基站，要么说辐射大，要么就要天价，不可否认基站是有一些辐射，但是辐射影响值是经过了联合国卫生组织测试后可使用的。全世界60多亿人在用手机，如果要做到没有辐射，那一人拿一根烧火棍，一点辐射都没有，可是关键时刻谁救你呢？最后提醒大家，该建基站的地方不要刁难运营商，基站在，信号在，希望才在。政府也应当为此立法才能保障公众权益。
有一年中国政府要参加国际电信联盟的论坛，要拍一个经典的通信信息化案例的视频，讲述通信如何改变老百姓命运的故事。云南移动前总经理林振辉提供了一个故事：云南的一个老少边穷的村庄，离最近的镇有120千米的距离，那里没有电力、没有公路。村里一个老农民，养了一百多头羊，他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卖羊。因为他无法知道镇里对羊的需求信息，所以经常赶一群羊，走几天几夜，到了城里，只卖出一两只羊。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村里来了几个背包族驴友，一人拿一个中国移动的手机，在那打电话，他发现原来咱这还有手机信号啊！
中国移动花了数百亿建设“村村通”工程，给偏僻的农村建了基站。这位农民一看手机能跟外界通信立即受到启发，跑到城里掏钱买了一部手机，再买了一个移动的卡插上，还给自己印了名片，把名片发给饭馆和屠宰场，告诉他们谁要羊，就给他打电话。可回到村里手机电用完了，而村里没有电，有信号手机没电，那手机就是个废物，他这个着急啊！最后，别人告诉他，绕过这个山8千米，有人在那修水电站，他们用柴油发电机在那儿发电，于是这个农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跑步8千米到水电站工地去，为自己的手机充电，然后再养羊、放羊、接到买羊电话再去送羊。后来采访他时，他对着镜头说：“跑8千米，总比120千米方便吧？”这件事被拍成视频，拿到国际信息化论坛上放映之后，专家纷纷认为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连电都没有还有手机信号（基站依靠太阳能电池板发电），这就是中国手机的神话。
数据
自2004年起，中国移动开始参与“村村通电话”工程（简称“村通工程”），并承担任务过半，比例约为54%。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移动已经累计为8.9万个偏远村庄新开通移动电话，帮助我国行政村通电话比率提高了约8个百分点，达到100%；自然村通电话比率提高了2个百分点，达到94%以上。西藏自治区尼玛县央龙曲帕村是我国最后一个通电话的行政村，该村位于高原大山之中，平均海拔在4700米，常年风雪弥漫，全村只有7户人家，32个村民，“以前与外界联系主要靠写信或传话。遇到大雪封路，村民只有接力式骑马传递消息到几十千米外的乡政府，请求支援。2010年年底，西藏移动公司的员工靠人背马驮、肩扛手提，将基站安装材料运到施工现场，在央龙曲帕村建起了基站，让村民们彻底告别了骑马传话的年代。[3]
手机让犯罪更容易还是破案更容易？
利用手机犯罪有很多新的形态，深圳有几个天才的年轻人，编了一个病毒软件，通过免费应用下载的诱饵，植入几千万个消费者的手机里面去，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他们每个月从每个手机用户的话费里，偷偷扣一毛钱、两毛钱，消费者也察觉不到，但是发展用户规模大以后，这些年轻人一年就从几千万用户身上扣了4亿元人民币，当中除掉各种成本，净赚四五千万元人民币。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数据
360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手机恶意扣费是仅次于手机资费耗损和隐私窃取的第三大恶意行为，新增样本量超过2.5万款，感染人次近500万。
手机恶意扣费是一种新的犯罪形态，还有基于手机的短信诈骗、金融诈骗，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手机使抓捕犯罪分子更容易了，还是坏人利用手机去犯罪比以前更容易了？这又是一对矛盾。
重庆市公安局曾经侦破过两个全国知名的大案，其中一个是抓获了抢劫杀人犯张君。在侦破张君的案件时，手机让张暴露了行踪，通过张君的情妇杨明燕，公安人员获知张君的手机SIM卡号，继而侦查到张君的手机IMEI号（每个手机自带的编码，相当于手机的身份证），虽然他的手机SIM卡换了，但他的手机只要继续使用，公安人员仍然能够对其进行监听，他让一名女子把一包东西送到“上次下雨的地方”，公安人员通过手机破获其行踪，最终将张君擒获。张君被擒后说：“如今的信息手段发达了，我最终栽在手机上。”
另一个是著名的“爆头哥”周克强的案件，在南京杀人抢银行，在长沙杀人抢银行，每天蹲在银行门口，看谁取了现金出来，上去一枪打死，拿着钱跑，长期抓不到这个人，后来在重庆被抓，也是因为女人和手机，在洗头房里，他认识一个姓张的洗头妹，最后产生感情。以前他很聪明，害怕暴露行踪，从来不用手机，这回因为爱情他开始使用手机，而他和其女友张贵英通话被警方监控，最后暴露了行踪，公安人员通过通信数据的分析，精准定位，最后把这个凶恶的罪犯当场击毙。
2011年6月8日，河南省副省长买凶杀害妻子陈俊红案发。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被控犯杀人罪的最高级别官员。而案件的破获都源于吕德彬的下属尚玉和通过手机与作案者的联系，尚玉和用手机短信向吕德彬报功说：“事已办妥。”陈俊红曾接到河南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的电话，而嫌凶在杀害陈俊红之后，也曾用手机与尚玉和联系。案发第三天，作案人尚玉和被警方控制。就是这一连串的通话行为记录让吕德彬最终暴露。[4]
可以这样说，百分之六七十的大案要案之所以能侦破，都是跟手机的移动数据分析、位置服务的定位相关的。只要手机没有关机，即使把卡都拔出来扔了，现代科学技术照样能定位你。但是反过来，犯罪分子也可以通过手机微博、微信来窃取普通人的个人隐私，形成诈骗的系列犯罪行为。所以还是要告诉大家，IP的应用跟电信运营商的应用相比更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