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是核心，
核心事物红领巾。
层次结构总分总，
开头结尾感情深。
用了两个格式，弄明白了诗歌“写的什么”和“怎样写的”。王学奎继续就这首诗歌研究文章的读法。他告诉学生，作者写一篇文章，总是有他的写作目的。《我爱我的红领巾》，写作目的很明显。作者就是想让少先队员们像“我”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按少先队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首先确定了一个核心人物——“我”。用第一人称，更让人觉得真实生动。然后，他又确定了一个核心的事物——红领巾。
作者选用了“完成作业、用心听讲、讲究卫生、团结同学、尊敬老师、纠正错误、借给别人水彩颜色、教育小朋友不要吵架、爱护公物、热爱劳动、不怕困难”，这些每一个少先队员最熟悉的事件来教育大家，要以“我”为榜样。
“红领巾”是贯穿全文的脉络，把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连在一起。使文章条理清楚，很有层次。
层次的划分，有按时间的，那就得找表示时间的词语；有按地点的，它的标志是表示地点的语句；有按事情发展过程的，需要找事情发展的各个事件。王学奎说的这几种方法，似乎都不符合划分这首诗歌的层次。
既然如此，那就发动群众吧。也许是老师讲累了，让“群众”先干着，自己忙里偷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王学奎讲了一半天划分层次的办法，一个都用不上。“群众”看了不大一会儿，就有了重大的发现。
他们各抒己见，发言热烈，你一言我一语：
“开头的一节，写‘我’爱红领巾的原因，最后的一节也是这样写。中间的五个小节都是具体的做法。”
“我想起来了，开头和结尾是总写，中间的那些是分写。这就叫‘总——分——总’”
“哈哈，真的！只是开头和结尾重复着，不大像话。”
“嗯，不像话！人家这是一种写作方法！”
“好话重三遍，狗也嫌。才重了两遍，狗还不嫌。”
“你怎么骂人呀？这就是一种写作方法嘛！不信，我举个例子你听听。”他一急二火地举例子“今天晚上咱们村里来了电影，我们都很高兴，大家都说‘好’。但是，高兴的程度不一样。有说一个‘好’的，有说两个‘好’的，有说三个‘好’的。你想想，说几个‘好’的高兴得厉害？”
“今晚上真有电影吗？”
“可能是吧！”
“什么电影？”
“《铁道游击队》！真是气煞了！不是举例子吗？”陈玉梅听不下去了，打抱不平。
王学奎一边听着学生的议论一边笑：“得了，不要说了。你们讨论得很热烈，讨论的结果也不错。我也觉得‘总——分——总’很有道理，这样写很有好处。
前边的‘总’引出了下文，后面的‘总’总结了上文。同时加重了‘爱’的程度，抒发了作者真挚的感情，引发读者的感情共鸣，使诗歌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经过老师的一番总结，学生终于统一了认识，不再打嘴官司了。可是，刚才举例子的同学，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他想：“到下了课的时候，一定要找说我是狗的那个算账，叫他说说，到底是说几个‘好’的高兴得厉害？反正老师已经说了，这种重复是加重了‘好’的程度，两个‘好’比一个‘好’高兴得利害，三个‘好’比两个‘好’更高兴得利害。他要是不敢承认，他就是嫌，他就是个狗。他要是承认了，他就是不嫌，他就连狗都不如啦！”
结语：
学习红领巾，目的很明显。
日常生活美，事情一件件。
群众是英雄，阅读有发现。
开头结尾总，分写在中间。
前总引下文，后总情感添。
重复力量大，莫要等闲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