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我与父亲的关系
关于父亲的情况，小时候听我母亲介绍，说他是“陈世美”式的坏人，说他喜新厌旧有外心，对不起家里老人和孩子等等。我长大些了，见到父亲时，他的确没说过我母亲的坏话，而且还要我听母亲的话，不要淘气等。谈到他自己时也只说自己“革命事迹”，不谈自己的阴暗面。因他们都早已病故，我在写作本书时，通过其他老人了解了有关父亲的一些情况。
我父亲孟庆云（1925——1997）五岁（虚岁）丧父，从小和爷爷、奶奶、母亲、叔婶等一起生活，小时候读过几年小学，15虚岁（1939年）结婚。18虚岁（1942年）那年，祖父孟昭信病故，大家庭一分为三。他就成为五口之家（还有38岁的母亲，19岁的妻子，15岁的弟弟在铁匠铺学徒，14岁的妹妹尚未出嫁）的主要劳力，除了耕种五亩左右的旱地和园田（水稻田与人家种分收），还要去打短工（俗称做工伕），冬季农闲了就上山砍柴卖。同时还要和叔叔孟宪增一起负责奶奶那几亩土地里的农活，也是劳苦出身。
1944年底或1945年初的时候，RB人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中国战场上兵力也损失很大，处于集中兵力防守大城市的状态，J县已经没有了的RB人战斗部队。当时的伪县长李吾阶为了增加城防力量，充实“防共自卫团”各警备大队的实力，就下令全县18——25岁的男性青年，除独生子外，全部到警备队当兵，按照户口册到各户去“抓兵”。城外乡下的适龄青年可以在警备队来抓兵时躲藏起来，城里的人无处躲，只能被迫“应征入伍”。我父亲孟庆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强征去警备队当兵的，J县人俗称“当团儿”的。当时我家并没有富裕劳力，他一去“当团儿”，家里就没有男人干活了，而且还有被八路军打死打伤的危险，所以，家里是不愿意的。当了多半年或是小一年的时间，在1945年RB投降时，他们驻守的邦均据点被八路军攻破，他们那些败兵退到城里，八路军攻上城头，他们就四散奔逃跑回家来了。
1945年9月，J县城被八路军占领后，有罪恶的汉奸受到惩处，一般伪职人员（伪军、警察、政府文员）既往不咎。同时，共产当在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中，我父亲在西南隅村成为骨干分子，被发展入了党，在村里当干部。因为大家知道他当过“兵”，尽管是“伪军”，但毕竟是会打枪并有“军事训练经验”的，就让他当西南隅村的民兵队长（过去村里民兵有步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同时还兼任治安员和青年团的支部书记。1946年9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占领了J县城，城里的农村干部和土改骨干分子都提前转移了，我父亲也就跟着共产当的政府机关到乡下去打游击了。1947年6月初，国民党部队西撤BJ后，西南隅村的党支部书记何兰亭（女）等村干部回来了，我父亲并没有回村，而是在此期间他已经脱产（称为正式国家干部，脱离生产劳动的意思），到二区（马伸桥）区政府当区委委员兼公安员了。1949年1月BJ和平解放，晋察冀部队接管BJ后，又从JF区各地的政府往BJ派干部，J县的不少干部调到BJ去了，我父亲也从马伸桥区政府的区委副书记任上调到通县专属公安处去了。后来通县划归BJ市管辖，专属公安处划归BJ市公安局。
1952年国家开展肃反审干运动，我父亲因历史上曾经当伪军的问题成为被审查对象，所以我奶奶病危时虽然接到了书信，也未能请假回家探望。我奶奶病故后，家里写信告诉他情况，因为那年代书信传递较慢，等他接到信后已经过了出殡的日期，也就未能回家奔丧。审干运动结束后，他们这类有历史问题的干部，被调离国家的要害部门，调到国营企业去当干部，我父亲就被调到BJ市的木材加工厂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实行工资制时给他定行政19级，每月70多元。
我奶奶过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夏天我父亲孟庆云才从BJ回来，到坟地去祭拜了自己的母亲。此时已是夏季，他是穿着单衣回来的，
我父亲回来那次，我印象很深，我母亲为躲避我父亲自己回了娘家。我二婶先领着我和堂弟孟繁荣到外面去玩，然后回到家里，看见我家东屋——也就是我和母亲住的那屋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上身穿浅蓝色衬衣，下身穿灰色制服裤子，而且把衬衣的下摆系在裤腰里面（国家干部的装束，工人农民当时没有这种打扮）的年轻人，正在捂着脸痛哭。看到我们娘仨进来，他才不哭了。这是我“记事”（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二婶让我管这个陌生人叫“爸爸”，让堂弟喊“大爷”（大伯），我俩还很认生，不敢说话。之后，父亲拿出从BJ带来的点心让我和堂弟吃，我们才对这个“爸爸”和“大爷”（大伯）有了好感。这次我父亲在家里呆了两三天，曾带着我去给奶奶上坟，夜里我是和父亲一起住的，他回BJ后我母亲才回来。
后来我姑姑孟淑珍去BJ看我父亲，是带着我一起去的，从J县西关汽车站坐长途汽车，终点站在BJ前门左近的“五牌楼”，那时我父亲在广安门外一个木材厂后勤部门工作，他还没有再婚，自己一个屋子，一个办公桌，一个用铺凳架起的单人铺板，等于是办公室兼宿舍。我和姑姑去了，就住在他的屋子里，把那个单人铺板向外挪动一些，里面加一块木板，就变成个小双人铺了，他去集体宿舍和那些家在外地的工人一起住去了，工人们住的是“大连铺”，好歹就挤出一个位子来。我们这次是国庆节前去的，在BJ正赶上国庆节，那时每年都搞庆祝活动，既要阅兵也要游行。10月1日这天下午，我和姑姑在广安门外大街，看见许多辆坦克车从城里开出来，说是接受国家领导人检阅回来的。这天晚上，我们到广安门外去看“放花”（礼花），只见东面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方向一片光亮，五彩缤纷，颜色多变。因为离天安门广场有一定距离，我们是先看到花，过几秒钟后才听到响声。那年代BJ的汽车也没那么多，人口也不太多，也没现在那么多的噪音，在广安门外还是能够听到礼花弹的响声的。
那时BJ城的城墙和广安门的城门楼都很好，国庆节期间城里戒严，不许随便进去看热闹，我们只好在城外玩。广安门外木材厂东面还有一条铁路，我和姑姑就在铁路旁边看火车。因为是弯路，很早就听见火车“叫唤”（鸣笛），却看不见火车，等好一会才看见火车“咔哒咔哒”的开过来。这是我第一次去BJ，一共住几天不记得了，只记得看到了火车、坦克和天安门放礼花时天空中绚丽多彩的光辉。
在我们娘俩搬到西院去住以后，我父亲再婚之前（1953年或者是1954年）的农历四月十五前后，他又回J县一次，这次他住在东院我二叔家里，住几天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领着我和堂弟孟繁荣去五名山（城西公乐亭村后的大山）逛庙会。那时五名山庙会要举办好几天，我们爷仨去的这天不是十五，可能是十七，这天已是庙会的尾声了，庙会上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他给我俩买的木制玩具兵器，我要了一杆红缨枪和一把带鞘的宝剑，我堂弟要了一对开山斧。回来后我俩经常手持兵器“杀仗”玩，一次他用大斧砍我，我用宝剑去搪，结果剑刃从剑柄处折断了，但是也舍不得扔掉。后来西河套我表叔用小刀把剑柄断层处挖一个凹槽，把剑刃断裂处削成凸片，插了进去，还凑合能玩，只是不能用力晃动，一摇晃剑刃就掉下来。
我父亲再婚以后，他们每年都要回J县一次，每次来都是先到东院我二叔家，之后再去盘山的西营房村他岳父家。他岳父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我继母是老大。每年春节放假，他们都去西营房村里过年。因为那时没有去盘山的汽车，他们从BJ来先到我二叔家吃顿中午饭，下午再骑我二叔的自行车去营房村（后来孩子多了就乘坐毛驴车或老牛车）。每次他们来到我二叔家，都要把我找去“见面”，给我拿点心吃，有时也给三块两块的零钱，有时给买件衣服。第一次见到继母时，我父亲给我介绍说：“这是你妈。”我也不说话，也不喊妈，也不愿张口向他们要钱。后来见面时我也从没叫过一声“妈”，他们也能理解，并不强求。回到家里后，我母亲问我：“喊妈了吗？”我说：“没有。”我母亲说：“那就对了，不能管她叫妈。”那时，我母亲既想让我从父亲那里要钱要衣服（母亲说不要白不要，他们应该给的），还不愿我和他们从感情上亲近，我与父亲的关系就处于这么一种矛盾心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