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是退了学到南加州大学去读博士的。在退学申请上清楚地写着，她已经获得了研究生毕业所需的全部学分及完成了硕士答辩论文。按照复旦大学的教改方案，她应该在2000年7月正常地硕士研究生毕业。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导致她不能在2000年7月正常研究生毕业。而南加州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是有截止期限的。因此，她只能退学。她希望能在一年后回校答辩论文。当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Q副院长在她的退学申请上签名表示同意她的要求。
这触发了我要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的想法。另外，我们全家是为了支持复旦大学的教改方案而参与进去的。结果搞得女儿只能灰溜溜地退学离去。在2001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想为女儿的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和硕士学位证书出把力。把自己的脸面卖进去不说，求人还遭人白眼，全都无功而返。
虽然全都无功而返，但得到的信息是，理在我们这一边。既然理在我们，我就找讲理的人和地方去。我越战越勇。我上访国家教委，我去复旦大学校领导接待办公室，我会见复旦大学Q党委书记。最终，在Q书记的干预下，在2002年6月，即时隔两年后，女儿的硕士论文答辩了。女儿获得了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证书，和获得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证书。这告诉我，社会有好人。和事在人为。
为女儿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进行的努力
时间已是2001年上半年。女儿花了两年半在复旦大学读完研究生课程，在毕业时毁于一旦的经历始终是我挥之不去的痛。既然是挥之不去，则不如行动。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爬坡！于是，我和妻子商量。妻子也愤愤不平，表示要一起干。在越洋电话里和女儿谈及此事。女儿无所谓。说，她的最高学历是博士，决定工资的是她的博士学位。这个硕士有没有无关痛痒。
她是无所谓，我是挥之不去的痛。加上，有一个学位总比没有一个学位好。而且，这是我们的努力应该得到的结果，凭什么任人剥夺！和妻子的商量结果以及我的牛脾气都激励着我干到底。
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反馈信息是，公理在我们这边。我发牢骚地说。但是，这也给了我一个有用的信息，即我们是有理的。既然理在我们这一边，哪就设法找到说理的人，和地方。
牢骚归牢骚。问题仍然摆在面前得不到解决。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向复旦大学的权力机构进军。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出门前，先做足功课。想要在中国官场站住脚，得有根基。2001年上半年，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是个出自名门，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是苏步青教授的弟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看完此人的简历后，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见到这位院长先生的。于是乎，我直奔该院办公室而去。
该办公室的一位老师接待了我。听完我的来意后，他说，你说的情况我们了解，是真实的。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必须遵照国家教委的规矩办事。你女儿只能在2001年7月毕业。但你女儿在2000年7月就办了退学手续，因此，她已经不是复旦大学在校的研究生了。如果，她仍想得到复旦大学的硕士证书，她只有报名参加在职研究生的考试。考试合格后，还要修满学分，和进行论文答辩。这些都合格后，她可以成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拥有者。
他接着说，你女儿现在在美国读博士。按你女儿的成绩，拿到博士学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她还在乎复旦大学这个硕士学位吗？
我告诉这位老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瞧不起自己。我自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们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哪儿比美国人的差。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地作践自己。好像她有美国的博士学位就拿不出复旦大学的硕士学位了！不，首先是我们自己。只要是我们的学生有复旦大学研究生所有的学分，和论文达到硕士学位的要求，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让他们毕业，让他们持有复旦大学的硕士学位。要求他们理直气壮地告诉外国人，他们拥有复旦大学的硕士学位。
另外。我问这位老师，如果我们有复旦大学研究生所有的学分，是否还需要修课。得到的答复是需要重修的。我又问这位老师，国家承认不承认这种研究生的学历。得到的回答是，国家不承认这种研究生的学历，只承认这种研究生的硕士学位，国家只承认通过国家级招生考试的人的学历。
其实，这些我都懂。只不过是装不懂而已。自己在SH财经大学当过老师，岂有不懂创收之理。听完他的回答，我就走了。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
接着，我去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在实验室里见到L教授和她的妻子。作为我女儿的导师，L教授关切地问起我女儿的近况。他支持让我女儿毕业和进行论文答辩的要求。
我又去了女儿的指导老师Y那里。Y老师说得更直白，她真心希望女儿能够在复旦大学正常地研究生毕业。这样，她得到的收入就可以增加了。
Y老师和L教授还告诉我，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院长姓Q。Q教授自然地成为我的下一个目标。
Q教授的妻子连面也不露地回答我，说，Q教授没法回答这事情。既然，你女儿已经退了学，事情已经结束了。请我以后别去找他们了。有事的话，请直?找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我不动声色地在Q教授的办公室门下塞进一封早已打好的信件。只是留此存照而已。带着一脸的不屑，我离开了。
去国家教委
复旦大学的权力部门已经明确地答复了我。但我并没有停止。利用到BJ出差的机会，我去了国家教委。
时间已是中午时分。我走进国家教委学生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午饭。听完我的陈述后，他说，你说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但这毕竟是你的一面之词。你回去后，请复旦大学给我们来一份正式的公函。另外，你回去后，可以去SH市教育局反映你的情况。如果，他们处理不了，你再向我们反映。
他说得实实在在。我也不是抱着很大的解决问题的希望来到这里的。我只是在尽一个负责教育孩子的爸爸的责任。我只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没有想到的是，女儿的论文答辩和研究生毕业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俗话说的，事在人为，真的在我和我们家应验了。
人们可能已经厌烦我的感谢了。但是，我确实是憋不住我的感谢了。我感谢那位国家教委学生处的官员的一席话，我感谢复旦大学校领导接待日办公室的X女老师，我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Q先生，（恕我不知道他的教学职称而尊称他为育人的先生。）是他们帮助我尽到自己的责任。是他们为重信誉，守承诺者树立了榜样。
去复旦大学校领导接待办公室
从BJ回SH后，我又忙于其它事情，耽搁了一些时间。当时，已是2002年1月或2月。复旦大学已开始放寒假了。修改完给复旦大学校领导的信，我开始做准备去复旦大学的工作。
去复旦大学前，我又要做功课了。由于已经有了些打交道的经验，知道应该避免打太极拳的人，应该和敢于负责的人见面。鉴于中国的现实，如果想解决毕业证书问题，非复旦大学的一、二把手拍板不可。又借助于在SH财经大学当老师的经验，知道每个学校都有校领导接待日。而且张榜告知哪位领导在哪天几点到几点负责接待。另外，为女儿申请英文免修的经历告诉我，当时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Q是一个敢于负责的人。知道了要会见的领导，确定了会面的方法后，我就出发了。
到了复旦大学，先看指路图。知道地址后，我径直而去。
我要去的是复旦大学校领导接待办公室。由于是寒假，整个大楼显得空荡荡和静悄悄的。复旦大学校领导接待办公室里只的一个值班老师坐在那里。
那是一个女老师，姓X。她不紧不慢地问我的名字。电话和工作单位，然后记录在案。接着，她问我去那儿的目的。我告诉了她，并请她把给复旦大学校领导的信转交给复旦大学党委书记Q先生。我指名道姓地要见Q书记。我说，我知道复旦大学的校领导很忙，平时没有办法接待群众。但你们有校领导接待日，排好表的，而且是张榜公告的。我说，我可以等，等到Q书记接待的那一天。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请您把上面有我的要求和电话的信转交给Q书记；二是，请您和Q书记预约一个在他的接待****可以接持我的时间，并打电话通知我。
她又拿起本子，不紧不慢地把我的要求记录在案。等她写完，我就告辞回家了。
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会面
回到单位后没几天就接到了X老师的电话。她已经根据我的要求把两件事情都已做好。信已经转交给Q书记了。时间也预约好了。请你在×月×日9点准时到复旦大学校领导接待办公室，Q书记等着你。
想不到复旦大学的办事效率那么高。这使我对X老师刮目相看。这使我对Q书记产生了期待。
国家正在步履蹒跚地向着法治社会前进。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存在，国家和社会还是讲理的。国家和社会总还有讲理的人和讲理的地方。这就是我通过向女儿灌输，并身体力行的教育理念时有的深切体会。
到了和Q书记会面的那一天。我重新打印了一份给复旦大学校领导的信。
这封信的核心是，1997年12月份的学士和硕士研究生连读、学制缩短一年并将于2000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教改是复旦大学校方提出的。我们全家积极支持复旦大学的教育改革。但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女儿在2000年6月，带着有修完全部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成绩记录和可以答辩的硕士论文向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申请毕业和论文答辩时，意外却发生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老师告诉女儿，在复旦大学写给国家教委的报告中明确地写着女儿是在1998年9月1日入研究生院的新生。学制三年，于2001年7月毕业。
高校的毕业证书是由国家教委按各高校的入学报告和毕业报告制作的。一个人一份毕业证书。丝丝入扣。多一份不行，少一份也不行。所以复旦大学2000年七月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没有我女儿的。复旦大学对此对此无能为力。
复旦大学的教改方案是逐级下达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共知的。女儿退学是因为南加州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不得已为之的，和貴校在再三权衡后采取的。请复旦大学校领导为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海外学子心目中的信誉出发，做到言而有信。另外，复旦大学多一个合格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复旦大学教改的多一份成功。复旦大学校领导何乐而不为呢？
和Q书记见面连寒喧都没有。我递上给复旦大学校领导的信。因为我已经请X老师转交了此信。及此信上有我的要求和电话。Q书记只把我的信扫描了一遍，说，你的来意，我们已经明白。请回去静等佳音。反正，我们有你的电话。我们会给你一个明确答复的。就这样，前后不到20分钟，我就离开复旦大学校领导接待办公室了。
2002年6月19日，时隔两年后的硕士论文答辩
和Q书记会面后几天，就接着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个电话，通知我女儿在南加州大学2002年5月放暑假回国后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答辩。在电话里，这位老师特地在最后关照我，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大家都向前看。好吗？
一阵忙乎后，静等女儿回国，主角登场。
2002年5月下旬。女儿回国了。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回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答辩论文。女儿对复旦大学硕士学位的态度是无所谓。而我们的态度是，我努力过并应该获得的，是我的，不允许别人随便递夺。这也是我现在的教育理念之一。
由于，已隔两年。女儿一开始还找不到答辩的论文。后来找到了。又开始忙于为女儿找一个歇脚的地方。最先提出方案的是妻子，让女儿住到她大妹妹家。我知道妻子的一片苦心。她大妹妹烧得一手好菜。女儿住在她大妹妹家，可以吃得好些。
可是，我的考虑和妻子的不一样。我认为，休息是主要的。我二姐家离开复旦大学只有三、四站公交车的路程。早晚打的（坐出租车）也放便。至于吃饭，你一百个放心，我二姐会招待的。而她大妹妹家住在沪西，复旦大学在沪东。来回坐公交车要三个多小时。妻子认为也对。于是妻子给我二姐打了电话，决定女儿住在我二姐家。
由于，论文已经达到答辩的水平，只是稍作修改而已。一个星期后，2002年5月末，修改完毕，并递交了发表在2000年6月出版的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9卷第3期上的硕士论文。紧接着，她的导师和答辩教授对她的硕士论文进行审阅。2002年6月19日，在一切工作都按部就班地完成后，女儿递交复旦大学硕士学位申请书，进行答辩。在以R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形成一致通过女儿的论文的决议后，女儿终于在2002年7月1日和2003年1月9日获得了由复旦大学校长签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但是，这是事隔两年后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复旦大学应该心知肚明，有多少基地班的学生为支持复旦大学的教改方案却到头来多读了一年书和在实验室多打了一年工，在2001年7月才毕业。
为此，我真诚地希望，复旦大学的领导能否在2000年7月前就信守承诺地让这批研究生毕业。让更多的学生看到祖国的法治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