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余家的情况像是很熟悉的？”越素贞一边登踏新街河岸的梯坎，一边询问身边的陈健。
“怎么不熟悉？余耀子的二姐就嫁到我们吉洞坪陈家，是我的隔房嫂子；加上老营长的关系，我们三人常时往来，哪有不熟的道理？”
“昨天晚上，我同奉楠去过他们家，没见着耀子兄弟。我看他们家也不像是茶洞的旺族，怎么码头这么大的一块地方，也是他家的呢？”
“这个——说来话可就长了。当初乾隆在位的时候，清朝政府为警戒苗民造反，便在湘西屯兵，制台设在凤凰。那任制台来湘西时，因慕莲子溪的名，在洞中邀约余耀子的高祖余朝拔出洞做事，余朝拔虽然应邀出洞，但不甘一辈子做制台身边的幕僚，想从基层干起。正好，当时制台大人对永绥正台（当时百姓对县级行政长官的俗称）与胁台不和而放心不下，就命余朝拔来永绥当知政参军，以协调双方的矛盾。
“永绥正台知道制台的用心，当然不容余朝拔在自己身边碍事。那时，上级决定把胁台所在地从卫城迁往茶洞，正台趁机将余朝拔叫来茶洞监管修筑城池。当整个城池修到西门将要完工的时候——不知是人为的因素还是自然的结果——祸事发生了，余朝拔那天单人独自登上城门洞跳架上去察看施工情况，好好的跳架突然断裂倒塌，将他砸死在树料和跳板下面。
“这事当然是瞒不过去的，正台就将余朝拔的死及时向制台作了报告。制台怀疑伤感之余，却又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上报朝庭给予抚恤，这时乾隆已死，嘉庆接了位，当时嘉庆下诏，让余朝拔后人沿袭明代贯例，世袭上行打粮以作抚恤，还将西门内外所有公地——从天王庙坎脚田、杨两户人家，及老衙门下面起，一直连到城外河码头，全部划给余家后人作建房地基，并且又在对河二岸分了茶山、田园，所以余家才有这么宽的地方。
“不过，经过若干岁月，现在余家已没有从前那种声势了。有人说是因为他家世代打粮，吃百姓的冤枉吃得太多，以致后代不发人。他家原有五大房，可除长房之外，别的房族都只是有女无儿，有的甚至儿女全无，无论一人找几个老婆都是这样。因此，其他房族常常要到长房的男丁里找人过继过去延续香火，以继承产权。有时，即使过继也无济于事。有的过继之后，同样不能生儿育女；有的刚刚决定过继的事，孩子就先死了。余耀子有个兄弟叫余敬双的就是这样，长到3岁之时，家族决定将他过继给三房，准备三天之后举行过继仪式。到了这天，堂中仪式刚刚完成，大家正准备举杯祝贺，原本长得活泼健康的余敬双就突然死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
“这的确奇怪，那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后来呢？”越素贞听得不免动容，随即又问。
“后来医师说他得的是天花，可天花哪有这么快的？又有人说是被人下了毒，可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于是就有人说是因为打粮造成的结果，上天本不容他家有后人，但因余朝拔建城有功，就只容他家长房延续香火。之后又过了三四年，他满兄弟余敬福又到3岁的时候，家族再议把余敬福过继到3房，耀子的父亲倒是没什么意见，可他的母亲杨有元和大姐余金姑却死活不依。当时早就出嫁了的余金姑同丈夫正在常德做生意，听到这事后立即从常德赶回来，第二天就把这小兄弟带回常德去了。”
“现在余氏家族除长房外，其余的在茶洞几乎没什么人了。他们的房地几经变迁，现在大多都出卖或转让给了外姓人。比如我知道的就有很多：城内田雕匠下面的房屋卖给了侯祖全他们家，老屋隔壁卖给了汪子俊家，城外西门对面的房子卖给了杨家，左边你们住的客店原来也是余家的产业，只是早就出卖给覃家了。再说耀子的姑母很多，他祖母是个及爱面子的人，为了打发姑娘出嫁，又变卖了不少田地、房产；而他祖父又只知习武游历，不大爱理家事，到现在，他家就只好这样了。”
“啊，原来是这样。那这打粮又是怎样的呢？”
“打粮就是在市场粮食买卖中收税，而收得的税款却是私人占有。”
“这我知道，只是详细情况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详细。不过以后遇到逢场天，你去米行看看就知道了。大概是余家制有多种度量器具，碗、升、斗、扈什么的，只要你去卖粮食，都得经过这些器具过量，然后方可出卖。大略是每一百斤要收两斤的打粮费，或交粮或送钱，随卖主的便。不论大米包谷，或是荞麦豌豆，反正只要是粮食，都得这样。”
“要是别人自己用称称，不去用那些器具量呢？”
“那可不行，那样干就是黑市买卖。如果那样干，不用余家人出来说话，只要让汪子俊这些人知道了，不把你搞得倾家荡产是不会善罢干休的。这家伙心狠手辣，仗着自己是县党部廖专员的大舅子，平时就无事找事，老是想着如何去敲别人的竹杠，要是知道你卖黑市，有了把柄，那还得了！”
“这汪子俊就这么坏？”
“哼，以后你会知道的。为打粮这事，前年我们就协助耀子同他较量了一次，到底还是被他占了上风。”
“啊，那是怎么回事？”
“嗳，何夫人在那儿等着了……”来到公路上，陈健起眼看见站在汽车旁等待的张玉环，便没接着回答越素贞的问话。大家一直朝张玉环走去。
见到众人的到来，张玉环很是高兴，她一边登上驾驶室，一边招呼越素贞过去同她坐在一起。越素贞想接着听陈健说故事，就把驾驶室的位子让给沈崇文去坐，而张玉环也就不再坚持。大家上了车，汽车便开动起来。
车厢里，越素贞再次要陈健把余家打粮同汪子俊发生磨擦的事说给自己听，熟知茶洞掌故的陈健，又滔滔不决地打开了话匣子。
“前年，我同老营长受命将常德厂里的货（枪械）押回茶洞，刚一拢地耀子就找上了我们，说是汪子俊以抗战需要为名，准备把打粮权收归镇政府。他要我们帮忙，去县党部与汪子俊论理。当时汪子俊刚来茶洞任职，气焰很高，说是余家若不退出粮行，要把他全家男女老少抓起来坐大牢。余家上上下下尽管心里不服，却也毫无办法。听说那时相泽老伯急得直到堂前打转转，不时向堂中两宝磕头——余家自认有两件宝物，它们就供在神龛上，一件是家谱，另一件就是嘉庆帝的诏书。
“谁知耀子却完全不理会这一套，他独自一人跑到衙门，指着汪子俊骂：‘你狗日的汪子俊听着，我家打粮是嘉庆爷恩准的，你若敢强占，老子一把火烧了你这烂衙门，再找人把你婆娘女儿剥光起，拿到大街上曝尸’。汪子俊当时还并不知道耀子是什么人，听了他的漫骂，急忙喝令镇公丁拿人，可镇公丁没一个人敢上前，全都眼睁睁地看着他骂。耀子骂了一阵后，又大摇大摆地走了开去。
“过了几天，汪子俊这才打听到，骂他的人是余家的抱养儿余耀子，有一身好功夫，光棍一个，天不怕，地不管，说到做到，纯粹一个滚龙人。这下他可犯了思量——也不知汪子俊究竟干了多少坏事，他也是只养女不生儿，两个女儿大的16岁，小的14岁，全长得像模像样，平时，汪子俊对她们疼爱极了——要是真让余耀子做出什么歹事来，那吃亏的还是他自己。思量之余，汪子俊看准耀子不是余家亲骨肉，先是收买，说是只要耀子不管这事，日后他一定以重金酬谢。可耀子不为所动，汪子俊没法，这才搬出了县党部，要廖专员派人，先把耀子抓起来再说。
“这事正好被我和老营长撞上了，大家只得一起去县党部论理。老营长对廖专员说：自己也是余家人，正在前方打仗；打粮照现在看虽说过分，但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余家赖以为生的职业，如果政府定要收回，那就应当将余家能够工作的人预先作好安置，不能说收就收了，别的一概不管；如果县党部硬要这样做的话，那怎能让我们在前方作战的将士放得下心？出了事又归谁来负责？
“耀子听了老营长的话后也接着说：不让余家打粮可以，不过他得到政府找份事做，这才不致丢了饭碗；别的他干不了，当个副镇长完全没问题，可以专管镇公丁，负责他们的训练，工资不要多，只要能养家糊口就行；不然大家没了饭吃，全都去当土匪，到时不论你是县党部还是镇党部，大家都莫想得安稳觉睡，谁叫你们要官逼民反呢？
“廖专员当然不会同意这个要求，但又碍于我们这么多枪兵，没办法，他就同老营长私下商定，来个折中处理：一个月6个场，逢5由余家上行打粮，逢10由镇政府——其实是归他汪家上行打粮。
“开始，耀子还不同意这个协议，说是这样，他家就平白无故地损失了一半收入，家里无法生活得下去。后来经我和老营长一再劝说，他才答应下来。回到家后，他跪在堂前神龛下立誓，说今后若不把打粮祖业全部争回来，他宁愿打一辈子光棍；同他汪子俊斗，不死不休。后来，他就常去结交社会上的滚龙人，黑道白道都有他的朋友。从那以后，我们又有好长时间不见面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
“那他还真是够义气的，不是余家亲生，却又为余家这么卖力，不知他究竟是什么来历？”
“这个你可是问对人了。他的来历除我之外，只怕连老营长都不知道，平时也没有谁敢说他是抱养儿。”
“你又怎么这样清楚呢？”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他二姐是我隔房嫂子，我是听嫂子说的。”
“他是怎么来的余家呢？”
“这事，可就得从他的祖父余腾鹏说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