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的编者余世存，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村，199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报社编辑等。1995年进入《战略与管理》做编辑至执行主编，2000年离职。现为《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等。
读城读人读文化
2006年深秋，易中天先生来过银川，可惜未曾谋面。
于是想起了他的《读城记》。
大家都知道，易中天是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品读历史“讲三国”而火暴起来的。他的《品三国》一书首印50万册，让出版界刮目相看。有些读者不一定知道，在品读三国之前，他还写过一本《读城记》。此书初版是1997年10月，不到10万字，这本书当年在业内也很受好评。2006年新版修订后的这本《读城记》，已是洋洋洒洒30万字了。
城市本身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罢，生活在城市之外的人也罢，城市始终是人们共同的话题。其实我们走过的一些城市，不论是语言、饮食习惯、风土人情、性格气质，都迥然不同。
所以，比较彼此的异同，自然是个很有趣的话题。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让人难忘的城市。但是，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一个城市文化特征和市民的文化性格以及人文特点，准确地把握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说出它们的魅力所在，谁都很难保证是准确无误的。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过去给城市打上的烙印也起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在《读城记》中，作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学者视角，对不同城市的品格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他写这本书肯定是相当费功、费时、煞费心思的！正如作者自己所云：
“……原谅我所做的，原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读城不易，说城也难。不但不易说清，而且一不小心，没准就得罪了谁谁谁。如果真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也要请这些城市的人海涵。因为对于本书所写的这些城市而言，我都是一个外地人。外地人的感觉总多少有些隔膜的，尽管外地人也有外地人的优势——不在庐山之中，也许反倒看得庐山的真面目。”
易中天先生选取了北京城、上海滩、广州市、厦门岛、成都府、武汉三镇、深圳特区这7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方方面面详尽介绍了这几个城市的历史、地理、人文、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城市面貌，甚至不同城市不同人的性格等都描绘得活灵活现、酣畅淋漓。像7位不同性别、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活生生的人站立在读者面前。他们各有各的品貌、特征和优缺点，没法儿说清谁好、谁更好、谁不好。就像人一样，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没有自己的文化品味和素质，也就没有什么魅力可言了。都是清一色的摩天大厦、高级宾馆、酒楼，走到哪，都仿佛是与其他城市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那么这个城市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如北京市大气磅礴、威武雄壮，北京人大气、醇和；上海市开阔雅致，上海人精明、理性强；广州市生猛鲜活，广州人有拼搏精神；厦门岛小巧玲珑、温馨文雅，厦门人豪爽、大方；成都府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成都人悠闲安逸；武汉三镇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且是兵家必争之天险，武汉人有韧性、有蛮劲儿；深圳市是春天的城市，深圳人是花季少年、年轻有为，等。
如作者观察分析的那样，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在作者看来，城市之所以有可读性，是因为其本身的个性和魅力。
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城市民谣”出现。但是，也正如有的人个性鲜明，有的人不太出众，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会受到关注。中国的城市毕竟太多，其中大同小异的不在少数。显然，只有那些个性特别鲜明的才会受到关注。对于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异，作者精辟地概括道：
“这种差异，说到底，也就是文化的差异。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活法。这些活法，就构成了文化。读城，也就是读人，读文化。”
你看他写的《成都府》一章，你会很吃惊地发现，他对成都的了解很深。尽管他并不是成都人，但他对成都的方言、人的习惯、性格、饮食，了解之深，令在成都生活多年的人看了，也会觉得充实得无话可说。很明显，他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同朋友的交谈，各种资料的收集等各种层面，深刻地介绍了这个城市，当然也做了一些分析，但这些分析并不很深奥，更没有乱煽情。书中说得很朴实，很自如，引证的一些典籍也恰如其分，没有生硬造作之感。
当然综观全书，也有不少重复、唆的地方。瑕不掩瑜，这本书的价值还是被读者认可的。笔者买到的这本已是第17次印刷，印数达15.26万册，就是最好的印证。
陷阱里边有陷阱——读《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
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东西已经在大众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我们不可小觑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这本书的基本用意。
《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共分为10章，20多万字，内容涉猎“中国文化中国男人”“中国文化中国女人”“贪官文化”“清官文化”“外交文化”“农业与农民文化”
“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等等。作者选取的这些都是我们较为熟悉的部分，作者发现了许多“陷阱”——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也是“事故多发地带”。作者以审视的态度看待一些历史问题。这，本身需要一种勇气。
书中谈到警惕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究竟在哪些地方？作者指出：“首先警惕的是，中国历史上，缺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后期的转型——从文化转向政治，从科学转向革命——导致中国的启蒙半途而废。启蒙没有完成，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就恰恰缺少了最不应该缺少的现代化内核——公民及公民意识！”“其次需要警惕的是，传统文化的负面绝不会因为一次革命，一次运动，就能完全改观、消失的。它暂时地消失了，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折回来；或者，它表面上改观了，但底下的暗流仍在。我把传统文化的这种弹性与隐蔽概括为‘文化的陷阱’。这种陷阱，从政治层面来讲，会使张勋复辟，会使袁世凯称帝，更会使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这种陷阱，从社会生活层面来讲，会使女人继续坚持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裹脚，会使出走的娜拉回头，会使臣民意识、奴性意识继续存留，会使诸多政策与教育‘目中无人’，会使人的解放成为一纸空谈！”
在“中央集权与中国人”一节中，作者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陷阱：第一，中国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中国知识分子正好给统治者发明了一套三纲五常的驭民工具。在统治者的调教下，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作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也即学术早熟。这种学术早熟的“陷阱”在于：第一，导致中国不重科技的传统；第二，导致国人提前看透人生。庄子认为人生如梦，可尼采那疯子说：人生即使是一场梦，也要做得有滋有味！早熟的学术，带出的是早熟的中国人。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一代地把早熟进行到底，儒家的中庸，被玩成了抹稀泥的首鼠两端的滑头哲学；道家的超世，被玩成了明哲保身的缩头乌龟哲学，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低头。知识分子如此，当官的更如此，否则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也不会出现“不战不和不降不管不死”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的老不死的不字主义的官僚来。至于老百姓，虽然识字不多，可是却不傻。也知道，吃饱点儿，见了当官的走慢点儿，拐过弯去跑快点儿。第三，缺乏公德意识。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方式，导致国人先天没有合作意识，发展到现在，是中国人私德很好，公德没有。保守，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缺少探险浪漫。重天命、轻人力；传统文化中诸如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家则从相反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重实在。
这本书与以前历史文化之类的书不同之处，在于它写作的角度，突破了多年以来写历史必须围绕政治的那一套方程式。谁都清楚，写历史是脱离不了政治的，这本书同样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是，政治是历史的产物，这里面有个主次内外之分。大多数时候，政治主导了历史，可历史永远是客观的载体。
《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一书在给人启迪的同时，不少地方显得过于偏激，而且未经严格论证，随口说出，笔者并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比如将中国不重哲学的传统归结到文化上去，显然忽视了封建统治阶级本身的局限性。老庄的哲学，本身无可厚非，只不过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而已。另外，书中的一些观念看法，也有不少牵强附会，随意性较大之处。如书中有一段引自刘备的“妇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了尚能补，手足断了不能续的理论堪称经典。我老是想：怪不得刘备有个扶不起的阿斗呢，问题的关键是阿斗娘在阿斗爹眼里就是件破衣服。破衣服若能生出神童，就出鬼了。”刘备的这段话，现在看来虽有大不对之处，可此论与扶不起的阿斗就没有丝毫关系。例文中所说的话是出自常人茶余饭后的笑话，读者尚可一笑而过。但是作者号称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专家，这话就显得有点太儿戏了！作者是一个历史教师，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研究专家，说出这些来，总有误人子弟之嫌。
古人的想法在我们看来有些地方不对，但是为什么就不能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呢？
本书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笔者以为，本书中的许多观点，经不起推敲，没有论证过程，也充满陷阱，小心哦！
王蒙的心路坦言——读王蒙《半生多事》
每个阅读者大都有自己喜欢和偏爱的作家，对王蒙的作品，笔者几乎一部没落地读过。王蒙的文学创作贯穿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在72高龄时，他出版了《王蒙自传》
第一部《半生多事》。近40万字中的大量史实，首次披露了写作《青春万岁》的前后遭遇，尴尬的家庭裂变，父母的离异，写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风波曲直，甜蜜的初恋，反右中的心灵忏悔，被发配新疆前后的人情冷暖……自传中诙谐的文风，有对灵魂大胆的自剖，也有对时代变化的思考。本书堪称是“一个人的国家日记”，又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是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的另一种阐释。
《王蒙自传》分为《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3部。目前出版了第一部。书名取自王蒙于2005年写的一首诗：“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叹妙哉。误解方愁诚似巧，夹击复笑妒犹猜。河东皓月千山静，案底闲花四海开。大块文章皆胜景，逢源蜀道过蓬莱。”
之前，读过王蒙夫人方蕤《我的先生王蒙》。很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能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
《半生多事》读下来，透过书中灵动文字背后的老道、冷峻和智慧，深切感受到在人生的悲欢离合中，处处彰显王蒙的睿智、幽默和达观，以及充满昂扬斗志而又自信的乐观主义。他说：“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有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他说：“我的体会是，所谓逆境，一半是自己的心理的沮丧造成的。如果你自己不认为是逆境，不受逆境情绪的控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叫做人莫予毒了。”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富有挑战意识的，敢于挑战自我也敢于回应挑战。我敢于做决定，我也有文字感，语言感，思想感，我还有游水的爱好。”“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我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男人尽量不要诉苦，不要把自己的罪过压力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要搞痛苦与负担的接力传递，转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过不好告诉自己的孩子。一个男人一定要咬紧牙关，不论什么处境，自己起码要打得住自己。”全书不少地方闪烁着这些王蒙式的励志语句。
在《半生多事》中，王蒙并没有简单地从一己之恩怨去面对陈年往事，而是将逝去的人与事放在一个难以抗拒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观照，努力彰显人间真情和人性的光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非常年代里的非常受害者，在多年之后的今天，王蒙竟然做到了在谅解别人的同时，也发出了难能可贵的心声：“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唯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透过王蒙笔下时而是心路坦言，时而是心灵剖析，时而是心得阐述的“澄明与开敞”的性情文字，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一个知识分子的曲折成长史。
王蒙在事业上算是成功人士，连婚姻也是一次初恋，终生爱人。全国作协原负责人张锲曾说“王蒙是没有绯闻的名人。”与他的父亲相反，他相当顾家，也懂得经营。
他大抵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关心家庭，关心孩子、爱人。
他每回调离别处，总是能够把妻子调到一起工作。他常常做菜做饭，在乌鲁木齐时还和儿子一起挖菜窖，“打了小小院墙，自己盖了小房，冬日作贮藏室，夏日兼作厨房。”他为女儿的出生记婴儿日记，观察女儿的大便。
“我在研究与处理婴儿便秘、泻肚、不思饮食诸症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也阅读过有关书籍。至今被子女们授予屎学家”。虽然本书在这方面着墨不多，透过这些细微之处，能看出王蒙的生活态度。
一代知识分子的感动与感伤——读王蒙《苏联祭》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对苏联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王蒙便是如此。
王蒙算是高产的老作家，年已高龄的他，几乎每年都有一部新着奉献给读者。王蒙的散文集《苏联祭》记录了他隐秘而曲折的心灵历史。该书是理性、冷静、务实的。王蒙先生曾两次访问俄罗斯(苏联)，前后相隔20年，他特殊的身份与敏锐的观察力，为他解读不同阶层人物，以及政治、文化、风情提供了独特而深切的感受。王蒙把苏联比作自己的初恋情人，“我的情人死了，我觉得自己应该写一篇作品祭。谨以此书迎接与纪念二○○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十周年”。
《苏联祭》汇集了17篇有关苏联与俄罗斯的散文、随笔及小说，收录了王蒙对俄罗斯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认识。在这本书中，既有理性的反省，也有激情浪漫的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