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时后，儿子准确无误地拼出了一张世界地图。学者大惊失色，问：“你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为何这么快就拼好了呢？”儿子说：“你在剪碎这张地图时，我看到地图的另一面是一个人像。我将所有的纸片翻过来拼，因为我知道人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按照人像来拼，翻过来不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吗？”当爸的听了恍然大悟：“是呀，以人为本，治理世界，这才是世界的魂啊！”
蹲几天“班房”
总见时不时有农民工上访，讨要他们的“血汗钱”，也能看出他们的焦虑、无奈和愤怒。辛辛苦苦在工地上干了数月成年，却拿不到他们应得的工资，这事摊到谁的头上，心里都不会好受。
“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什么老大难问题。温家宝总理曾亲自督战，亲手将拖欠工资送到农民工的手里，赢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多少农民工的脸上挂满了喜悦的泪水。事情发展到让一个大国总理去给农民工要拖欠工资，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可见这一届亲民政府对百姓利益问题的关心程度。以至于各级政府把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当做中心任务来抓，“拖欠风”
狠刹了一把。
究其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源头，相当部分是政府工程所为。政府工程拖欠建筑商或开发商的工程款，建筑商再拖欠农民工的“血汗钱”，由此引发了这一尖锐的社不妨让“黑包工头”
会矛盾。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开发商恶意拖欠工程款造成的。更重要的一部分，是由于中间层的“黑包工头”
得到了开发商如期足额拨付的工程款后，将应向农民工发放的工资侵占为私有财产，并编造各种理由，拒绝支付农民工工资。更有甚者，将矛盾转移，唆使、雇佣不明真相的农民工，反倒以开发商拖欠农民工工资为由，到各级政府上访，四处无端闹事，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
这里更多的是，开发商和建筑商在恶意拖欠。工程款也到位了，这些“黑包工头”就是硬拖着不给农民工及时兑现，于是躲着避着，让农民工一趟趟去追着要吧。
甚至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开发商或“黑包工头”还动用打手，将讨要工钱的农民工打伤。这些老板知道即便将工资拖着，农民工还得给他干活，大不了给他们先发些生活费，让农民工吃饭干活。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个别故意拖欠的“黑包工头”，他们大都有“后台”，门子多，关系硬，农民工即便为讨要血汗钱去上访，去告状，这些“黑包工头”也无所顾忌。工钱能拖一天是一天。前些日子，某家开发商在媒体上经常“露脸”，宣传他们的“业绩”。但时不时看见农民工在政府大门口上访，请求政府帮助他们向这家开发商追回拖欠的工资。这不能不具有讽刺意味。
据测算，农民工工资一般只占整个工程款的四分之一左右。为防止今后出现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发生，政府制定了新的文件，规定拨付工程款时，将农民工工资这部分预留出来，由政府主管部门掌握，以保证给农民工及时兑现。文件归文件，规定归规定，新的拖欠虽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但还是不断地发生着。还是有不少农民工为追回拖欠工资在奔波，在上访。有的为追要几百元工资，以至于发生报复性命案。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对农民工工资的拖欠者施以重罚。据说，有些国家对拖欠工资的老板判罚十分严厉，发生拖欠工资的情况，老板要蹲“班房”。
温总理曾在人代会上承诺：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这就需要把进行相应的立法、强化执法和建立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才能真正堵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漏洞。
斩断伸向“养命钱”“救命钱”的黑手
谁都知道，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救命钱”。近年来，包括住房公积金、养老金、甚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等在内的公共资金屡屡被大量挤占挪用。如湖南郴州贪官李树彪先后44次挪用贪污住房公积金1亿元，多次前往澳门赌场大肆挥霍。河北保定航空证券保定营业部原总经理携带委托理财的3亿元住房公积金潜逃。浙江金华某官员挪用社保金额达数亿元。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违规拆借社保基金达32亿元。山西太原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涉案金额近1.8亿元。宁夏石嘴山市医保中心主任和财务科长采取截留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的手法，将某企业交纳的3233.56万元的医疗保险费转移到其亲属、朋友名下等。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目标大、项目多，普遍感到财力吃紧，社保基金由此成为“肥肉”。有人甚至说，养老金已成了地方“第二财政”。尽管应由社保部门管理，但地方政府的统配调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以上发生的这些“养命钱”“救命钱”被挤占挪用的事情，听来的确让人愤愤不平。竟然有人不断把“黑手”伸向这里！
有人总是把发生的这一切归于制度不健全。国务院现有规定再清楚不过：三项保险基金应当及时足额征缴，存入国有商业银行，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严格按规定范围发放，专款专用；基金结余除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外，不得用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投资。
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切实管好用好，确保安全完整、保值增值，这是政府的重要责任。社会保险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而一些地方官员偏偏就是不严格执行，或不执行规定，进而甚至胆敢违规违法挤占挪用“养命钱”“救命钱”。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制度本身，还在于严格监管执行。换句话说，即使有再健全再完善的制度，如果没有一丝不苟、板上钉钉的监管执行力度紧紧跟着，制度也难以产生如愿以偿的效用。
话题还是回到100亿养老保险金被挤占挪用的问题上来，如果不借以查处失责违规者，解决执行者执行力低下的问题，对违规违法者实施问责追究并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交代，即便健全完善了制度又能产生多大效用？当下，只有对违规违法当事人进行追究，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向公众交代，这样恐怕才能对当事人产生“下不为例”的铭心作用，对效仿者产生“悬崖勒马”的棒喝作用，进而才能使百姓的“养命钱”“救命钱”安然无恙。
从朱元璋打茹太素板子说起
史书介绍，朱元璋好学多思，经常亲自执笔起草重要文稿。在吴晗着的《朱元璋传》里，就有他亲自起草《诏书》的影印件，文字简明扼要，无半句迂腐气，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凤阳祖陵的碑文，开始是几个当朝有名的文人起草的，他看后很不满意那些粉饰之辞。他认为，掩饰过去苦难的家史，不利于教育子孙，就亲自动手重写了一个碑文，把穷困的家世和创业的艰难如实写出来。
最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处理茹太素那份“万言书”
时所表现的见识和气量。《明史》记载：茹太素出于忠心，写了一份陈说有关国计民生大事的奏折，洋洋万言。朱元璋让中书侍郎王敏读给他听。书中说到“有才能的人，几年来侥幸保存下来的一百个中没有一两个，如今所任用的大多是迂腐的儒生和平庸的官吏。”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使这个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命人把茹太素喊来当面质问，并在金殿上打了板子。但他在第二天晚上，又叫人在宫中把茹太素的“万言书”继续读给他听。听后觉得其中对四件事提的建议很好，就认真采纳。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所以要征求真切的意见，是想它符合实际情况和事实，文字太多，就会使人迷惑。其实茹太素所说的只要五百字就行了。
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朱元璋提倡的文风主要有二：
一是内容要符合实际情况，不能瞎编乱造；二是文字要简明扼要，不要穿靴戴帽。这种文风值得大力倡导和学习。
联想到我们的有些会议，一些领导讲话太长，穿靴戴帽的话太多，讲者念念有词，长篇大论；听者昏昏欲睡，无精打采。一些汇报材料虚的太多，数字“水分”太大，讲成绩洋洋洒洒，连编带吹；谈问题隔靴搔痒，三言两语。有些会议材料太多，不该印的也发。各种名目繁多的简报、通讯资料之类更是层出不穷，造成极大浪费不说，也容易滋长形式主义之风。
2008年2月20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8年第5号)》，其中包括《关于国务院办公厅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的意见》。意见要求，凡能通过电话、传真、政府专网解决问题的不印发文件。国务院印发的普发类文件一般不超过5000字，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普发类文件一般不超过4000字。起草文件和讲话稿要注重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突出主题，不搞“穿靴戴帽”，尽量减少关于重要性或意义的一般性论述。倡导清新简练的文风，做到意尽文止、条理清楚、文字精炼。
大寨印象
夏末秋初时节，到山西出差，履行完公务后，便十分想看一看大寨——这个曾经覆盖过全世界的名字。说实在的，我是怀着一种深深的历史怀旧感而来的。
大寨是太行山麓松溪河畔一个的小山村，在昔阳县城东南5公里处，距省会太原市仅168公里，从晋中市驱车走高速公路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可到达。
大寨并不大，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全村现有居民160余户，现在也只有500多口人。据说大寨村的形成，相传是在北宋年间，宋军为抵御金兵，曾派兵把守距今天的大寨东北方约5公里的虹桥关，大寨就是宋军的一个驻军营寨。据说当时守军建有两个营寨，大的叫大寨，小的叫小寨。这，便是大寨村名的由来。据当地人讲，小寨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存在，但住户已经寥寥无几，再后来就渐渐消失了。
大寨在解放前，全村700多亩土地就有4700多块，全部斜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是个“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的地方，村民过着“宿无房，腹无粮，体无衣”的苦日子。解放后，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在极其贫瘠的荒山上，“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硬是将“七沟八梁一面坡”变成高产稳产的“海绵田”，成为中国发展山区农业的典范，由此曾掀起长达十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海内外约有一千万人慕名来大寨参观、学习和旅游。不少国家的元首也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那时的大寨，无疑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圣地”。只有狼窝掌的层层石坝，还在向人们述说着往事。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记录！
如今的大寨，一条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从县城直通虎头山下。一进大寨，犹如走进了中国现代农业的历史画卷，称得上是山村农业模式的一个缩影。寨前笔直的通行大道，新房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大寨旅行社楼房高高屹立，新耸起的釉砖贴面的四层大楼门前，“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牌子尤为耀眼夺目。
寨门上的“大寨”红字依然十分醒目。一株老柳树根如磐石，形似苍龙，峻峭挺拔，枝叶茂盛，肃立在村口迎接游人，故称“迎客柳”。当年的这颗老柳树下，是大寨人聚会议事的场所。
在大寨院里转一圈，大寨妇女都在做些小买卖，卖点旅游品，主要是布老虎、手织拖鞋、袋装的杂粮之类。
无所事事的男人不少，这在人们熟知的从前那段大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那时候大寨人常年都在苦干，我见到了当年有名的女劳模宋立英，身体很是硬朗，开了一个旅游品商店。不远处的陈永贵故居是一处低矮的瓦房小院，屋里陈设雅静简朴。屋里展示陈永贵的遗物，出外开会花掉的一斤半粮票也保留着收据，那时候他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她的孙女，一个文静的中学教师，利用休息日一边向游人做义务讲解员，一边向游人签名出售《陈永贵传》一书。我们每人买了一本。
大寨旅游的重点在虎头山上。近年来，大寨人发挥名人名地效应，兴建了虎头山纪念馆，发展起了旅游业，每年吸引游客3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1700万元。今日虎头山上已是绿树成荫、松柏成林，满山苍翠散发出一股清灵之气，蕴涵着一种自然美的神韵。山坳间黄栌、灌木、丹黄朱翠，分外妖娆。
山麓有“大寨展览馆”，展览馆是一座平面呈倒“山”字形的民族式仿古琉璃瓦建筑，四周松槐柏柳相间，极为雅致洁静。馆内大厅有毛泽东题写的“农业学大寨”的金色大字，展览馆内有许多照片，展现了建设新大寨的全过程，展示了一代大寨人的思想境界。展览馆前有大地之子陈永贵栩栩如生的雕像。沿山势台阶步步登高，登上228级青石台级，前有墓碑，上书“陈永贵之墓”，碑阴镌刻着陈永贵传略。碑后建墓冢，圆形平顶，高1.5米，上饰一桃形石墩。墓的三面依山筑梯田成靠背式的墓圈，圈里花团锦簇，绿草如茵。墓左侧百米处，有郭沫若纪念碑，汉白玉石碑横置在碑基上，四周围以铁质栏杆，是在郭老诞辰100周年的1992年11月16日立碑纪念的。
这位杰出的中国农民不得不让我叹服。
还是永贵大叔的脚板留下的印迹实在，宁可干中出错，不可无错而平庸。就连才华如郭沫若者，也愿意在去世后，要到虎头山与他为伴。郭老的部分骨灰撒在虎头山上。着名作家孙谦墓依次建在虎头山下。墓的右侧开辟了一处山间游园，在林木间建有古式的凉亭、回廊，朴厚劲挺。座座“天池”，清澈见底，条条沟渠，纵横交叉，汩汩流水灌溉着山上的良田果木。“养鹿场”掩映在群峰苍翠之中，苍松绿草，梅花鹿群，使你顿入回归大自然之妙境。
改革开放之前，大寨主要靠800亩土地生产粮食，经济结构单一，全村年收入不过20万元。1992年以来，大寨人先后建起了制衣公司、水泥公司、煤炭运输公司、酒业公司、饮品公司、贸易公司等。他们利用“大寨”这个金灿灿的牌子，主动与外面的企业联手发展，目前已有30多个“大寨品牌”走出了山区。2007年，全村经济总收入1.27亿元，人均纯收入达到7000元。520人的小村庄，人均纳税近2万元，连续多年蝉联昔阳纳税冠军。
今天的大寨，村里的劳动力不是进企业当工人，就是搞旅游、跑运输，只有少数劳动力领着工资去种地，大寨人的生活实现了“五有”和“三不”：“小有教”，从幼儿园到小学免费上学；“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烧有包”，集体供应燃煤；“病有保”，实行了医疗保险制度；“考有奖”，对考入大学、大专、中专的学生每年发给奖学金。“吃水不用吊”，村里普及了自来水；“运输不用挑”，集体提供车辆运肥、运粮；“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站服务上门。大寨人还计划上玉米加工、沼气发电、屠宰加工等新项目，并继续谋划走出大寨，外引内联一批新项目，让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力争三年内让村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
我站在虎头山上，俯视大寨新村，群山环抱着层层楼舍，如诗如画。一个环境幽美、安全文明的新农村就展现在眼前，构成了一组融自然、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新型大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