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桥说：“听说，鼎州的鼎左县红葵镇来了个新镇长，一次下乡，逮着农民就批评，嫌他们的工程进度太慢，质量太差。批评了大半天，口干舌燥的。但一伙农民谁也不吭声，镇长问你们怎么不说话？农民说，你是红葵镇的镇长啊！镇长更奇怪，是呀，我是红葵镇的镇长！农民说，可我们是中场乡的农民啊！看看，这个镇长绷了半天脸，还绷错了对象。你说这当官的累不累，尴尬不尴尬？”
此时，萧文斐却笑不起来了，无奈地说：“乔桥啊，你是从哪里听来的？你要知道，那个走错地方认错人的尴尬镇长，可就是当年的我呀。当时，我自觉得已经够深入群众的了。可是，有谁知还是蜻蜓点水，对下面的情况不熟悉，闹出了不少笑话。尽管十多年过去子，我都从一个镇长，当到了县长，市长，可是老百姓还记着我的那些尴尬事，现在听来，更觉得尴尬，成了自己的一面镜子，照一照，也是一种警示。”
乔桥也有点尴尬，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那就是萧伯伯。”萧文斐说：“没关系的，没关系，我也常在人前讲起那件事，也算是自我调侃吧。”顿了顿，萧文斐把话锋一转，对薛梅说：“唉，笑归笑，乐归乐。可一想起萧亚芳，我就笑不起来了，我这张脸还得再绷一绷了。不绷，我心里就闷得慌，我就越发亏对儿女。”
薛梅说：“你怎么扯到了萧亚芳?你给她绷脸，她可不是你的直接下级，不是你想绷就绷的。”萧若愚说：“怎么不是呢，从家里说，她是我女儿，父亲给女儿绷脸，该是理所当然的了。从工作上来说，她是我下级的下级。我能给你的上级部长绷脸，也就能给部长手下的科长绷脸了。”薛梅说：“老萧，有话你就直接说吧，怎么就像你训下级一样，还要绕个大圈子。再说了，亚芳今天陪同记者外出采访了，不在家，你训给谁听呢？”
萧文斐说：“唉，你说我们这父女两个，一天到晚，一个忙东，一个忙西，回家也很少碰上个面，连当面说个话的机会都没有啊！这个脸，我能绷给人家看吗？也就只能给你老太婆绷一绷，亚芳回来了，多和她谈一谈，也许女儿也难着呢。”薛梅说：“唉，你有话就直说，你见不了面，她回来我直接跟她去说。”
萧文斐叹了一口气说：“人常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可我们家却有三本难念的经。一是我这腰腿疼的老毛病，今天治明天犯，时好时犯，时轻时重，既要不了命，也治不了病，折磨得我筋疲力尽。”薛梅接过话茬说：“要我来说，你那个拼命三朗的毛病改不了，你这个病就是好不了。你一有工作连命都不要了，病还能好吗？”
萧文斐手一摆，神情严肃地说：“你先别打岔，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二是萧聪一病在床，三年不起。有谁一觉能睡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连个身也不会翻，连个眼皮也不会睁。你对我这个当父亲的有意见，你坐起来说，何必用这种一睡不醒的办法呢，对家人也是一种精神的折磨。三是萧亚芳的丈夫、我的那个女婿林无功，出国读博，抛妻别子，一去不归，音讯全无。你说这一个连家都不顾的人，连国都不回的人，学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多的知识，有什么用呢？再说了，我们也对不起林家的老亲家呀，如果他父亲林子清，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旦问起儿子的情况，我们给人家怎么说呀？你说我作为一家之长，连乘龙快婿的事管不了，管不好。作为一市之长，我怎么还能管好全市三百五十万口人的大事呢？”
一家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意思，似乎都在这不语之中。萧文斐继续说：“其实这三本经中，我的病还好办，无非就多吃几副苦药，多呻吟几声，抗一抗，拖一拖，也就过去了，是撂不倒人的，大不了我不当这个市长，提前退休罢了；萧聪的病，也会好起来的，我相信他会醒来的，只是时间迟早的事，也大不了再等两年，让他再睡一睡，缓一缓。惟有这个林无功，我总是放心不下。不管他走到那里，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家人的事，事关妻室家儿。
乔桥说：“我曾问过亚芳姐，有没有和林无功联系过，他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是回国发展，还是在国外发展？亚芳姐说她也说不清楚，每次在网上聊天时，她问他，他总是含含糊糊地，毕业前好像有回国的打算，毕业后又好像说想在国外混混，好像最近又去了西欧。他到底怎么想的，她也说不清。”薛梅说：“唉，真是的放下国内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到国外当个什么博士。现在倒好，把我们扔下不管，一个人去混了。”
乔桥说：“我也对亚芳姐说，要是我，可就追上去了，他走到哪个国家，我就追到那个国家。就是天涯海角，我也追着他不放。”可亚芳姐却说：“她才不跟着他在国外乱跑呢。她有她的国家，她有她的事业，她有她的理想，不想跟上他到处瞎跑。再说了，还有儿子林原，我一能带着他去到处漂泊，过那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我要给他一个安定的学习成长环境。”
萧文斐只能叮嘱说：“薛梅啊，萧亚芳外面回来，你再和让她和林无功联系一下，最好回国工作，你们夫妇也可以团圆了，我们老两口也好有个照应。”薛梅答应说：“行吧，我再试试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