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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为什么连王安石这样的贤良，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前面说过，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确实，他在执政以后，真的当得起十个老牛拉不动的一个“拗”字。
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天，王安石跟随圣驾骑马进入宣德门，卫士呵斥阻止，鞭打王安石的坐骑，王安石大怒，上奏要求逮捕卫士。有人解释说卫士职责所系，是为了保护皇帝而已，但神宗最后还是杖责卫士，王安石仍然愤愤不平。这时候的王安石，好像一下子从一个万人景仰的宰相，变成了一个横行乡里、谁都惹不起的小科长。十年以后，王安石已经退居金陵，有人去看望他。随行老军一个小差错，王安石大怒，劈头盖脸一顿怒斥。按说这种贴身仆从，早已成为宰相的老弟兄，甚至比亲兄弟还亲，也许正因为如此，王安石也不需要更多客套。不过也可以看出，几年宰相的经历，即使是经过十年岁月的漂洗，也没有让王安石变成一个慈祥的老人。
王安石的愤怒是从御史中丞吕诲弹劾他开始的。吕诲的爷爷是著名的宰相吕端，这家伙是个炮筒子，平生三度出任谏官，曾激烈弹劾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谁官大他跟谁过不去。王安石刚任参知政事，吕诲就开火了。在奏文中，吕诲说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王安石大怒，神宗当然替王安石撑腰，吕诲被贬为邓州知州。也许是吕诲真有些先见之明，或者纯属偶然言中。随着新法实施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御史们开始上奏陈述新法弊端，每一次上奏都伴随着王安石的一次大怒，先后有范纯仁、刘述、刘琦、陈襄、钱顗、杨绘、李常、孙觉等十几名御史或谏官相继被贬或主动请求离朝。
古代的国家治理，除了执政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系统，那就是台谏系统。台是御史台，主要职能是监督百官，纠风肃纪，重在察人，最高长官叫御史中丞；谏是谏院，主要职能是服务皇帝，议论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意见和建议，重在言事，最高长官叫“知谏院”。上千年的王朝更迭，最高统治者发现，为了避免权力成为无法阻止的魔兽，必须依靠臣子的犯言直谏。谏官言官兼具行政监察和舆论监督两大职能，成为国家治理的半边天。所以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中说：“激烈率真的言论，对说话者没什么好处，但却是国家之福。”
但是一旦皇帝自以为是，不在乎台谏官的絮叨，则下属毫无办法。汉高祖刘邦要同匈奴开战，大臣娄敬反对，刘邦囚禁了娄敬。待刘邦在白登战役中惨败，回来后则郑重地承认错误，重重地赏赐娄敬。曹操要与袁绍开战，也有谋士反对，曹操大胜，回来厚赏反对派，说自己的胜利完全是侥幸。袁绍面临曹操同样的问题，田丰规劝袁绍不能打，袁绍大败，派人赐田丰自尽！伟大和渺小、英才和蠢货，在此如黄海与东海一样界限分明。没办法，做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所以说政治家不是一般人，胸襟开阔、大肚能容、从善如流，这些都与品德无关，这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心理能力；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不是道德品质问题。王安石不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他是一个自警、自省能力极低的人，我们怀疑这与王安石的经历有关。一方面他富有才学，自视颇高；另一方面骤得高位，生怕别人说他不行，文人的自负与做官的自卑同时在他身上存在，于是他敏感、小性、易怒，只要谁敢说新法不好，一概拿下。曾巩，王安石的老朋友。神宗曾问：“王安石这人如何？”“曾巩答：文章行义，不减扬雄。因为吝啬而不及扬雄。”神宗说：“王安石轻富贵，怎么是吝啬呢？”曾巩说：“臣所谓吝啬，是说他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神宗点头称是。也许宋人为了推卸皇帝的责任，而让王安石一个人背黑锅，又或者是王安石绑架了皇帝，总之台谏系统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敢说话的人，少了。
现在轮到朝廷重臣出场。这些高官们有的明哲保身，模棱两可。比如曾公亮就说：“皇帝和王安石是一个人，没办法”。再比如王珪，这是一个油滑的老官吏，文章锦绣，任参政十几年时间，除了“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三句话，再无建树，人称“三旨相公”。更多的人则是上书反对新法，王安石一概不听。前任宰相韩琦，此时任大名府长官，这时候上书皇帝，指出新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等于在中书省之外又出来一个中书省，同时上奏新法实施中的一些弊端。尽管韩琦说的很含蓄，但他历事三朝、两朝宰辅，说话分量自然不同，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王安石立即称病在家。没想到两天后王安石再次上朝，竟然说动神宗，坚定变法的决心与信心。
按说朝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那么朝堂之下总有个探讨、有个商量。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都曾规劝兄长，王安石不为所动。御史刘颁，曾写信给王安石，讲新法的弊端，王安石一样大怒，贬泰州通判；吕公弼，有人竟然偷了他的反对新法的奏稿给王安石，王安石再发雷霆，贬为知太原府。也难怪，连《孟子》中都说：“君臣之间，规劝的次数太多，一定招来羞辱；朋友之间，规劝的次数太多，一定疏远。”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但他激烈反对新法，先后十八次上书，神宗没办法，把他的职务调整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仍然上书，皇帝说：“枢密副使管军事的，就不要参与政务的事了。”司马光于是坚决请辞，宋神宗批示同意，门下省拒绝发诏，宋神宗绕过门下省，把诏书亲自交到王安石手中，可见皇帝也急眼了。司马光此后十五年隐居洛阳，连门都很少出，专心写他的《资治通鉴》去了。
从熙宁二年开始，众多重臣相继离开朝廷，富弼、文彦博、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吕公著、范镇、滕元发……这些人或贬或隐，把宋神宗和王安石撂在朝堂。
除了谏官言官和众多大臣，能够制约权力的，就只有老天爷和祖宗了。且不用管是否迷信，反正古人畏天，遇有地震、洪水、大旱，臣子们就拿出来吓唬皇帝，告诫皇帝少折腾。三尺有神明，头上有青天，人在做，天在看，走在路上摔个跟头，脱口而出的是“哎呀妈呀”、“我的天哪”！假如一个人什么都不怕，什么爹娘祖宗老天爷，一概不惧，那就真成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确实谁都拿他没办法。王安石流传千古的名言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我们说，这话在不同年代会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成效。假如社会急需一场革命，比如清末民初，它是唤醒民众的武器；而在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的年代，它也有可能成为戕害人心的砒霜。前些年，有无知的暴发户善于带来GDP，也善于制造污染，跟当地官员说：“什么空气污染，地球一转，晚上不就把污染转到美国去了吗？”这种无知妄人一旦拿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你说会有哪些后果？
王安石不是卓越的领导者，他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最大的聪明，就是从来不会自作聪明。一个领导者，一旦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是古今少见的全才，只有自己才掌握真理，那他就离谬误不远了。什么礼贤下士、慧眼识才、唯才是举，说了半天都是聚拢各种人才，为我所用——甚至是比自己强的人，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只有难成大事的小心眼的人才会搞文人相轻、嫉贤妒能那一套。宋神宗曾经问王安国，你兄长执政怎么样？王安国说：“不能知人善任，聚敛太甚。”后来王安石罢相，王安国也被罢官，王安石得知后怆然涕下。
长期以来，说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都归结于触动了地主豪强的利益，归结于保守势力的抵制，也有新法实行中的一些问题。于是王安石成了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司马光、苏轼等一大批人就成了地主豪强、保守势力的代表。经是好经，一帮人抵触这本好经，另一帮人把这本好经给念歪了。我们说总结经验教训，这样的总结是中学历史课本的标准答案，没有意义。不知道王安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否意识到，他是一个自省能力和纠错能力都极低的一个人。如今我们知道，这种人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王安石并不是最突出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