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做了五年皇帝就死了，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等到苏轼回到京城，已经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就在本月，刚刚坐上帝位一年的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北宋朝堂上的各级官员，全部卷入这场声势浩大的变革之中。直到王安石死后几十年，仍然深刻地影响北宋的政局走向，左右人们的悲欢离合。因此说到苏轼，必然离不开王安石。
上大学时，郭英德老师说：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说不清楚的人物，第一个是贾宝玉，另一个是宋江。我们说，如果在现实世界中找出两个说不清楚的人物，第一个是苏轼，另一个就是王安石。
北宋以降直到清末，没有人说王安石好话，甚至有人说北宋灭亡就是源于王安石变法；民间妖魔化王安石的更是普遍，给王安石安个绰号叫“拗相公”。明代冯梦龙的小说《警世通言》，更是直接称猪为“拗相公”。直到清朝末年，梁启超作《王安石传》，彻底为王安石翻案，称之为“三代以下第一人”；民国时期，胡适先生对王安石也持肯定态度；上世纪五十年代，林语堂作《苏东坡传》，再次把王安石从头到脚扒个精光；八十年代，柏杨以现代汉语译《资治通鉴》，又一次高声赞美王安石。至于****期间，把王安石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加以歌颂，已经远远偏离学术和文艺范畴，这种事不提也罢。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不是社会学家，我们关注的是人，把人置于重大历史事件中，跟随他的足迹，品味他的人生，这是文学的手法。朱自清先生说：“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唯一历史”，千百年来，沧海桑田的变迁，但是人性不变，人的情感不变。顺着人的琐碎，应该是一个有趣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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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古代的士大夫，经常这样区分：把得意的文人划入官员，把失意的官员划入文人，好像一堆儿是地瓜，另一堆儿是土豆，互不相干。比如苏轼就是文人，王安石就是政治人物。咦？难道王安石就不是文人，苏轼就不是政治人物？人是个多面体，不是一个标签。任何历史都是由人创造的，顺着人的琐碎、人的情感、人的行为，这时候他才会完整起来、鲜活起来。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王安石在早期仕宦生涯，都是一个好官。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同别人一样，先到基层任职。在扬州淮南任判官任上期满后，按规定这时候可以呈献文章、要求试任馆阁——经过几年基层锻炼，然后到翰林院或史馆成为天子近臣，这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是王安石没有这样做，他到鄞县当了一名知县，后来又任舒州通判，总之在基层转悠了好长时间。这期间他在基层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声望日隆。
接下来的事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宰相文彦博向皇帝推荐王安石，说他淡于名利，安于退让，请求越级提拔。不久，朝廷召他任职史馆，他不肯就任；欧阳修推荐他任谏官，他以母亲年高为由推辞。朝廷于是开始慌了，生怕王安石拒绝赴任。果然，此后朝廷又召他同修起居注——就是记录皇帝的言行，这是离皇帝很近的职位，他再次拒绝。宣诏人到他家宣读敕命，他拒不接受；来使给他下拜，请他接纳，他竟然躲到厕所里不出来；宣诏人将敕书放在桌子上，他又追上去还给人家。此后上奏推辞了八次，跟皇帝来来回回玩太极推手，摆到第九个回合，才接受这一职位。三年后，在知制诰任上，王安石母亲去世，回老家丁忧，此后一直到宋英宗驾崩，他又跟从前一样，不肯再到中央任职。
王安石这种做派给人矫情的感觉，北京话叫拿乔，俏皮话叫“三分钱小葱——拿一把”，拿一把以后自然就更值钱。这种招数从前姜子牙、诸葛亮等人都用过。文人这种忸怩有时候确实让人讨厌，明明出山的愿望如火，却非要装作无意于功名，就像一个坠入情网的小姑娘，心里一百个愿意，嘴上就是不答应。
王安石也许有待价而沽的意思，但不全是。刚到京城任职时，他就上万言书给皇帝，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倡导改革。但是宋仁宗没有理睬这篇奏疏，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更没有召他垂询，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深潭，没有溅起一点水花。这使王安石感到，至少近期难以施展抱负，与其在朝廷当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不如回到基层大展拳脚来的痛快。
宋仁宗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个好皇帝，他不怎么下基层，但这个人能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又能用好朝廷重臣，把国家梳理得比较有条理。他有点类似汉文帝。这样一个明白人，当然不会忽视王安石这个能臣，他也在观察。
一次仁宗开赏花钓鱼宴，大概就是四五月间，皇帝和群臣坐在水边，春风和煦，百花盛开，边赏花边钓鱼。钓上来的鱼是集中到宫中御膳房、待到晚上开全鱼宴，还是如今天一样支个架子、直接穿上柳条烧烤，不得而知，反正是赏花、钓鱼，还有宴。古代生活条件差，但是古人不我们有雅趣，也比我们会玩，况且今天想找个地方赏花钓鱼还有宴，够难的。作为皇帝的秘书，王安石得以坐在末席。这时候宫中侍女给每个人身边的小几上放了一盘钓饵，那鱼饵装在金碟中，煞是好看。王安石可能把钓饵当成了御厨做的点心，一粒接一粒地给吃光了！估计这宫廷鱼饵不是用蚯蚓、蚂蚱做的，也许是糕饼拌成的，反正可能味道还行。第二天，宋仁宗跟宰相说：“王安石这人不靠谱，忽悠我。误吃鱼饵，吃一粒也就知道了，怎么会接连吃光了呢？”
王安石的味觉可能真的迟钝。他去拜访蔡襄，蔡襄取出绝品好茶，亲自烹茶待客，让王安石赏评。想不到王安石从口袋里取出一袋消风散——大概是一种药吧，倒进茶盅里，混在茶水中一起给喝了！蔡襄大惊，王安石吧嗒吧嗒嘴：“大好茶味！”蔡襄哈哈大笑，夸他率真。蔡襄这话太违心，明显是不得已恭维一下，掩饰自己那张惊诧的面孔。
还有一次，有人对王安石夫人说，你老公爱吃鹿肉。夫人说我怎么不知道。来人说见王安石吃饭，把一盘鹿肉都吃光了。夫人说下次你把鹿肉放的远一点，看他如何。果然，这次王安石根本没碰一筷子那盘可怜的鹿肉。
总之，王安石对吃喝玩乐一概反应迟钝，表现不出兴趣。一次官员们聚会，席间有歌妓献唱。歌妓正婉转歌喉，王安石突然扑哧一声笑了。众人掌声雷动，纷纷赏赐歌妓：你能让王大人开怀，真是太难得了！一人有些疑虑，过后小声问王安石为何发笑。王安石说：“我在揣摩《易经》诸卦，突然有所悟，所以发笑。”
至于穿衣戴帽这种事，王安石更是不放在心上。史书上说他一年不洗澡，不洗脸，不换衣服，于是人们纷纷说他贤良。他在居母丧期间，衣衫褴褛，头发像鸟巢，上头还有稻草，有人给他送信，把他当成随从的老军。王安石接过来，随手撕开，信使大怒，你个老军敢私拆大人信函！根本没想到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知制诰王大人。要说这人哪，也真奇怪，你要是浑身珠光宝气，一定被人认为俗不可耐；衣饰寒简，反而会有点名士派头。但要说走到极端，形容邋遢，脸都不洗，只有到魏晋的阮籍、嵇康那伙人中去找寻，这些人有的整天蓬头垢面；有的整天酗酒，醉了倒在邻家美妇身边就睡；还有的喜欢听驴叫。他们是以怪诞慵懒嘲讽伪善的生命，后人机械模仿这些，岂不是东施效颦？君不见如今一些大师、名家，经常油汪汪的头发老长，脏兮兮的胡子拉碴，手腕上戴个串子，脚上蹬个片鞋，怎么看都带着三分刻意七分伪装，十足的是另一种大俗。当然我们认为另一种大俗，不妨碍有人以为特立独行，就像赞美王安石一样——贤良。
王安石这种脏乎乎的行头、难以索解的怪诞让宋仁宗不感冒，因此在仁宗、英宗两朝，都没有给王安石更多机会。
越是这样，王安石的名声越响。别忘了，王安石与假冒的大师不同，他是有真才实学的，他在地方勤于政务，政绩卓著；他两袖清风，对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没任何兴趣；他专心治学，开创了荆公新学；他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诗歌也是超一流选手，他编纂的《英宗实录》，苏轼赞为国史之冠；他长于说理，善于雄辩，辩论起来几乎没有抗手。这样的人才不用，简直是没天理哇！
所以替王安石说好话的人一抓一大把，富弻、文彦博、欧阳修、吕公著、韩维、司马光、范镇……赵顼还没成为宋神宗时，韩维讲解经义，讲到精彩处，赵顼称善。韩维往往说：“这不是我的观点，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说的。”
宋神宗继位后，立即擢升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招王安石进京任翰林学士，王安石这次不再拿乔，领命入京。
谁能想到呢，王安石这样一个全能型的好官，在仅仅一年之后，就展现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