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床上苦熬了四年之后,二○一三年四月,温玉秀总算结束了她人生之中最后这段过于漫长的孤独之旅。她的灵魂追寻着当年河边的那间草房,她的身体总算离开了禁锢着她的那张木床,她躺在了一张木门板上。对于她将要去到的那个墓穴,不知道她曾经感到过害怕,还是充满了神往。
温玉秀的死,唤醒了她的儿女们心里巨大的悲伤和愧疚,他们纷纷回到家里,围在她的身旁。他们呼天抢地,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她,哭诉起她的养育之苦比海深,养育之恩比天高。他们捶胸顿足,悔恨起自己不知道她会这样匆匆辞世,平常日子里,没能回来好好地陪陪她,对她尽到孝道。
但他们的情感来得猛烈,也很短暂。在哭红了眼睛,哭哑了嗓子之后,他们很快就有说有笑了。一说到钱时,相互之间还打趣起来,偶尔还会斗上几句嘴。倒是那条黑狗,忠诚地蹲守着它的女主人,不吃也不喝,不声也不响,成天泪眼汪汪的,仿佛在它的心里所感受到的,才是真正的丧母之痛。在温玉秀的遗体入棺之后,它又来到了棺材边,不离不弃地蹲着。剃刀黄看着它,既心疼,又感动,出殡那天,用一条绳子,把它拴了,以免它会跟着出殡队伍,跑到她的坟前。
与此同时,温玉秀的死,却带给了她的家人无上的风光。除了远亲近亲、远邻近邻之外,她的儿女们的同事、同学、朋友,也纷纷前来悼念。特别是那些冲着汪长明和黄菊的名头而来的达官显富们,开来的高档小车停满了几条街,送来的花圈,也摆满了一条街。在出殡前的那个下午,汪长明和黄菊所做的主要事儿,就是打电话告诉那些还将前来朋友、亲戚们别带花圈来,因为街道上实在是摆放不下了。
当天晚上,开席一百多桌,还没等上菜,就早已经坐无虚席。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仿佛汇集起了一条浩浩荡荡的黑色的河流。而更浩浩荡荡的,还是那些不断涌来的客人。最后一直包完了镇上所有的饭馆酒楼,才勉强安置了下来。
对温玉秀的丧事,剃刀黄本来主张从简,无奈他的意见,却遭到了儿女们一致强烈的反对。他们觉得母亲年轻时劳苦,老来不但无缘享福,还过得十分孤独。他们要热热闹闹地送别母亲,以让她热热闹闹地到天堂里去。他们请来了专业的死人锣鼓昼夜敲打,请来了专职的哭丧人白天、夜里地啼哭,请来了镇上的腰鼓队演唱助悲,还请来放映队整夜放映。
特别是当晚开席时,悼念仪式也同时开始,当客人们才刚嚼着几粒豆干或花生米儿,腰鼓队里那位中年女主唱兼哭丧手,手拿着麦克风,眼含着两粒泪,用她那高亢嘹亮的女高声,用情至深地接连哭喊出的那两声“妈!!”“妈妈——”声震了一条街,情动了所有人,以至于她的老公坐在那里,满脸悲戚,两个眼圈都红了,一粒花生米嚼在嘴巴里,却怎么也咽不下去。最后,还是同桌的一位熟人用手碰了碰他的胳膊,说:快吃吧,她哭的是假的。他这才转悲为笑,咽下了早已被自己嚼得没有了味儿的花生米的碎渣。
面对如此壮观的场景,满座客人无不唏嘘,无不惊叹。他们纷纷夸赞起了温玉秀儿女们的出息和孝顺,羡慕起她的好福气来,觉得此时的她虽已身死,也该心感犹荣了。
此时,有谁会曾料到,一团巨大的阴影,正在悄然地向着他们的上空聚来,并将毫无征兆地笼罩着他们?
在温玉秀去世后的第十天,也就是阳历的五月四日,县城里那座占地宏大、气势恢弘的新体育馆正式落成峻工。一个空前盛大的峻工典礼,正在那里如火如荼地举行着。体育馆的上空,各色彩旗、彩球、彩带,或迎风招展,或随风飘舞。大广场上,整齐的人头方队,汇成了人海;不时挥舞着的鲜花,汇成了花海。最气派的,还是在体育馆的遮阳棚下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了。漆书记、明县长亲偕了一大帮县级领导和众佳宾们组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主席团。他们头上的横幅醒目耀眼,他们面前的高级麦克风无声自威,再配上主席台成员们的一脸严肃,共同构成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随着庆典的正式开始,漆书记春风满面,声振天宇,洋洋洒洒地做着报告;明县长一脸踌躇,不知是在看着漆书记的报告,还是在看着他即将要作的报告。一帮记者弓身弯腰,在主席台前忙活着,有的录拍着报告的全过程,有的抓拍着领导们闪光的瞬间。随着报告声音的停顿或高扬,会场上不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会场洋溢着热烈,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人们的心里涌动着激动。
可就在漆书记的报告接近尾声时,一群表情更加严肃庄重的人走上了主席台。其中一个人直接来到漆书记的麦克风前,打断了他的报告,附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细心的人看到漆书记的脸变了色,他声音颤抖地宣布,领导的报告至此结束,下面进入文艺表演。随后就起身和明县长一起,跟着那行人离开了会场。
在人们的惊疑和错愕之中,只见一个陌生人坐在了主席台上,他面对着刚才漆书记作报告的那只麦克风,用简短的话宣布了一个令人更加难以置信、惊愕不已决定:根据上级组织的决定,漆书记和明县长被双规了!!!
无疑,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消息,这是县城中一次前所未有的一场官场大地震。凭着它自身具有的超级能量,这条新闻很多就传遍了全县,也迅速地传到了小镇。当小镇人得知这条消息后,他们先是惊诧,再是传扬,最后就欣喜若狂了。他们觉得,对这些贪官污吏,政府早就该抓、该杀、该惩治了!他们当官不为民做主,成天喝人民的血,吸人民的汗,干着那祸国殃民的事。但是,随着这场官场余震的到来,他们又惶恐不安起来了。
小镇人很快就知道了,不光县长书记都遭了,王云也被停职配合调查了,还牵涉到了几个全县知名的房地产大佬。不久,人们发现,汪长明可有些时日没在银行里上班了,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被辞退了。
他们感到情况不妙,纷纷拨打起黄菊的电话来。他们听说黄菊最近已经离开了县城,去了外省的省会城市,在那里拿下了一个大房地产项目。可是,他们打去的电话,十有八九都没人接听,就是偶尔黄菊接听了,也只是吱唔了几句让他们放心的无关痛痒的话,就匆匆挂断了。再拨打过去,听到的就是嘟嘟的盲音。小镇人一下子傻了眼,慌了神,在她的身上,可担着很多小镇人的身家干系呀!他们投下的巨额资金,在她的手里;他们的房产证,押在她手里;他们的手里还持有一处或几处她的房产,可至今还没有拿到房产证呢。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气氛,犹如隆冬时节的雾,笼罩在小镇的上空。
渐渐地,人们发现,小镇现在的风潮逆变了。大家生活的主旋律,不再是疯狂地投资、买房,而是想要回曾经的投资或者卖房了。一时间,卖房的广告贴满了大街小巷,而且还被天天涮新着,使得曾经是那样干净整洁的街面,好像突然害起了牛皮癣。那些房子虽然在他们的手里增值了几倍,可是,现在它们却是有价无市了,成了他们手中烫手的山芋。
不光他们,在新大桥通车以后,在王家坝上,镇政府紧锣密鼓地在那里开发出了一条将近一公里路长的新街,虽然镇政府投下巨资,栽花培草,修堤建亭,修公厕建广场,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商们更是昼夜兼程,加班加点。可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没能来得及赶上人们抢购房产的狂潮。那些一期、二期完工的楼盘,并没有迎来如他们所料买房潮。看到前期楼盘们的黑灯瞎火和它们售房处门前的冷落凄清,第三四期工程也建建停停了。镇政府见势不妙,把剩下的地,强压给学校和医院,让他们去自建各自单位的周转房。独自留下那些开发商们急得如同那热锅上的蚂蚁——
小镇人终于明白,一场房地产的狂欢盛宴,可能要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