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陇南工作21年。其中，有两次在农村驻队，时间长达两年。
第一次，当省农宣队队员。
1970年7月至1971年7月，在省农宣队宕昌分队理川公社小队劳动锻炼。当时，中央决定，68、69、70级三届大学生一起分配工作。我是69级，等于推迟一年分配工作。甘肃省委决定：本省分配的大学生、外省分来的 大学生，加上省直单位抽调的干部（大部分是“文革”中站错队的）、组成“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省农宣队”）。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打好农业翻身仗。这样，我刚毕业就当了农宣队员。其实，就是带工资的农民。我们拿的是实习工资，54块零8分，戏称“5408”部队的。组织上要求：要与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搞革命大批判，要在广阔天地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战天斗地，其乐无穷；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晒黑皮肤，炼红思想。
我具体分配在甘肃省农宣队宕昌县分队理川公社小 队立新功大队小组。立新功大队就是原来的杨家大队，当时把原大队的名称全改了，还有叫“兴无”、“灭资”、“反修”、“东风”等大队的。我在立新功大队劳动了半年。白天，和社员一起出工，秋收、打场、秋播、兴修水平梯田、修渠引水、整修河堤、积肥、送粪、春播、田间管理、锄草、喂牛、栽当归、收当归、务菜、赶毛 驴、拉架子车等，什么农活都干过。晚上，和社员一起开会，在老旱烟的浓呛味中念报纸，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四类”分子（地、富、反、坏），表扬好人好事，评议工分。争论的焦点问题：自留地能不能种当归，私人能不能购买架子车，私人能不能拥有毛驴等。因为种当归收益高，算不算资本主义；拥有架子车、毛驴，运肥、拉庄稼、挣工分就是普遍劳力的几倍，是不是方向问题。
我在立新功大队劳动半年之后，调到公社，任农宣队小队秘书。大部分时间还在附近的兴无大队（原来的上街大队）坚持劳动锻炼。不过，新增加了三项任务：一是跟随农宣队队长、公社书记到各队检查工作；二是协助公社秘书办文、办会、办事；二是处理农宣队队部的一些曰常事务。
我在立新功大队劳动时，住宿在农民家里，自己烧土炕睡；在贫下中农家吃派饭，每家轮流好几次，一顿饭交两毛钱、半斤粮票。农民尽可能给我们做最好的吃，偶尔还能吃到大肉、油饼。到公社后，大部分时间还在乡里跑，吃百家饭，睡百家炕。乡村都没有电，晚上开会、看书点煤油灯。春荒时节，派饭有困难了，我们农宣队员凑在一起，自己做饭。规定十天一个休息日，我 们便在休息日上山砍柴、挖野菜。
理川公社的书记田家乐，副主任程发喜，农宣队小队队长陆立文，对我非常关心、关照。还有一起劳动的大学生、省上下来的干部，互助关心，互相帮助，关系十分融洽。更难忘记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批斗对象，在劳动中处处关心、爱护我们，不让我们干重活；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怕我们吃 不好，睡不暖。对农民的纯朴、善良，我们体会得太深了！
第二次，当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
1971年8月，我被分配到中共武都地委办公室工作。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参加地区路线教育工作队，分到文县桥头公社驻队。任务是进行路线教育，促进农业学大寨。地委抽调50名干部到桥头公社，工作队队部设在公社，每个大队都有工作组。工作队队长是屈培儒，副队长李芳、宋昭文。工作队秘书是我和苟庆林。桥头公社书记是刘福寿。地委副书记张汝成直接在桥头公社抓点。桥头公社位于文县高楼山之北、洋汤河两岸，有22个大队，108个生产队，1.5万人。绝大部分土地、村庄都分布在高楼山、百顷山上，典型的山大沟深，地形、气候复杂，农作物产品多样，当时还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
工作队进驻后，普遍抓了几件事：一是发动贫下中农，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分析小生产的表现，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批判过“门前花椒树，圈里老母猪”，认为栽几株花椒树、私人养母猪都会产生资本主义。二是组织男女老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口号是：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几年要建设成大寨县。村村队队都摆下了战场，到处红旗招展，广播喇叭歌声嘹亮，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三是在高楼山栽植千亩橘园、十公里公路林带及荒山造林。四是催种催收，不违农时，确保当年增产，目标是上“纲要”、过“黄河”。五是帮助生产队清理账目，加强经营管理。六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强调“多换思想少换人”。当时个别地方是“一茬庄稼一茬干部”。
我在工作队队部当秘书，主要工作有两项：第一是跟随张汝成、屈培儒等领导深入各队检查工作。检查学习、大批判、农田基建、春耕、三夏生产、秋收、秋种、田间管理、良种选育、植树造林等。经常是步行，身背黄挎包，手拄一条棍，边走边看，边谈边议，地头检查，大树下办公。手里的木棍，可以当拐杖，可以打路上没膝的荒草上的露水，可以打草惊蛇，爬山过河比较稳当，用处真多。我们还和公社领导一起坐上拖拉机检查农田基建夜战场面。一年时间，我走遍全公社的所有生产小队，有的村子去过好几次，村里大人小孩都认识。第二是处理工作队日常事务，工作安排、小结、办文、办会，也协助公社秘书办公，也抽时间自己下去到各队检查工作，参加生产劳动，听听社员的心里话。此外，按照张汝成同志的安排，我在公社附近搞了两亩地的棉花试验田。根据有关资料，从整地、施底肥、浇水、温汤浸种、开沟点种，间苗、拔草、追肥、垄作培土，整枝、打杈、防虫到保蕾，完全规范操作，精心作务，长势良好，丰 收在望。可惜，一场早霜，硕大的棉桃全部冻萎，这场试验惨遭失败。原因是品种问题，当地无霜期不够生长时间。到1976年得知，高楼山定植的柑橘全部冻死。又过两三年得知，高楼山公路行道树全部干枯，那是北京杨树，不适应当地生长。这两次驻队，使我真正了解了农村、农业、农民。天下最苦的是农民，最复杂的生产活动是农业，改变落后面貌最难的是农村。农村真是一个大课堂。在农村呆一段时间，终生受益。
现在，有些文学作品，包括某些影视剧，把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苦难来渲染、控诉，这是错误的，是我们思想上接受不了的。特别是他们肆意嘲笑、污蔑农民，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的。
2006年3月26日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