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载同志是位老革命，也是我的老乡。我和他相识、相知，是从1989年10月开始的，缘于扶贫工作。那时，他已经到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而我44岁，故称“忘年之交”。
在与何载的交往中，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三点：
第一，他的经历比较坎坷
何载同志，祖籍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塬仁和村。1919年12月8日生于甘肃省成县红川镇。那是一个风光秀丽，气候温和的浅山丘陵地方。他在那里度过童年，8岁才随父母回到老家。在宝鸡第一小学上学时，教员中有3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使他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在省立西安第一中学上学时，又接受了“一二九”爱国学生革命风暴的洗礼，积极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及革命活动。1936年秋天参加革命。1936年年底，受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委派去陕北送信，留在延安。先后入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学习。1938年2月1日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主要在陕北、晋绥边区工作，曾任选举工作团团长、征粮扩兵团团长、志丹县代理县长。参加过一些边区的建政、征粮、扩兵和游击战争，得到彭德怀、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张闻天、陈云、王首道等同志的直接教诲。1944年，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参加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政权建设的调研工作，在《解放曰报》上发表过一些较有针对性的评论和报导。解放战争时期，到陇东参加土地改革。1947年，跟随第一野战军转战陕甘宁战场。1948年调回西北局，在习仲励、马文瑞的直接领导下，去绥德黄家川试行在老区和半老区进行土改。摸索采取了“抽肥补痩，填平补齐，调剂土地”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满足贫下中农的要求，受到毛主席赞扬，先后以中央和他的名义批转各地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共组织工作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回国后，继续在西北局工作。1950年5月，调入中南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秘书，中办秘书室主任，兼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为毛主席处理人民来信，参与书记处一办的一些文墨工作。1958年，他因中南海“黑旗事件”而遭受江青、戚本禹等人的陷害，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在河北和山西等地 劳改和劳动，长达20年之久在逆境中，他当过掏粪工、 赶牛车、炊事员、农民、榨油工，直到被委任为地区科委主任，革命信仰从未动摇。粉碎“四人帮”后，他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任干审局局长、秘书长，具体协助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6年间，复査、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290万人，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错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复查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158万件，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遗留错案188万件。1983年，中央为了解决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组成“中央五人小组”，何载参加并协助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召集有关同志，开诚布公，深入进行座谈。历时5个多月，统一认识，增强了团结，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西北历史问题的意见》，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受中央指派和中纪委的同志联合，先后去青海、湖南、宁夏、福建和河北等省协助解决领导班子中的问题。1992年离休后，先任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投入李先念同志领导的国家扶贫工作中，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八年间，深入18个贫困山区，500多个贫困县，走访2000余个山村，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推行了“东西互助”、“先富帮后富”、“干部交流”、“干部培训”、“小额贷款”等扶贫经验。晚年，身居京华，关注世界风云，关心国家大事，心系党的建设，几次向中央领导写信反映一些老同志的建议和意见，以表赤子之忱。1990年，中央通知何载同志享受正部级待遇。
何载自己在《赤诚为民》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回忆我这一生，走了一个‘之’字。17岁到陕北，跟随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12年，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和基层工作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南海度过九个多春秋，虽然直接聆听了毛泽东许多教诲，但毕竟缺乏充分的政治锻炼；之后，一个风浪将我打入谷底，便与监管、批斗、禁闭、劳改结下了不解之缘，艰难地度过了20多年，终于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光，我又焕发了活力，为人民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实事。”
何载在与我交往的二十年中，多次谈及自己的曲折经历，却认为受益匪浅。吃了不少的苦头，但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是一片忠心；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始终充满信心；对自己过去的不幸遭遇，毫无半点怨言。受到几十年历经的部门党委和中央有关领导的称道。这对他来说，真不容易。
第二，情注扶贫工作
曹操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退离一线后的何载同志，老当益壮，精神焕发，以扶贫事业为己任，谱写了一曲豪迈壮丽的扶贫之歌。
这里，我说一说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情。
一是宣传、推广陇南扶贫“四个一”的经验。1986年，陇南地委总结提出了“四个一”的扶贫工作经验。即：—人一亩基本田，一户一亩林果园，一户一年出售一头商品畜，一户输出或转移一个劳动力。“四个一”提出后，全区积极推广，得到了中央、省上有关领导的肯定与赞扬。1989年10月，何载受时任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负责人林乎加的委托，在陇南为陕西省举办了两期扶贫工作培训班，培训干部200人。培训班上，主要是参观、学习“四个一”的实施情况。何载不辞辛劳，从北京赶到武都山城，协助地方安排、组织了学习、参观活动，批阅培训教材，带头开班讲课，悉心指导培训工作。在高山上的几个参观点，他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全部参加。会后，为了巩固和推广“四个一”的经验，他邀请我赴陕南的汉中、安康地区作了五场报告，进一步介绍“四个一”。每次我做完报告，他都当场加以点评，充分.肯定“四个一”的经验，对当地借鉴“四个一”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完大会，他还要召集当地党政领导一起座谈，共商扶贫大计。从1989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我俩朝夕相处，一路同行，见证了一位七旬老人曰夜为扶贫工作操劳的拳拳之心。这一年的7月11日，他在《人民曰 报》上发表了《切合实际，便于施行，易见成效一陇南地区“四个一”扶贫战略简记》。1990年3月1日他写了《陇南扶贫经验》，在《老区建设报》上发表。
二是建设“万眼爱心水窖”。2001年11月20日，宋平、马文瑞、李力安、黄璜等老同志发出《关于开展“建万眼水窖，为西部献爱心”募捐活动的倡议书》，动员社会各界为甘肃贫困地区开展募捐活动，捐资修建1万眼集雨水窖，称“爱心水窖”。这件惠民工程，是何载参与策划、组织、发动、募集资金的，并委托我具体实施，由省政府驻京办副主任谢玉华承办联络事宜。我同何载起草倡议书，共同确定、通知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各位老同志、全国劳模、企业代表；他亲自确定并发出倡议给准备捐资的单位、企业和个人，并安排谢玉华同志一一打电话动员，有的还登门求助；他亲自向宋照肃、陆浩 征求意见，协商有关事宜；他亲自听取我的汇报，了解工作安排、进展、督察、验收等情况。原计划捐资600万元，每眼水窖补助600元，建设1万眼水窖。实施结果：水利部及天津、上海、厦门、深圳、北京、河北、河南等地社会各界共捐资622.96万元；我们在平凉地区的庄浪县、陇南地区的武都县的10个乡83个村庄实施此项工程。于2002年4月1日开工，7月底全部竣工，共建成水窖10920眼，解决了2.84万人，7040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发展补灌面积9870亩，并带动农户发展养殖、林果、蔬菜等高效农业。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何载同志为此工程付出了很多的精力与热忱。这年的5月29日，宋照肃、陆浩致信何载同志，汇报了工程进展情况，代表省委、 省政府向发起者及全体捐款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在实 施过程中，省上成立了领导小组，陆浩任组长，炱小苏任副组长，郝洪涛、丁国民、盛维德、蒋文兰、杨咏中、李峰为成员，隊南地委副书记刘醒初、武都县王学东、庄浪县位志荣负责此项工作。省政府办公厅姚克诚、王国先、李小宝同志参与此项工作。我们在何载精神的感动下，特事特办，三个月内完成了水窖建设任务，当时—些同志建议，为纪念这一工程，立个石碑，宋平等同志认为不可，于是在贫困地区农民心中为老同志树立了一座丰碑。
第三，对我的关心与厚爱
与何载认识二十年来，他一直关心我的工作与学习、成长与进步。
我在任期间，到北京开会、出差较多。每次到京，我都要去看望他，这成了惯例。他还多次到住地来看我。我们谈话非常开心，非常投缘。记得1997年3月，我参加全国人代会，住在劳动大厦。14日上午，何载专程来看我。门卫打电话，我下楼去接。那天天气极冷，他在院里冻得直哆嗦，还在和门卫争吵：“你看我快八十岁的人了，进去还能干啥坏事吗？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还要代表下楼来接？”我赶快扶他上楼，坐下来喝杯热水，然后长谈。他鼓励我说：“你各方面反映都好，勤奋、钻研、诚实、厚道，事业心强，实事求是，还要进步，寄予厚望。”还说：“我最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落实政策与胡耀邦》，中组部、文献室在审查，书名要改；一本是《彭德怀的一百个故事》，正在审稿。这些书出版后，就完全退了，只能给贫困地区办些小事。你年轻，正是工作的时候，还要努力，多做出成就，多做些贡献。”
何载与我通信亦多，而且坚持每年寄贺年卡，寄他出版的新书。在通信中，为了鼓励、激励我进步，经常抄录一些古训赠我。兹照录一部分如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录孔子治学名言奉洪涛同志。何载乙亥夏气象要高旷，不可悚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琐屑；趣味要淡泊，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不可激烈。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众看识见。有作用者，定自不凡。
——左录清人冀宣明词，敬赠郝洪涛同志，并祝贺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何载2000年元旦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后汉书》）。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
——敬请洪涛同志留念何载2001年初冬
最使我感动的是，2002年2月6日，他给省上领导亲自写信，诚恳地推荐我。信中说：“他是我在十五年前认识的。那时他任陇南地委副书记，我奉国务院扶贫总顾问林乎加同志之命去办县长、专员培训班，推广当地人民创造的‘四个一’。他还陪我到陕西等地传经送宝，受到了干群广泛称赞。以后主持甘南自治州全面工作，做了许多实事、好事，藏民干部颇为嘉许。在公安厅任上，我听到阎海旺、杨利民等同志几次好评。上次去兰州，又听到一些新老干部的评论，说他为人公道正派，努力学习和钻研，勇于实事求是，善于团结干群，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干部。他们建议，应当适当使用，发挥其潜力。”“这些反映，似宜酌予考虑。培养一个好干部是不容易的，培养一个当地干部更不容易。因此，我不揣冒昧，将这些呼声向您反映，希望参考。”
何载同志还陆续给我赠送了他的若干著作，每一册都有他的亲笔签名。计有：《延安的光辉》、《毛泽东对我的教育》、《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彭德怀的故事》、《怀念与回忆》、《第二次革命》、《扶贫之歌》、《赤诚为民》等，其中有的已经再版。这些大约近百万字的著作，大部分是他晚年写作的。可见他的勤奋与毅力。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乐游原》）；“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晚晴》）。
写完此文时，经电话联系，何载同志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一边检查，一边治疗。我们又聊了许多。他嘱我可以写点东西，总结经验。我遥祝他健康、愉快。他已经90岁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2009年3月31日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