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丛林与捕猎
在某个被想象出来的艳阳天里，明亮的日光正照在林中溪地的大块空地之上，夏日阵雨之后湛蓝无比的天空中雪峰般重叠的云层正在向南推移，大小虫豸的鸣叫使矮小的灌木丛更加燥热起来，若干妇女和少女正将分解开来的兽肉晾晒在一大片空地上，更小的孩子在远处的草地上喧哗。在这些已经拥有篝火的人类群居的领地，草食的兽类已经较少见到，狼群午夜时分会来，远在篝火外围长声号叫。这是无比漫长的公社（所谓原始共产主义）前岁月，我们并不急于先给定他们的文明阶段，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已经区别于兽类的人群，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生存。在人类所有的史前阶段，在我们依据匮乏的揣测中，人类生活在自在的状态，本能地维持生存成为第一要务。首先是食物的持续获取，其次是对外界自然威胁的努力应付。
以上的描述基于人类由动物长期进化、经历了低级到高级阶段的基本认识。动物世界是我们至今能够比较全面地考察的原生态世界，另外一些在人类现代文明之外的岛屿土著民的生存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置身于整个生命世界中，人类的群居表明，人类在生存之初随时面临着毁灭和绝迹的可能，而单单群居并不能避免上述威胁。在早期丛林的食物链上，人类身体的处境并没有先天的优势，除过光溜溜的无毛的身体和体力有限的四肢，人类所能依赖的正是群居所形成的集体的力量和不断发展的智力。这种对集体力量与智慧的借助和发展使人类长期必然地形成成群结伙的复杂社会形态以及党同伐异的本能习惯。
作为人类社会的初级状态，原始群落由混乱的血亲繁殖不断地扩大。在不可抗拒的毁灭中，人类面对正在死亡的同类，培养了一种来自肉身和精神的各种恐惧、怀念、病痛、饥饿之上的悲惘情感。至今，人类的死亡痛苦仍经常置身于无能为力的公共目光之下。当饥饿威胁生命并导致死亡的时候，在获取食物的有限能力被发挥到极限却仍不能摆脱饥饿所导致的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人类相食成为事实。悲悯和残忍就这样自然地杂合在人类精神世界的根源中，人类为生存而超越本能的自觉努力导致人在自身矛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向度上体察自身。
在可以察觉的人类阶段，人类努力地保留了对母体的辨认。在努力摆脱丛林的过程中，对母体的辨认成为确认同类血亲以便自然地保持某种安全群体生存方式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漫长时光中，人类生活在自然繁殖和自然毁灭的日常中，群落的扩大非常艰难。母系氏族社会组织可以看做是人类摆脱生命的自在、走向生命的自觉长远而艰难的阶段，人类开始察觉到生的价值和责任。尽管如此，母系氏族社会，人们懒散地存在着，组织捕猎、休息、繁殖，共同抗拒灾难和危险。
在地球上茫茫的丛林世界中，母系氏族阶段的人类族群如沧海一粟般生活在生命世界的某个角落，他们的存在有着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脆弱，他们对种族的认识有着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狭隘，具有明显差异的部落之间相遇的可能非常渺茫。但在事实同类的各邻近部落之间，划定疆域和相互侵伐却时常发生。在相异的群落尚未相遇之前，氏族人所面对的需要力量和武器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作为食物之源和生存威胁之源的兽类。
丛林法则的要义就是弱肉强食和对生命的无怜悯的漠视。能与动物区别的是人类在死亡面前的理性战栗，以及抗拒强食者的本能热情。除此之外，如果说人类面对丛林法培养了一种良好的品质，那就是对死亡和生存苦难所抱有的悲悯之情以及弱者之间本能的相互残害和天然同情。
捕猎使人在自身身体的局限性之上获得了智慧的热情，目前尚在南美以及非洲丛林徘徊的动物，即使仍然保持着捕猎的智慧，但人类的捕猎行为不可避免地要高一点点。而且，作为杂食动物，从整体来看，人类没有消极地回避比自身强大和凶猛的动物。如果说人类不断地迈向各自认为的文明，并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掌握最为强大的武器以造成最大的攻击和毁灭，则这种积极自觉的态度完全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史前时代。所有的历史都片段地记载了人类所面临的更为可怕的如洪水、地震以及由此引起的山川地貌的变化等宇宙自然的灾难。人类的文明总体上可以认为是由灾难推进的，而其积极的智慧则表明了在一切之上对生存的绝对迷恋。
话题回到捕猎。作为丛林生活中人类唯一可以选择的生命能源供给手段，捕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从来无法避免，对捕猎效率的诉求诞生了最早的人类武器。不过，毋庸置疑，这些武器和智慧都是针对兽类的。无论从感性还是理性的角度，捕猎都显示出对力量和智慧的绝对需求。目前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在人类早期妇女并不参与捕猎，或者在此类活动中不具有与男人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历史的结果显示，在漫长的狩猎文明阶段，男性作为生死对抗角逐的重要一方，日益显示出了其身体上的优越性。一个大胆的推测是：从强力生产领域的退出导致了女性在身体力量上的退化，不过，这样的推测目前并没有考古的和生理学上的依据。
在人类早期，或者说可考的人类种群历史中，智慧日益显示出其不可取代的优越作用。许多年之后，当人类以各种方式回顾自己的过往岁月的时候，中国人发现，自己的祖先在生存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智慧上的优越性。人类目前健全且并举于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在其史前阶段就经历了几次技术上的革命。
据称，在中国的版图上，有巢氏首先居住在了自己搭建的草屋子里，这样的一次生存技术上的革命避免了若干来自自然界气候的各种变化对人类身体的威胁，有巢氏部落生存能力因此大大提高，种族由此大量快速繁衍。在身体时代，种族个体大量、快速的繁殖对于部落的强大来说具有无限重大的意义。当有巢氏将人类从山洞中或树杈上搬移出来的时候，人类自由靠原始社会大方型房屋复原拢的客观条件极大提高。他们把所有的茅草屋都搭建在可以相互对望的空间里，并且依靠亲疏程度来自然选择自己的生活空间，原始的自然氏族村社群居生活由此成熟。这种空间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所在，更是日后防御性堡垒的雏形。
燧人氏据称是钻木取火，不过就自然火种的来源而看，钻木并非是唯一的、不可取代的取火途径，燧人氏的存在只是提供了人类用火的原始印象。作为另一次生存技术上的革命，火的运用导致熟食的产生，并且大大提高了人类的攻击能力。
当神农氏族将自己的稻稷麦黍种满田野的时候，人类的天空不再必然地是参天密林中露出的一小块亮光，所有的人抬起头，都可以看到万里无云的被远山遮断的蓝色苍天。当人们从森林里捉来各种草食的动物和禽类并且圈养的时候，他们离狼嚎虎啸的声音越来越远。这是一片宁静的原野，妇女和孩子在河边清洗自己的身体和皮衣，而树上的果子就在阵风吹起的叶子间闪闪发亮。男性的身体力最被转化为田间劳作的基本能量，伏羲氏部落一般被认为是畜牧业的先祖（他甚至被认定是黄帝部落的祖先）。同样的道理，即使游牧，也需要持久的男性力量。
以农业经济和土地为依据的家园的诞生使人类暂时获得宁静和闲暇，所有的发现和发明将被聚集起来，并被记忆和传承，捕猎并不必然作为生存的条件。这种力量和智慧合一的行为将被用来维护如此诗意的家园和扩展更大的用来种植稻稷麦黍的领地，以及由于闲暇的可能所导致的内部日常的纷争。
与赖以生存的繁重体力劳动一样，暴力活动将身体的价值进一步显示出来，力量成为获取生存能量和维护生存安全的非常重要甚至是必需的优先要素。当农业文明诞生于大河流域并且以种植为生存的主要方式时，依靠捕杀野生动物以及攀缘采摘来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田园劳作依然需要身体和力量。从比较原始的在氏族内部实行共产主义的公社部落转向奴役下集体劳作的奴隶社会，中间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时光。依靠进攻和捕杀而生存向种植的根本转变对人类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这种根本指向稳定、宁静、保守、自足的依赖土地的生活，导致了生存依赖所的物质以及血缘关系清晰明朗、家庭婚配明确、单元秩序有效建立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指向了和谐秩序建立的迫切必要。人的社会化组织秩序必然建立在人的大量群居、生产和生活的相对稳定以及和谐相处的必要性之上。农业社会使人类的活动向最小的单位收缩，单个的劳动者生存和生活的出发点被确定为家族，并且在庞大的血缘群落中建立秩序，伦理道德观念也从家庭内部诞生并且向更大的社会空间延伸。因此，农业文明所诞生的社会以及社会人格表现出一种内向、保守、自足、个体独立、巩固和抵御的趋向，整个社会部层表现出一种秩序上严整和生态机制上松散的状态。
即使在早期，陆地生活的人类群落并没有必然地全部选择_农业文明。在任何一种文明成果传播起来都非常艰难缓慢的原始和古典社会，游牧民族长期保持着依靠攻击、搏杀、移动游走、掠夺和扩张来生存的生活方式，持续到中世纪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完全放弃其生存方式。这种区别于原始丛林、宁静农业田园的人类生存方式造就了其完全相反的入类性格，游牧民族在地球大陆蓝色领域之外的旷野上无边界地放纵和奔跑，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没有封闭疆域的状态。或者说，他们的疆域唯与他们的马匹和武器所能发挥的效力有关。而事实上，在尚且没有新的文明方式可以抵制和改造他们之前，长期搏杀和扩张型生存的造就了无与伦比的身体力量和野蛮的不加约束的精神空间，成为他们进一步保持捕杀和扩张的依据。从现实的生存物质依据来判断，战争和征服一贯成为强者的乐趣：
从精神层面来考察，在人类种种宗教、文化、种族图腾与禁忌之上，一个最基本的战争依据就是好战者在自身力量上的充分自信，这是身体时代的一个基本观念。
与此同时存在于陆地板块之上的另一种生存是渔猎生活。在技术远没有到达之前，大部分渔猎生存远远不能延伸到海洋领域，因此，内陆淡水流域成为他们栖息地。随着渔猎群落不断向蓝色领域的延伸，渔猎生活所表现出的风险与游牧完全类似，但却没有因此显示出在全部冷兵器时代的身体力量上的优势。
迄今为止，同样是基于生存危机和生存领域维持的需要，人类从来没有放弃对自身身体力量以及超自然力量的狂热追求。不仅如此，力量的优势显示出在生存和生活中的各种优越性，但是力量的内涵和表现方式已经非常复杂地渗透在人类的文明基因之中。尽管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我们不断地经历着对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修正，但是，力量，从来没有放弃身体的原始攻击和抵抗能力以及相关气质的全部意义。现有的理性文明基因已经掩盖了若干真相，但是人类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自身的原始基因，表现在生理和心理的领域，身体能量依然表现出不可替代的强势优越性。在此要提到的一个概念是，在整个20世纪日益突显出来的对男性气质产生影响的中性气质，在工作以及生活和娱乐领域，都表现出一种相对优越性。女性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之后，在作为生理性的女性身上，中性气质体现出一种向男性的靠拢；在男性领域，则相反地体现出一种向女性气质的靠拢。如果说，在男权社会中业已获得某种选择和表现自由，那么女性选择中性气质显然反映出对男性力量和社会生存优越权利支配的渴望和争取：而男性选择向女性气质靠拢，则表现出一种对和平、健康、秩序和优雅的亲和以及对原始的男性气质优越感的自动放弃。在精神气质领域表现出的男性优越感对人类社会和战争的影响，我将在下面章节专门论述。这里需要先予说明的是，男性气质或者男子汉的气概对于暴力的、残酷血腥的以进攻和毁灭为目的、代价的人类战争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力量对生命（动物性）世界的震慑和控制永远是有效的，这种震慑是肉体以及肉体引起的精神疼痛和死亡现实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所有文明世界，由力量延伸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力量的无限制的索求，一种是对力量的无限制的压抑。这种倾向往往综合于个体，表现出对自身内在的毫无节制的能量诉求和对他者能量的掠夺、损耗和遣散。几乎大部分人类文明都指向对被控制个体的原始精神和能量的消耗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压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去兽性”。事实上，在文明秩序中，力量通过各种复杂的社会程序转移和积蓄到权利阶层手中，并且通过更为可怕的不可约束的兽性途径排遣出来。借助自身拥有的能量来放纵自我和迫害、虐待弱者，表现出人潜意识中兽性的一面。汇聚在肉身的各种力量导致对一切既有价值的掠夺和迫害，如对性与生殖的掠夺、财富的掠夺，以及对理性神圣尊严和生存权利的冒犯和破坏，对人性恶的全面施展。在所有自然力量中，文明社会导致“天下公器”成为汇聚和吸收力量的最强大的工具。因此，长久以来，人类梦想通过对“公器”的合理有效把握来良性地利用人类自身以及自然界的能量。
在身体的自然力量和由此不断复杂而成的秩序与权利力量之外，人类创造了对精神全面统摄的超自然力量，这些力量贯穿在作用于肉身的各个精神领域中，如宗教、政治、文化、道德伦理、自然科学等等。
与战争有关的能量持续提供关系到财富的积累，在更为有效的工业化社会之前，农业文明使财富积累成为可能，而这种财富积累的途径是以削减个体劳动者生存成本和对超越生存成本的剩余财富的追求为基本方式的。土地耕作的基本财富创造方式使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和有限，但却依然表现出相对游牧和渔猎生存方式下财富积累的优越性。因此，农业文明在造成人类面对世界的内敛、对和平的依赖、身体力量衰退和攻击意识衰亡的同时，却积累了战争必要的财富和智慧，因此同时表现出了建立在财富与人口数量和智慧上的，面对游牧种族侵略攻击时在防御上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