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非常的欣赏周总理，虽然有人盲目崇拜他，也有人自诩聪明的抓住他在上世纪的浩劫中的表现说他是“伪君子”，关于这一点，下面的文章会有讲述的。他说出了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原话是康德说的。
这句话，如果用来形容历史，恐怕最为恰当不过。我们“钦定二十四史”，又或是“钦定”的什么史之类的，是确然没法逃出这句话的。野史固然什么都说，但是不靠谱的也很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虽然受了宫刑，虽然也敢在文章中说汉武帝干了什么。不过，他倒不能全说，也说不全，而他之所以令史学家敬重的，一是他严谨的态度，二则是“暗说”——用各种隐晦、或互相矛盾的手法，暗示后人此记载有蹊跷。
后世有良心的史学家们，就也采用这种方法了。不过很可惜，太隐晦了，很多人看不到，看不出，看不懂，所以什么盗世欺名者、弄权献媚者、偷生苟且者、“恨恨而死”者，也跟着千古流芳了起来。况且，有些皇帝，是会看史学家的记录的（比如李世民），而他们的子孙为了帮先辈遮丑，自然很多事情也是尽力掩盖。所以，历史之于大众，其实是一团迷汤。如果层层剥开历史的迷雾，就会发现，那些千古流芳者，往往不如“遗臭万年”者。
所以，深谙此道者，并不如何畏惧。历史上留名的“奸臣”，都是被人推翻、被抄家、杀头的，也正因被打倒了，它才被写进了史书里，任何一个“奸人”，都是政治斗争出来的。更何况，所谓的“奸人”，也往往并不如何奸。只有你查不到的贪官，没有不贪还能当大官的清官。只要好好想想今年中国发生的事，便可印证。百姓毕竟是“愚昧”的——相对于政客而言，对于如何留下美名，如何获得称赞，他们十分清楚。所以，对于那些遗臭万年的人，我往往是以很严肃的眼光来看他，而至于那些千古流芳者，我则一定要好好审查他，毕竟，真小人还不如伪君子可怕。
但是，其实要怪，就要怪人，有“善恶”之分，而“善恶”这个东西，必须要有，没有又不行，可是一有，问题就很多了。它本身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把它和什么东西一捆绑起来，就很恐怖了。国家、集体、民生的大帽子一扣下来，个人连选择的权利也没有了，历史自己定法律，自己当法官，规定所有不向着“青史留名”方向走的人，就要“遗臭万年”。所以在关键时刻，他往往绑架了很多东西。而历史观的毒瘤在中国人的心中，更是根深蒂固。“善恶”“道德”其实一样是绑架人的一种手段，受人利用的手段。
人生在世，难免做过什么坏事，有心的自己就记得，无心的坏事，自己恐怕就要忘了。又或者，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明正言顺”，便毫无愧疚的做起坏事来——不知道多少现在五六十岁的人，在自己尚是少年时就双手沾满鲜血，而今他也毫无愧疚的活着。世界上，其实没什么人是真君子的，真君子，多半也是死得早。
比如岳飞将军和戚继光将军，这两者，为什么前者死得早呢？因为后者攀上了权贵，向权贵低了头。而二人的结果大家都很知道了，岳飞将军死得早，只因为他是真君子。皇帝最怕的，就是真君子了，第一，不能动，第二，还得“供”着，怎么着了他，自己口碑不好。皇帝最恨的，也是真君子，名气大，往往架子不小，不听话，而且容易“聚众闹事”，成为政权的隐患。岳飞就是典型。不听话，皇帝发了金牌给他，他还真以为奥运金牌呢，越跑越快了。皇帝想着和谈呢，你那边就和人打起来了，这还怎么和呢？这时，历史自作自缚的“道德观”“善恶观”出来作怪了。人们说，我堂堂中华大汉民族大宋，怎么能投降呢？历史上死不投降，被屠城的有很多，数万平民，换来了城守的千古流芳。史学家们都很清楚，却不敢到处说的，就是：宋金议和后，边境虽然很乱，但是却保证了和平，而且两边进行贸易、交流，为宋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岳飞再能打，也不过是一家军，全宋，也就这么一两只部队能打，管什么用？打下来又如何？打下来，你也要有能力去“治”，没能力治，打下来，也要丢。岳少保固然高风亮节，正因为太高风了，所以才为“历史选择”给选择掉了，而历史给他的，只不过是“美名”罢了。
所以，历史上的“政客”们，往往是不受历史左右的，而他们当任，也深深知道这一点。而所谓的“历史有公正的判决”，我以为，只要这个政客不太迂，是不会在意这个的。作为政客，恐怕要有几点：懂政治，会斗争，能决断，有本事。政客们，往往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物，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东西看的开，也看的远。首先要升职，自己必然也是要有功绩的，功绩如何做，这就是靠本事。怎么跟上级搞关系，也是本事，怎么跟同级搞关系，也是本事，对待下级，更是本事。而上中下，三张口，都等着他呢，政客往往不是自己独身一个人，所以，他的利益并不仅仅属于自己，他所追求的利益，也并不仅仅属于自己。相信很多伟大的政客，都会对“历史”捆绑给他们的责任，有深深的感受。然而，能做成事者，必要有牺牲。但牺牲并不是伟大，只是平凡。
每一个政客都是平凡的，他们既有自己，也要有他人。历史选择了他，但是历史往往不会给他公正，甚至还会给他压力。这是因为，人的历史观在作怪。人依据自己的历史观，记录了历史，但是真正的历史，早已消散了。
真正的历史本身并没有遗弃他们，历史观在作弄他们，真正的历史却给他们以公道。历史选择的人，不会白白的使得历史无意义的进行，甚至是倒退。我因此觉得，“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还不如“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指的不是史书，而是真正的历史，史书可以掩盖一些东西，但是真正的历史是很难掩盖住的，史书给予一些人的不公正，很久很久以后的后人，会明白的。
所以，对带历史人物，不要简单的以“善”或“恶”来评判，也不要说因为他做过坏事，就不是好人，这是典型的蠢猪逻辑。等一个人真正处在那样的历史潮流中，恐怕你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你只能选不是最坏的那条。
后人看历史，总要比先人看历史看得明白，这可能也是前朝历史由后一朝修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