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过，太宗（及平阳长公主）自幼便是射箭高手。也是战术、战略及用兵的天才。另一方面，太宗雅爱学问，擅长诗文，书法仰慕王羲之，所写的字亦颇具羲之的神韵。太宗可谓有雄才伟略的一代英主。如果仅是聪明睿智，文武双全，历史上乏如此的君王。使太宗成为一代明君的，首先，他尽量减少有能之士必有的自负、骄傲、暴躁、专制等习气，尽量听取臣下的意见，和臣下讨论政治，并采纳众议。虽然这仅是极少数的、贵族式的会议。让大家表明意见后，做最后决策的还是太宗。有时候，太宗早已决定了，仍让大家讨论。目的在使这个决策看起来仿佛是大家的意见。尽管如此，主动地征求臣下的意见，是过去的专制君主很少能做到的地方。由此亦可见太宗的开明。第二，设立负责向天子进言的谏议大夫之职，属正五品上，奖励臣下多进谏言。在太宗死后约五十年，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吴兢，将太守的言行及与群臣讨论政治的情形，编成四十问，十卷，这就是有名的《贞观政要》。唐前期及以后的历代天子，旨识之为帝王必读的教科书。太宗所以会如此克己、忍耐，除了政治问题之外，隋炀帝的形象亦给他莫大的警惕。炀帝自幼聪明伶俐，但霸气横溢。有雄才、坚强而自负，又有超乎寻常的实行能力；文才极高，学问造诣更为深厚；在艺术方面，更具有天才般的素养。太宗必是在这样的炀帝身上，冷静地观察出自己性格的特质而感到恐惧。身为帝王，炀帝的抱负太高了，他的实行力也过强，而且过分的专断、独行，终于导致身为政治家无法挽救的失败。到了末年，绝望使他做出了出人意外的奢侈狂态。事实上，对炀帝而言，绝望中的享乐，必象炼狱般的痛苦难挨。
炀帝知道自己早晚要步入黑暗的深渊。据说，有一回，当炀帝正迷于享乐之际，突然看到镜中的自己，便回头向身边和萧皇后，笑道：“这个头啊，迟早也该砍下来了，只是不知谁来动手？”身为天子，炀帝认为结束自己生命最恰当的方法，是饮鸩酒自尽。鸩是一种象雁的鸟，产于南海，羽有剧毒，在酒中浸此羽毛，即为鸩酒。因此，他平日早已贮存了一瓮鸩酒，常置身边。然而，他是被宇文化及的部下吊死的，享年五十二。可以说，炀帝是被自己奔放的天才所淹溺，而步向灭亡的道路。
太宗（李世民）生于隋文帝（杨坚）开元十八年（公元五九九年），炀帝（弑其太子杨勇）即位时，他八岁。所以，他熟知炀帝（杨广）在位十二年的种种兴衰的征兆。英雄知英雄。太宗看到了不可一世的绚烂荣华，也不过如昙花一现罢了。他告诉自己：“绝不可蹈前人的覆辙。”基于这种想法，太宗常在群臣面前，谈到炀帝的种种骄奢、淫逸、横狂暴敛等等，目的在自警自戒，并要群臣同心助他，不要使他成为炀帝第二。同时，他更借着这个方法，想留给群臣一个自己是多么努力，多么战战兢兢的印象，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太宗的相貌，能使见到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肃然起敬。由于长年征战，脸孔己被黄土高原日光晒得粗黑。一字剑眉下，大而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两颊及下颚，布满了黑黑浓浓、钢丝一般的胡子，更翘起两出八字样；群臣私下常以充满敬爱的口吻，笑着说道：“皇上那两撇胡子怕能挂上弓箭吧！”面对如此英武、神采不可冒犯的天子，即使相当大胆的臣子，也会举措失常，不能镇定。想要讨论事情，就更不消说了。要让他们坦诚地表白意见都很难，何况是对自己的谏言呢？太宗在这方面，倒也有自知之明。接见臣下时，尽量显得和蔼可亲，面带微笑，连声音也尽量放得柔和。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在太宗手下，文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诸遂良，王桂等多位贤臣，以及李靖夫妇、李世绩、侯君集、张公瑾、薛万均、万彻兄弟等多名勇将。在“贞观初年、内忧外患”时，他们对于安定国家，有很大的功劳。方才为了便利，将文武官分开叙述，但当时的原则是“出将入相”，并没有文官武官的区别。例如初唐，名垂千古的名相房玄龄，就是太宗轻骑至渭水南岸，向突厥喊话时，率领的六骑之一。
太宗虽拥有这些得力的将相，但要治理广大的国土，仍深感人才缺乏。太宗创建唐朝之后，对隋朝的遗臣，或曾是政敌的群雄，以及他们的僚属，不问文武，只要有才能而肯降服，太宗都会加以延揽，分配给他们适当的职务。当太宗还未继位时，就悄悄为了将来的“义举”做准备。投下私人财产，储备本只要认为有才干的，不论是食客、豪侠、或是鸡鸣狗盗之徒，均加以培养，以为将来之用。可以说太宗自幼，就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雄才。虽然如此人才缺乏的情况还是很严重。虽然有武士彟之类的人，趁天下大乱之际，追求荣华富贵，但亦有不少隋朝遗老，深感人生无常，不愿再做官，回到家乡，甘守贫贱，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类的乡居隐士及读书人也为数不少。太宗于是直接派遣敕使至各州，督促各州衙门挖掘人才，务使“贤不耕没于野”，揽得贤才七千余人。太宗在贞观四年，曾告诉日理万机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当今宰相的首要任务，就是征求人才，并授予他们适当的职务。”当时的宰相并非一人，而是同时有几个人，如宰相由一人专任，权力自然集中。因此才产生此种制度。为了寻访贤才，太宗付出了相当的心血。他更要时时注意自己的音容笑貌，以减少对臣下的压力。从《贞观政要》中可以看到--明君唐太宗，时时感到人才的难求。太宗只要有机会，便说：“炀帝猜疑心特重，也不愿多和群臣聚谈；朕则愿意和各位贤臣多多接近，愿君臣宛如一体。”“看炀帝的文集，知道他博学多闻，文笔也好，如上古之尧、舜。但他的所作所为，则如桀、纣一般。”以耿直知名的谏议大夫魏征，代表群臣回答道：“身为天子，即使再贤明，也应该虚心采纳意见。如此，知者才会献策，勇者才会尽力。炀帝，毫无疑问是俊杰之士，但他恃才而骄，话虽说的冠冕堂皇，所作所为，却较桀、纣更为人所不齿。”“不错，前事犹在目前，正是所谓的殷鉴不远。炀帝所作所为，正足以为我们的借镜。”太宗一面回答，一面点头。从这里看，太宗好像十分坦诚地接受魏征的谏言。其实，太宗先是提出问题，试探群臣的反应。当然，他早已知道魏征会怎么回答。无论如何，在太宗之前，并没有明文规定如何约束天子。太宗能鼓励臣下，自发进谏忠言，可见他非但是开明的君主，更是具有雄才伟略的政治家。他的行为，更可作为后世君主的最高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