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老六子出生了。
老六子出生时，由于母亲的劳累和营养不良，以及两个舅舅的不成器，尤其是小姨和外祖母的相继去世，造成母亲心情极度抑郁。结果，母亲的背上长了个疖子，疖子小时没在意，不知是营养不良，毒素太多，还是干活时抻着了，后来竟然发展成了拳头大的脓包，直到老六子出生时，这个脓包才出鼓出了头儿。
怕奶水有毒，奶奶、大娘、婶子们没敢让襁褓中的老六子吃母亲的奶。
家人用小米汤和小米糊糊一口一口的把老六子喂大。
老六子半岁时，二娘家出现了变故：
老六子出生的前几个月，二娘生了个比他大不足半岁的姐姐。
是时，妇女解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秋收时，因生产队劳力人手在限，妇女要下地帮队里秋收。但某些有小孩的妇女并没有下地干活。
为此，二伯母和队长理论了一番。
“好你个偷懒的富农婆子，今天长脾气了，还敢不去干活？”人送外号狄大鼻子的人大声骂道。
人是个怪物，越骂越气，骂了一会儿，狄大鼻子竟然把二娘推倒在地，接着是一顿拳打脚踢。
不得已，二娘下地帮队里秋收去了。
一个好端端吃奶的孩子，最终因送奶不及时，二伯母又因为着急上火，孩子吃了上火的奶而生病了。
孩子的病情一天重于一天。
尽管鲍广礼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但仍回天乏术。
这场妇女解放运动，当时是以让妇女走出家庭为号召，然，这波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走向了田间地头，抑或是走进了街道的小手工作坊。她们中的多数人，未能像后来的女性，随着时代的进步的而走进国家的行政机关、校园、工厂等等。她们只能用一双柔弱的手，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和方式方法默默地为社会创造着财富。
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部分人的利益的牺牲而前进的!
她们为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她们在历经日本的疯狂侵略压迫之后，又历经了国内战乱，历经多场瘟疫及各种疾病、饥饿、严寒中得以幸存。
如今，时代让她们走出了家门，承担起了与男人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
她们，在外做工回到家里时，男人们可以歇一歇，甚至于睡上一会儿，可她们要继续带孩子、做饭、喂猪鸡鸭鹅等，还要侍候公婆。更有甚者，她们的思想意识里始终秉持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她们的内心是悲苦的。尽管白天要受劳作之苦，一些人还要遭到男人的打骂，她们的命运，甚是可悲，她们中的许多人过着白天男人打，晚上男人压的悲凉的日子。
这就是当年赶上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波多数家庭妇女们的命运，她们是中国历史上，个人生活和命脉最差的一代中国女性。
堂姐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二娘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二娘是老六子的的三个大娘和一个婶子中，心地最善良的一个，从不多言，和老六子的母亲刘懿芬一样，整日里，只知道吃苦劳作。
某一天，二娘来到了老六子家，指着老六子对其母亲说道：“他四婶，真可怜了这孩子，从生下来就没吃过奶，看他瘦的，都半年了，不知他会不会裹奶了。”
一句不经意的话，说得刘懿芬的眼泪刷刷的掉了下来。
“唉！能说啥啊！只能怪这孩子的命不好，偏偏在家里这么多事的当口降生了，能怪谁啊？现在看，还是我这个当妈的命不好啊！这娘家的心，让我/操的啊！”
二娘见此情景，没再多言，顺势把孩子揽到了怀里。一边抱着一边说道：“来，看看我这干巴咂儿还能不能裹出奶水了。”说完便把**塞进了老六子的嘴里。
半年了，老六子居然还没有丧失裹奶的本能。
此后，心地善良的二娘，只要感觉奶水棒足了，便来给老六子喂奶了。
几回之后，老六子，再见到二娘时，就高兴的举起两只小胳膊疯了似的摇晃，两只小腿不停的举起和落下，张着嘴向二娘笑，二娘把老六子抱到怀里的时候，急不可待的他抓住二娘的**疯了似的吃了起来。
当老六子长大懂事时，每当母亲说起这事时，总是感慨一句话：“唉！什么是有奶便是娘？这句话在小孩子身上体现的是最明显了。”
二娘为了让老六子长的快和大家开心，开始往老六子叫老儿子，直到老六子大学毕业成家前，二娘还一直管老六子叫老儿子呢！
老六子考上大学后，二娘曾说：“当年我真想把你要过来当老儿子，那时家里孩子多，二娘家没你家的日子好就没要。后来长大了，小孩子离不开妈，就不能要了，现在你考上大学了，我和你二大，更不能说要了，这些家，就我们家你二哥是亲哥一个，你要没考上大学的话，要你和他做个伴”。
如此，在二娘的特殊呵护下，老六子才结束了半饥半饱的日子，身体也慢慢的壮了起来。
社教运动仍在一步步深入。
据县志记载：1962年冬，为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社教运动在某些公社公社试点后不入，逐步在全县展开。
这场运动，首先在农村中展开，前期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简称为“四清”运动。
某日，进住供销社的贫农代表马某人提出：“四清中的一项内容是清账目，供销社的账目要掌握在对党忠诚的贫下中农手中，怎么能让一个出身富农，又是右派分子来掌握呢？”
供销社的领导回答道：“这是上级人事部门按人事政策安排的，不是我们供销社自己说了算的！”
贫农代表的提议，被供销社的领导给顶了回去。
几天后，马某人又说话了：“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我们供销社的领导的革命思想不是很积极，怎么能让出身不好，又是右派分子的人当干部掌管账目呢？鲍广德的统计一职必须得倒出来，必须让他好好的接受改造。”
“怎么改啊？老鲍在工作上什么过错也没有，我们能让人家干什么去？还能让一个遵纪守法的干部去当车老板子或者做大饭不成吗？”主任据理力争道。
“不管你们供销社怎么安排，就是不能让鲍广德当统计，说句到家的话，像这样出身不好，又是右派的人，就得让他干出体力的活儿。我再告诉你们，我已经和社教小组的人说过了，你们供销社不是不能变动鲍广德的职务吗？我今天就以社教领导小组的名义，郑重其事的告诉你们，必须把鲍广德统计的位置让出来。”
仅仅当了一年多统计的鲍广德，被迫当了一名副食组的售货员。
鲍广德什么话也没有说，更别说讲什么条件了，领导找他谈完话的当天便去站柜台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当年，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不仅各种物资奇缺，许多家庭的温饱更是难以维持。
温饱难以维持，育龄妇女，便不能有足够的奶水供应给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甚至有的孩子一两岁了，还因发育不良，不能站立和行走呢！
为了能让这些体质虚弱的小孩子活下去，大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把节省下来的东西变换成钱后，到供销社给孩子买点白面做的饼干一类的食品，到家后，再把饼干用水泡后加热给孩子们吃，以此来增强孩子们的体质。
一年多的观察，鲍广德早看出了其中的门道：副食购销，可是大秤进，小秤出啊！
大秤购进时，可是要比小秤出时要多增加重量才能保证这小秤是足斤足两的啊！
既然大秤进小秤出是有损耗的，岂不是能把损耗补回来，不亏空就行了吗？
尽管工作多了很多体力，但售货员接触的人可比当个统计多多了！
以前只是统计统计数字，现在手中可是掌握着实实在在的物啊！
尽管售货员挺累，统计很轻闲，但社会上的人只认识售货员，可没谁知道统计是干什么的啊！
不知底细的人，也没人找统计办事啊！
既然手中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商品销售的权力，何不让它发挥作用呢？
鲍广德内心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每有顾客光临，鲍广德都热情地接待着。
不管顾客买的是什么商品，只要是用秤秤的，鲍广德都是足斤足两的，并且每次都有意的让顾客看到——尽管秤杆儿早已是高高的抬起头了，但鲍广德还在有意的往秤盘子里再添上一点点，尤其是对一些家里有小孩子且身体虚弱，为增强孩子体力来给孩子买面食的人。时间一长，一些各村子里的嘎啦剌棍（当地方言，指一些调皮捣蛋，甚至蛮不讲理的人）们来到鲍广德的副食组买货时，居然被鲍广德调理得理顺条扬的。
而这其中的门道，并不为一些售货员所知
凭着一手麻利的包装技术和一把过硬精准的算盘，鲍广德一面和顾客聊着天，一面便把顾客所买的东西包装好，并且算完账了。以前，副食组前总是堆着满满的人不见了。
当年，副食组是售货员们不太喜欢的一个组啊！
鲍广德又一次让领导刮目相看！
身为副食组的售货员，一干就是三年。
这三年，让鲍广德在以后的大风大浪里积攒了充分的人脉，让他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雨中能毫发无损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