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四月的一天，长安城门口一堆人为一个年青人送行。这个人就是安国相王的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他此行的目的是到潞州为官。这份突如其来的任命还是得从之前的“李重俊谋反案”说起。
前太子李重俊谋反被诛，但是韦皇后一伙人却趁机把相王和太平公主牵扯进来，想顺势拿掉这两个政治能量非凡的宗室领袖。虽然靠着萧至忠和一众朝臣的努力，相王李旦洗掉了谋反的嫌疑，但是中宗还是对这位弟弟加重了戒心。李旦生有六子，当时除了最小的儿子李隆悌因病逝世外，其余五个儿子全部茁壮成长，现在都是名噪京城的青年才俊。而且这五个王子都住在长安兴庆坊中，来往甚密。中宗害怕这群侄子整天在一起瞎琢磨哪天心血来潮又玩起了政变，干脆就把他们全部分开到外地任职，而李隆基就被分到了潞州。
潞州即今山西省长治市，离李唐的龙兴之地太原不远，也是军事要地。看起来中宗是对侄子委以重任，但事实确并非如此。太原在唐朝初期被封为“北都”并多次扩建，理论上是和长安、洛阳平级，但是从高宗时代洛阳大开发起这个“北都”在政治上的地位就日渐降低，而离太原还有一段距离的潞州更是一个三线小城。而且李隆基的官职也由四品的卫尉少卿降职成了五品的潞州别驾，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是名为调职实为贬谪。李隆基平日里交好的一帮哥们也为他不值，怕他伤心所以都前来相送。当时有两个人特别仗义，那就是姜皎和崔涤。（忘了的请回顾第二章）
当时李隆基的亲朋故旧都来为他送行，唯独不见姜皎，李隆基不免怏怏不乐。结果一行人走到了渭水北岸，突然看见路边有一大堆帐篷，接着就见到姜皎带着一帮乐工舞女跳出来大喊“surprise！”。李隆基自然是惊喜交加，一众人宴饮玩乐宾主尽欢。因为这个嗨翻了的践行PARTY，李隆基高高兴兴的去赴任了。而崔涤则更绝，他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干脆把李隆基送到了潞州才算了事。就这样李隆基带着家人和奴仆正式走马上任。
虽然朋友们都对李隆基这次调职很同情，李隆基自己却暗自高兴。贬官加流放，这对一个只想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来说自然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一个志在天下的郡王来说却是龙入大海，鸟上青天。
首先李隆基在长安虽然身处政治中心，但是碍于他敏感的身份，他是属于被严密监控的对象，难以有大作为，不敢结交大臣也不敢在组建自己的势力。其次卫尉少卿虽然是四品官但是是个闲职，在高官扎堆的京城真的是要权没权要势没势。但如今到了潞州一切情况都不同了。天高皇帝远，李隆基想结交什么人就结交什么人，再不必顾忌。而潞州别驾虽然是五品官是地方上的二把手，但李隆基凭着宗室的身份完全可以压过地方上的一把手大权独揽。有位图书管理员曾经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现在李隆基可以放心大胆的组建自己的班底，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发掘人才。
李隆基到潞州第一个结识的人是铜鞮县令张暐。此人是潞州的一个土豪，家中有钱有屋有田又有闲，最喜欢做的就是打猎和结交豪杰。李隆基作为地方新任长官又是皇亲国戚，张暐自然前去拜会。李隆基也是打猎好手，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好友。随着交往的深入，张暐发现这位临淄王非池中之物。有了计较的张暐更是倾心结交。当时张暐家中有一个姓赵的舞女，不仅舞技非凡歌声惊人而且长的也是千娇百媚。李隆基非常喜欢便和这位赵姑娘发生了不可描绘之事，不过爽过之后问题也来了。当时李隆基已经大婚不仅有了正妻还纳了一个侧室，都随他来了潞州。现在再带这么一位回家，实在是很不利于家庭和睦。有一位破落贵族说过：“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把赵姑娘带回了家，大概也会少了那份偷偷摸摸的刺激感。这时候张暐马上站出来，在家中为赵姑娘安排了一间别院，并且安排专门的女眷照顾赵姑娘的生活。李隆基见张暐主动帮忙金屋藏娇，心中对这位哥们也是越发看重。
有了张暐这个潞州地头蛇的引见，李隆基接触到更多潞州地界的显贵人物。不久后李隆基就从结识的一位潞州的土财主手里买下了一个叫李宜德的奴隶。李宜德好刀兵擅骑射，李隆基将他赎回来，随即任命他为贴身护卫。从一个奴隶变成一位王子的护卫，李宜德自然是对李隆基感恩戴德誓死效命。当时李宜德和李隆基原本的近侍王毛仲就成了李隆基的贴身保镖。
李隆基在潞州治政，颇有建树。史载“有德政，善僚属，礼士大夫，爱百姓。”他还在自己府邸后面修了座“德凤亭”（如今在长治市还能见到这座亭子的遗址），正所谓德行昭彰丹凤朝阳。李隆基常与潞州名士、幕僚、挚友在亭上赏景吟赋、评论国事，有识之士多归附其下。就这样李隆基在潞州逐渐组织起一支自己的队伍。
虽然在当时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一些小城土豪、亡命之徒、落魄文人，全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人物。但是这件事却是个信号，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巨浪成于微澜之间。尽管李隆基那时心中已经有了问鼎天下的愿望，但是一没实力，二没计划。他只有像一只饥渴的幼兽，吞食所有他能吃到的食物，壮大自己的力量。尽管这一份力量微薄但却是李隆基迈向最高权力之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李隆基见识到了这些社会中下阶层人对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渴望。
中国自古重视门第出身。从西周分封开始，各国贵族就开始了封建统治。秦始皇横扫六合，废分封行郡县，只尊皇帝。但随着秦朝的逐步灭亡，封建残余势力又死灰复燃。最早举起反秦大旗的陈胜、吴广虽然发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跨时代的呐喊，可惜起义只有六个月就被镇压了，之后的反秦主业都是战国时各国残留的贵族领导。
当时反秦主力项梁（项羽的叔叔）自己身为楚国贵族仍然觉得名望不够，还专门从乡间找回楚国王族熊心立为楚怀王（和春秋五霸之一的楚怀王同号），当时这位熊心已经落魄到放羊为生，但是天生的血统名分仍然有巨大号召力。
等到了两汉的察举制开始，社会对出身门第就越来越重视。东汉末年，刘备要在汉中称王，手下联名劝进，马超排名第一在诸葛亮、关羽、张飞之前。原因就是马超西凉望族出身，累世公卿，是汉室官方认证的都亭侯，镇得住场子。
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个人的出身更是被拔高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士族的力量空前高涨，全天下的土地有六层是属于世族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南朝王、谢、袁、萧四族，北朝崔、卢、李、郑四族，都是好几百年的大族，树大根深，家学渊源，累世显贵。当时只要出生上品，一出娘胎就能封官。如果出身下品又想发达显贵，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抹脖子重新投胎了。现在常有人说“在西方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说这种话的人是典型连自己祖宗都不知道的人。搁在魏晋南北朝，三代的家族敢说自己是贵族那能把人笑死。
后来隋朝出现的科举制给了庶族出头的机会，但是出身门第仍然是重中之重，各大门阀仍然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李渊和三个儿子趁着隋末动荡打下李唐江山，虽然贵为天子了，但是李家还是小姓出身。为此李渊把道家始祖老子李耳认为先祖。不过这个时间距离太远李渊自己说出来都心虚，就又认西汉有名的飞将李广为先祖。这个隔得也够远，说服力还是不够。李渊又追认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凉的开国皇帝李暠为先祖。（李暠也是自己强行认作李广的十六世孙）李暠和李渊同出陇西成纪还能拉得上关系，就这样强行给自己找了一堆祖宗，弄出一套显贵的家谱，李渊才算安心。
等到了唐太宗时期，万国来朝四夷共尊李世民为“天可汗”。这样强势的君主，自然不会让那些世家大族骑在自己头上。于是下令重新编纂《氏族志》，为天下姓氏再次划分等级，结果第一版书出来山东士族的崔民干仍然是第一等。当时崔民干只是个黄门侍郎却可以评为和皇族李氏一样的一等，可见士族在老百姓心中仍然是高人一等。唐太宗看了火冒三丈，把编书的高士廉一帮人叫来一堆臭骂，甚至拉下脸说出了“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这样的话。高士廉等人赶紧重修，新一版的《氏族志》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山东士族被降为第三等。但即使是这样朝中大臣还是都以士族为贵，就连魏征、房玄龄这样的重臣都以和山东士族通婚为荣，而李唐本生出身的关陇集团这时也变成了高门大阀。
到了高宗时期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当时武则天当政，更想要进一步完成空前绝后的壮举——以女子之身称帝。但是武则天出身低微，她老爹武士彟虽然是从龙功臣但是只是个木材商人出身，别说被评为一品就是连上《氏族志》的资格都没有，武则天强行攀亲戚更是没谱，直接把东周的第一位君王周平王认为先祖。再想想光一个显赫祖宗不够用，还得再去找个外国先人。于是武则天又大兴佛教，把自己炒作成弥勒佛转世。而那些世家大族自然不会满意武则天女主临国和强行攀高枝的“异端”行为。于是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开始，武则天陆续杀戮贬黜了一大批李唐皇族和不肯依附自己的士族大臣，同时大力拔擢出身较低层或投靠武氏集团的人任要职。又重新编纂了一部《姓氏录》进一步打破门阀观念。当时大量出身中下阶层的人，都能跻身庙堂和昔日遥不可及的士族子弟同朝为官。
这种全民渴望出人头地的风气持续到了中宗时期，而且自武则天统治末期开始的政治动荡更是撩拨起了无数人的政治欲望，潞州豪杰们也有着这种野心。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李隆基心中那本就若隐若现的对王冠的渴望，在潞州豪杰们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强烈。李隆基要用这个班底去为自己争得那顶至高无上的黄帽子，而这些追随李隆基的人则渴望着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政治地位。道相同自然可以为谋。就这样李隆基经过几年的耕耘，和潞州豪杰们从朋友义气相交变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