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轿车拉我们离开成都市区后，我被原野里一丛一丛的竹林所吸引。竹枝疏朗之处，隐约可见瓦舍茅棚，间或人畜出人竹林间。当地同伴告诉我，那丛丛竹林都是农家的院落。这让我想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写的“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人竹去”，是将老杜家被风吹落的屋茅抱人了群童各家的院子。记得中学课上，老师讲的是从竹林里跑了，显然是不确切的。
早春季节，家乡尚是一片赭黄色，黄河两岸的枯木疏林，枝条里刚刚有了生命的萌动。而成都平原却被深浅不同的绿色掩映，弥漫着浓郁的春的气息。
快到乐山时，路旁的山坡上丛竹灌木杂陈，断崖处是一色的红土。那竹木丛里间或开着不知名的野丼。
乐山市是个山城，建筑物高高低低，错落升降，十分生动别致。
我们住的招待所是一栋二层小楼，带阳台走廊，窄窄的。一般的客房，每间三张木板床。
出发前，张兴武的小儿子由兰州来成都看望父亲，也随我们一起游了乐山。
五〇五所是个研究所，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由专人介绍情况，并带我们参观、看纪录片。说是正在研究开发海水能源。一起的有人说：这里实际是搞核潜艇的。未知确否。
第二天，自由结合郊外游。
乐山市是青衣江、岷江和大渡河汇合之处，城外山清水秀，江岸边停泊着桅篷船，江上有一人划着小木船往来摆渡。我先是在水边的块石上坐下画了两张速写，然后与同伴坐小木船来到江中的一片岛滩上。不少创作班的画友陆续来到这里，大家寻找着各自感兴趣的速写题材。七八个纤夫背着长长的纤绳拉着一条木船逆流而上。我目送着他们弯腰倾背，唱着号子一步一步跋涉而去的黝黑背影。伴着哗哗的江水声，他们那乐观的号子声和弓一样的身影同样感动着我。
到大佛滩与早到的几个画友会合了。大家坐汽船来到大佛脚下，山叫凌云山，大佛是山崖雕刻出来的。山虽不是很高，但山一样高的大佛，却显出无可比拟的雄伟。我靠在佛的大脚旁，脚背和我一般高。由小路上至半山，来到大佛右臂侧面的一处小小平台，坐在块石上请刘建民拍了张照片，洗出来后，如同靠在佛博大胸怀里一般。后来，我放大了挂在居室壁上。心烦之时，看看照片上庄严慈祥的佛容，体悟六祖惠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空灵境界，便可尽去烦恼。
山上有大佛寺和乌尤寺，出售纪念品的柜台上五光十色，我选购了两个窑变瓷塑小动物：一只胳轮，一只狐狸。在烧制中自由溜变成赭石偏黄的轴色，我很喜欢。我自号轮斋生，以辛苦负载的骆驼自喻。骆轮和狐狸反差很大的外形和习性引起我对人性的思考，便买下了它们。
“一院”实际上是一座试验原子反应堆，建在大山里。我们的车过一个峪口时，看见几位老大娘双肩背负着高高的柴垛，费力地行走在公路边，心里十分吃惊。旁边有人告诉说这里的女人干外边活，男人干家务。真是一方人有一方风俗。
我们在“一院”住了一晚上，福利区周围的山沟里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形态的石头，溪水从石间绕行，淙综作响，幽静里充满了诗意。
去灌县青城山和都江堰时，创作任务已经进人收尾阶段。那里离成都并不远，清晨出发，傍晚即返回了。
青城山不是很高，却极是秀美幽静。抗战时期画家张大千曾携家住在山上写生作画。那阶段，山上的灵岩寺里，曾住过不少逃难到大后方的名人。据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住在青城山时完成的。当代禅宗大德南怀瑾先生，也是在灵岩寺结识他的老师袁焕仙的。
青城山除佛寺外，还有道观，观里供奉张天师。除了道士，有不少道姑，其中有很年轻的，想象不出她们是因为信仰而上山，还是另有曲折故事呢？
都江堰是著名的水利工程，有纪念秦代李冰父子的二王庙。去江心的分水岛，需过竹索桥。走上桥面有些晃动，过桥时还真得为自己壮壮胆子才行。
在离堆公园的过庭院里，我没找见垃圾筒，看见不少人随地丢果核纸皮，便将手中的瓜子皮扔到一个角落，没承想突然被搞卫生的值勤人员一把抓住，命我扫院。我二话没说，接过他手里的扫把，弯腰扫了起来。同伴不见了我，回头招呼，我应了声后，仍坚持扫完那片院子。那老者见我如此举动，便要过扫把，摆手让我走。
“那么多人乱扔，怎么就让你扫？”同伴为我不平。我说，不管咋说，我扔了瓜子皮是不对的，扫就扫了吧。老刘赞成我的观点：“真要争起来，也只能让别人看笑话。”
或许是我这个人过于自尊吧，几十年过去了，都江堰离堆公园的许多细节景物早已记不起来，但因不慎做了错事，被罚扫地的细节却穿过尘封的时间，很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峨眉山距成都较远，加之创作班基本结束，不少人已先后返回。剩下的人有想去九寨沟的，意见不够统一，班里便决定由大家自由结合，各自出行。
我和刘建民、小邓，还有湖南的老杨、老尚一起去峨眉山。我们乘坐的火车到达蛾眉是夜里十一点半，下车后，住进了车站前面的名山旅馆。我们几位男的被引进一个大客房，排着七八张床铺。偶然翻动枕巾，发现了虱子。可能是条件反射，我还没有睡倒便浑身奇痒。一位同室先睡的旅客采取光身法一即将衣服全脱光’设法挂起来，起床时很容易弄掉光身上的虱子，可避免衣服里藏匿小动物，随我们一起去爬山。大家被他的风趣所感染，便詈骂伴着笑声，如法仿效起来。
我在翻腾了一阵之后睡了不到四个小时，四点便起来了。外面下着毛毛雨，洗漱完毕，大约四点半左右，我们叫醒了服务员，开了锁着的旅舍大门，冒雨赶到车站候车室，等峨眉来的第一趟公交车。候车室里有不少人，一位等火车的五十岁上下的游客告诉我们，他在山上被几只猴子弄倒在地，搜了他的袋子，将所带食物尽数掠去。
“那是你没有经验，从袋子里掏食物喂它们造成的”，另一位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他告诉我们，只能把食物拿在手上喂猴子，千万不能去掏衣袋和提包。天亮后，雨变小了，雾一样的微雨，弥漫了整个大山，我们背着行囊，拄着山门口买的刻有“峨眉山”字样的拐杖，向遮掩在雨雾里的峨眉山攀登。上山不久，雨虽然停了，但云雾却始终未退，时而飘近我们，时而离我们而去，大山的身躯始终被遮罩着，能见度最远不出百米。
山道时而平缓，时而陡峭。不尽的石阶上，有背负重物的山民或和尚，撑着木拐立在道旁小歇。他们是往山上各个寺庙里运送物资的。那时还没有缆车，往山上运送物资靠人力背驮，是很不易的。
傍晚时分，我们到了洗象池，传说是普贤菩萨坐骑洗澡的地方。再上去就是金顶了。人家说上面有雪，路不好走，住宿也比洗象池困难。天阴着，估计天亮也看不上日出，大家便决定住洗象池。
登记好床铺后，外面的云雾开始退去，露出了远处的山。我们经过的华严岭迤逦在脚下，竟是如此的雄伟峻险。我们已经上到峨眉山的次高部位，离金顶只有十里左右的山路了。
天亮后，几位同伴都不愿再去金顶了。我虽然有些向往，也只好随大流开始下山。心里想着以后在好天气时重游一次峨眉，一定要上到金顶。一晃眼二十几年过去了，却再也没有过这个机会。下山时途经华严岭遇见了猴群，它们立在山道旁，看着行人。我们每个人事先都在手里拿着些食物，经过猴子跟前展开手，那猴便迅速地抓去喂进嘴里。我们甩着手向前走去，猴子也不来纠缠。
老杨因一只手揣在衣袋里，猴子便龇牙咧嘴地不依不饶。直到老杨掏光衣袋，并翻出袋底一边说着“没了，没了”，一边让猴子看后，它们才离去。因为我们人多，猴子总算没对老杨做出过激的劫掠行为。就在老杨和猴子谈话时，老刘抢拍了一张彩色照片，遗憾的是不太清楚，洗出后寄给我一张，松石间人和猴隐约可见。
下到清音阁时，先到那里的汪宾芳和陈二峙决定提前下山赶回成都，购买十一日去九寨沟的长途汽车票。我也想去九寨沟，但不想赶得太紧。我们五个人决定在清音阁住一夜，翌日再往两河口等下山的车。
附近山民开小店的不少，我们随一丫头来到一里外的山村里住宿。别致的山区民居，木床、蚊帐，被子挺干净。青山环抱，极是幽静。晚饭前我画了几张速写，其中一张是店家小院。这家人中年夫妇，五个孩子中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丫头看上去十六七至二十之间，都在家操持旅舍业，主要去山上拉客。父母招呼客人的饮食起居。天亮后，主人端来了稀饭和馒头，稀饭不错，馒头欠碱，又黑又酸，实在不好吃。
吃过早点，我们返回清音阁游览了一番，景色极佳。老刘用最后一张彩色胶卷为大家拍照留念。
下午五点半，我们一行乘坐火车返回成都南站。
来去四天的峨眉之行结束了我们的蜀中游，也为两个月的创作学习班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2006年9月27日结尾于三壹室
我去宝鸡西兄家
爬上火车，便感到浑身燥热。头天晚上同刘建明喝酒过了量，夜里吐了两次，以为喝坏了胃，却未曾想到感冒的事。
从峨眉回到成都，原想再去一趟九寨沟，因为老刘和小邓都不想去了，加之厂里也来信催我回去，九寨之行遂作罢。三人一起买了十三日的车票。老刘是早晨七点半上车。我去宝鸡和小邓去重庆的车，都是晚上发，她比我还迟一个小时。
天亮和小邓一起将老刘送上车。晚饭后，我和小邓背着行李一起去火车站。离开玉林旅舍时，碰见班长老王，他主动送我们上了公交车。老王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主要是对美术外行，容易听信谗言。再就是不大气，处事婆婆妈妈的，有些絮烦，我们背后叫他“阿姨”。
到车站后，我先帮小邓找到去重庆的候车处，陪她坐了一会儿。快到点时，便跟她分了手。
当我背着沉重的包找车厢时，有些头昏眼花的感觉。一上车就开始发烧，爬到铺上再也不想动了。
这是我第三次去宝鸡西兄家。
最早一次是一九七〇年春天，父亲在武都病逝，我和西兄办完老人的丧事后，一起乘汽车到略阳的横岘河，换乘火车到宝鸡的。
下火车后，西兄带我先来到市区的一个人家，是侄子豆豆奶妈家。听西兄讲，那家人非常好，和西兄他们相处得跟亲戚一样。
西兄告诉我，那天，他接到我的电报，正在公社开会。怕耽误事，只给家里捎了话，便直接赶到市里，在豆豆奶妈家借了一百元路费，直接去了火车站。
我在信上曾提到护送父亲坐汽车到陕西略阳，再换乘火车的话，西兄便买了到略阳的票。谁知略阳并无到武都的汽车，要在前一站横岘河下车，那里有跑武都的班车。
下车后天还不亮，西兄沿着铁路往回走了十多里，天亮后赶到横岘河。到汽车站时，去武都的票已卖完，班车马上就要开了。有不少人没购到车票，大家都聚在候车室里。
因为去武都的人不少，站上后来又派了一辆加班车。前面的班车那天坏在了路上，西兄他们坐的加班车却顺利到达武都。在父亲弥留之际，在我完全失望的那一刻，西兄奇迹般地进了工商联的小屋，站在了期盼着他的父亲眼前。
事后想来，这一切都如同鬼使神差一般，有点不可思议。
从豆豆奶妈家出来，西兄带我出了市区，上了塬。那个阶段，西兄下放到郊区公社宝丰大队劳动锻炼，世华嫂在塬上的一个小学教书。家便临时安在了大队所在的村里。
他们住在一个小小的院落里，没有院墙，西边靠着土崖，周围都是田地。独独的一座小瓦房，两坡水，房顶很陡，屋脊高耸着像座小庙似的。西边土崖上有孔窑洞，里边有土炕，那天晚上我就睡在窑洞里。
经过了“文革”初期的腥风血雨，父亲又刚刚离我们而去，亲人们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相聚，格外难得和不易。虽然我们的心还罩着失去父亲的悲哀，但在西兄家那短促的半天一夜，毕竟多了几分温暖和慰藉。
第二天，西兄和我一起告别了世华嫂，登上返乡的列车。父亲没了，他更思念几年不见的大哥、二哥和三哥，想念家乡的亲人。
到兰州时，西兄约我去酒泉路东方红照相馆拍了张合影。正是十几年前我考初中时拍过一寸相片的那一家，当年叫大北照相馆。合影上的俩兄弟清癯单弱，眼神里透着无法隐去的悲凉。
第二次去宝鸡，是两年前的秋天，与李培栋去北京看部里的美展，我于归途中在宝鸡下车。当时西兄在氮肥厂任党委秘书兼宣传科长，家已搬到氮肥厂家属楼上。屋里的家具一部分是西兄先前自己做的，杂木料，虽略显笨重，却不失古朴结实。一些新家具，是侄儿彦正特意来宝鸡替他做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西兄在西安工作时，回家乡探亲，见大哥家孩子多，生活特别困难。二侄子彦正很聪明，为了不致埋没了孩子，他将彦正带到西安，想留在自己跟前，供他上学。经过努力，终于因为报不上户口而作罢。十岁多一点的孩子，一个人返回靖远，在火车上睡着后，小偷掏了四叔给他的钱和粮票。兰州下车后，孩子没了办法，他仅凭去西安时跟着四叔去过一次省政协的印象，找到了爷爷，才得以顺利回到家乡。
彦正长大了，虽然没有上完初中，但他心灵手巧，自学成一名受人欢迎的农村木工。听说四爸要做家具，便主动跑到宝鸡帮忙。
西兄带我逛了宝鸡的一些主要街市，给我买了些东西。世华嫂做好吃的饭菜招待我，两位侄子也对我很亲热。我为西兄画了《雄鹰》和《李白行吟图》。几十年过去了，他一直保存着，前几年拿出来让我看，行吟图人物结构不对头，笔墨也很幼稚。我让西兄撕掉，他却不肯，以为神态不错，仍然留着。
由成都回来这一次，在火车上一直头昏发烧，到了宝鸡西兄家，烧仍然未退，浑身乏困无力。显然是在峨眉山上淋雨，受了风寒，病潜伏了几天后，终于在我上火车时发作了。
西兄带我去附近的一家小诊所治疗，大夫态度非常好，诊断后给我注射了柴胡。只打了两针，烧就退了，感冒症状也很快减轻。针剂柴胡因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感冒发烧，我请医生为我注射柴胡，不知何故，效果却并不理想。
虽已经调到宝鸡师院任教，因学校尚无住宿条件，西兄仍旧住在氮肥厂那个家属楼里。还是那些家具，只是多了些书，还有一个请人自装的九寸小黑白电视。
世华嫂和孩子们去学校上课，西兄陪我在家里聊天，谈到了他调回家乡工作的想法。当时西兄担任中文系常务副主任，系上没有主任，他是实际的一把手。每周只有四节课，没会没课时，可以待在家里写东西。在我看来，是非常理想的。我对他调回家乡的想法不太赞成，也不理解。西兄跟我说，近几年他常常感到孤独，便越来越多了思乡之情。
感冒基本好了，告辞世华嫂，西兄送我上了开往兰州的火车。车开动了，在一片“再见”声里，我将头伸出车窗，拼命挥手，西兄那颀长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看着西兄一家生活了多年的宝鸡市逐渐被甩在列车后方时，我不由想到西兄关于孤独的叙述，那是他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我知道，西兄离开这里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