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一年的十一月份，我在西湾住了半个月。参观了他们的地道，因下面光线不好，只画了不多几张速写和示意图。我也去过他们抽水的机井、社员们平整土地的大田，但更多的是深人到贫下中农里，画了不少人物头像。当然，都是队长给我介绍的骨干人物。有老参谋吴健（饲养员〕、民兵排长吴玉焕、老贫农王德、武装基干民兵王广基，还有铁姑娘吴占芳等。尤其是西湾的带头人吴占兆，我为他画了不同角度的头像速写。当时的连环画总是要表现英雄模范人物的。
收集素材的工作结束后，西湾故事却因没能编出合格的脚本而泡了汤。最后只定下了平堡吊桥和牧业先进两个本子。我被指派与张光伦一起去画吊桥。
脚本题名《金峡飞虹》，是由二中教师张宏勇根据定西地区几位作者联合创作的同名剧本改编的。为了收集素材，我和张光伦于十二月底一起去平堡和蒋滩住了十几天，画了些速写。文化馆的苏志仁和县革委会报道组的朱同志特别下去为我们拍了些吊桥的照片。
我和张光伦住在临街的一个大队部里，被指派到社员家吃饭。我胃不好，黄米馓饭吃多了，经常吐酸水。
县上对这次创作很重视，在县革委会最后面一排平房的最西端专门腾了一间房子，让我们住在里面画画。
屋里支了两张木板床，三张办公桌。张光伦家在师范附近，家里有地方，被允许住在家里画，白天可来可不来。
耀星家里人口多，住宿条件差，便同我一起住在革委会里。两个好朋友互相切磋，依照脚本起连环画草图。张光伦是师大美术系
的老牌毕业生，他上大学时吕斯百先生还在西北师大美术系任教。但由于长时期负责师范的教务处工作，多年来很少画画，对于绘画已丟得很生疏，起稿子感到困难。他又不像我这样热爱绘画，便把他承担的一部分也慢慢推给高祖忠与“五二三”创作人员，前排左起吴泽春、高祖、
忠、张有发、红伦，后来干脆跟主管我们的张有发讲清楚，回家里哄孙子去了。
对于耀星和我来说，画连环画是第一次，基础又差，整个起稿修改的过程也是十分艰难的。但由于热爱，我们干得很投入，虽然辛苦却也很快乐。
画友岳世武来看我们画连环画，三个人大聊起来。我说起画手的困难，世武说他最近专门练习画手，巳经能够画出不同角度的手。耀星听后，正面对着世武伸出平放的右手，让他画出来。这个不常用的角度让世武瞠目结舌，不知如何下笔。房间里荡起了快乐的笑声。
我和耀星都卷着抽老旱烟，而且烟瘾都不小。有一天，脑子一热，突然决定要戒烟。为了表示决心，我把带的烟渣子全倒进了没生火的铁炉膛里。正巧大灶上做饭的王师来串门，看见炉子里的旱烟，边用手往出掏边说：“这么黄亮的旱烟，倒了太可惜。你们不抽了给我。”结果过了没几天，两个人又抽上了。
那时候，耀星的心脏不好。有一次午睡时突然告诉我，刚才他的心脏，大约在几秒钟里完全停止了跳动。这让我有些紧张，唯恐老朋友再发生这类突然症状，造成危险可就不得了。所幸他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险情。
随着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的逐渐临近，我们两人的连环画终于如期完成了。
通过县上有关领导的审査后，我们还在张有发的带领下，一起去定西搞过一次改稿交流。陇西莫建成画的一套很细致，效果最好。
那次在定西认识了李巍，他是鲁美油画系毕业的，原省出版社的画家。“文革”期间下放到通渭县，一个很幽默的人。他对我的名字开起了玩笑：“宰北宰北，你野心还不小啊！”
“文革”初，妻子和他离了婚。当时又找了个女朋友，上海人，正准备一起去上海结婚。
他跟我说，回来时给我带一绽徽墨。虽然自那次后再也没见过面，但我当时感觉和他很投缘。
几十年过去了，李巍先生早回了老家东北，在一家美院任教。近些年从杂志上看到他的写意花鸟画，既写实又洒脱，一派勃勃生气。
从定西回来后，各县创作的连环画按上面要求，自行送省出版局审査。我们创作的两套连环画，由于真人真事而被否定。
作品虽然没能出版，但却让我得到了一次连环画创作的学习机会，同时结识了一些领导和朋友，为我的人生转折带来了契机。
2006年4月22日于三壹室
高祖忠和“掺沙子”
在县上搞“五二三”创作活动期间，结识了高祖忠。他是文化组组长，是设在革委会政治部下面，专管文化、教育、宣传的领导。
高祖忠和我有缘，一见面便对我很好。
画友张有发是他的部下。宣传组除有发外，还有岳世信、老唐几位。有发直接和我们打交道，领材料请假都找他。他谨小慎微，我请假回家次数一多，他怕组长批评，便有些推倭的意思。家里有困难，假是非请不可，我便直接去找高组长，他答应得很爽快，没有一次不痛快的。
我觉得他是位能体谅下属困难的领导人，便在心里与他亲近了许多。
他有时也来我们房间坐坐，看我们创作进展情况，询问我们有无困难。日子一久，我感到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兄长般的亲和感。我想给家里买点木料，请有发帮我想想办法，他让我找高组长。高通过管计划的王学顺组长，给我批了三吋松木，解决了西房的门窗料。
在我的人生经验里，大部分领导或多或少都有些官架子，往往让老百姓望而生畏。我对喜欢端架子的领导总是避而远之的。
高祖忠却不然，他很随和，对我这个短期调来画画的临时工，丝毫没有轻视的感觉。一次县上要处决一位反革命，大院里许多人都坐车去刑场。高祖忠也喊我一起去。我本不想去，他说你们搞创作的对各种生活都应该了解体验。
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近距离看枪毙人，犯人很年轻，说是一个什么反革命组织的头目。那死囚犯挺挺地立在那里，嘴里还叨叨着不屈服的样子。一枪没打死，执行的民警又复了两枪，倒在地上的尸体才不再动了。
创作结束后，我回到陶瓷厂，依旧当我的临时工。
就在那年十月份，厂里报了一批临时工转正的材料，十一月初，工人中开始传说定西地区的批复文件到了厂里。细瓷车间我和徐师傅的女儿徐彩由于出身问题没能批准。
消息是确凿的，但厂里压着没有公布。政工组的老崔叫我去厂部重新登记了父亲的政治面貌和犯错误、疏散至病逝武都的情况。厂里将我们几个的材料又重新报上去了。
虽然如此，我仍然做好了回家务农的思想准备。我给妻子讲了关于转正的情况，并跟她说，若二次还不能批准便回来当社员。妻子坚决反对我回农村，她的态度是即便转正不了，只要厂里不解雇，就继续做下去。
有一次，正巧我把被子捎回家让雅芬拆洗。村子里传开了我被厂里解雇的消息，有人看见我把铺盖都捎回来了。赵自明女人听到后找雅芬问情况，说是陶瓷厂一个工人家属在地里劳动时给大家讲的。
若不能转正，我不想继续待在厂里，可妻子又不同意我回农村。这让我那一段压力很重，思想很苦闷。
所幸者第二次重报，我的转正问题总算解决了，时间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转正后，工资定为四十二元零八分。后来听人说，第一次会上，一位姓柳的反对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转正，别人不好说啥，便否定了。第二次正巧柳同志出差不在，我等便侥幸过关。
转正后的第二年，我在县城里碰见高祖忠，他突然问我：“宰北，你想不想到城里来工作？”
“高组长，您这话是啥意思？”我感到吃惊和不解，反问他。
“如果愿意，调你到师范当老师。”他很认真的态度。
一向自视卑微的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可能吗！”我的声音都变了调。
“没问题。调到学校，一方面更能发挥你的特长，同时，县上需要时调用也方便。”高祖忠这样告诉我。并嘱咐我回厂后不要声张，由他们办就行了。
这年冬天，县上派人来陶瓷厂联系调我的事。李玉佩书记不同意放。我赶紧给李书记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对陶瓷厂和他本人多年来的关心表示感谢。并从妻子有病，子女幼小，家庭困难，学校有两个假期，可以有些照顾等方面做了些理由申诉，请求书记成全我的这次调动机会。
最后，李书记同意了。
就在进师范已经不存在问题时，我突然想到：二哥和三哥都在师范，我去了亲兄弟三人在一个学校工作，会不会有些不方便？便专门去找高祖忠讲了我的顾虑。他听后说：“这一点我们还真没想到。那就去一中吧，那里也没有美术教师。”
就这样，我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前后，由县陶瓷厂调入靖远一中。由工人变成了中学美术老师，自己觉着像做梦一样。
后来听人说，当时有个政策，选拔一些工人，派到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或单位去，叫“掺沙子”。我才明白，自己是作为“沙子”进了学校的。依照当时的情况，像我这个临时工转正都差一点泡汤的人能被选拔去知识分子堆里“掺沙子”，自己听到后都觉着有些滑稽。
这固然因了美术特长，但更重要的是高祖忠对我的看重和提携。
“文革”后，高祖忠担任县委宣传部长。省出版局调我去兰州修改连环画，学校领导对创作的难度不了解，给我一周假，让在学校里改。我去找高部长，他给学校领导打了电话，我才被放行。
后来，他调到县检察院任检察长。
我调白银工作后，几年里没有了联系。碰见一位跟他熟的人，才知道他中了风，一度非常危险，曾去北足住院治疗。
前些年和冯振国去靖远画画时，我曾专门去看望高祖忠。他身体已恢复得比较好，语言仍不是很连贯。
他儿子给副县长高财庭开车，一年后来白银办事。我问起他父亲，说巳经去世了。听后有点愕然。没人通知我，未能去为他送行，觉得有些遗憾。
由于工作变动，加之诸事总不顺心，好多年里与许多故旧缺少联系。但在我的心里，始终有对高祖忠的一份感激和怀念。他是有恩于我的人，他的生病和逝世，我都是很难过的。
2006年4月24日于宽堂
中学美术教师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背着铺盖卷，跨人靖远一中校门，回到了离开八年之久的教育部门，由小教变为中教，由代课的变成了正式的。
一中原来没有美术老师，也没有开美术课。
我是县上派来的专职美术教师，学校便给初一开了一节美术课，四个班，一周四节。
上完第一堂课，出了教室门，校党办主任高维峻迎了上来，一边握手，一边拍着我肩膀说：“不错，不错，宰北，讲得不错！”
他是悄悄在外面听我的课，看来领导在考査我这个由工厂来的人会不会上课。
校革委会副主任张明纪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动员我兼上地理课。我以程度低，恐怕胜任不了而婉言拒绝。他让我再认真考虑考虑，等他们研究研究再说。
四节美术课显然太轻松。我知道这种状况长不了，但上其他课，逐渐会变成个打杂的“万金油”，是我所不愿意的。面对这个局面我有点犯难。
过了几天，张明纪又叫我去，告诉我就不带地理了，先上好四节美术，充分发挥特长吧。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意外，心里仍然不踏实。
就在那几天，高中学生给校院里贴出了大字报，要求学校也给他们开美术课。那时候，学生的意见是不敢马虎的。过了没几天，学校便给高中各班也开了美术课，加起来比初一的课还多。
这样，十几节美术课，再加上办专栏、写标语一类的宣传工作，工作量也够了。我便成了名副其实的美术专业教师。
第二学期，又让我接手初中一个班的班主任。班上有很好的学生，也有一些很顽皮的，大部分属于中间状态。我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对学生要求比较严。
有个大一点的调皮学生，不但自身有些痞，而且在后进学生中很有影响力。我对他抓得特别紧，做的工作也多。一次课堂上他在下面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是一本好书，但在当时是不允许中学生看的。
我当堂没收了书，课后约他到房间里，批评引导后，把书还给了他。虽然小说主人公于连的爱情经历对像他那样年龄的孩子来说，理解不好会有不良影响的。可能小说吸引他的也正是这一条故事线索。但我想，堵是堵不了的。
这个学生初中毕业在一家单位找了工作。街上碰到总会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撵到我跟前问候，毕恭毕敬的。
在我带过的学生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大凡在校调皮捣蛋的，出校后见了面一般的要比那些听话的学生更显得亲热一些。我批评起学生来很厉害，有时嗓门很高，学生都有些怕。调皮学生挨的批评最多，但我从不出伤害他们自尊的语言，也从来不歧视他们。这或许是他们长大后对我还有好感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一个阶段，学生经常被带到工厂或农村去学工学农。高中学生分成了几个不同的专业班，其中有个文艺班，由杨之典老师和我带队去三滩朝阳大队学农。
有一天，一个女学生突然指着地上一角闲置的小火炉大声嚷了起来：“你是谁？你想干啥？你想干啥？”
火炉周围并没有人，我和杨之典老师坐在坑沿上正在和另一个学生谈话。这一声无中生有的质问，让大家一时毛骨悚然。
她的眼神看上去发直，神志有些恍惚，看着我们，好像不认识的样子。我们急忙打发学生叫来队上的赤脚医生，他对这类病倒有些经验，在人中穴位扎了一针，那女生渐渐明白了过来。
杨之典问：“你认识我吗？”
“认识，杨老师嘛。”她笑了笑，又对我说：“你是苏老师嘛。”
我俩总算放了心。
她告诉我俩，她从小就有这个情况。她看见家里有个人，问妈妈，妈妈说啥也没有，是她看花了眼。在学校女生宿舍后边有一条青石条高台子路，下面是一块花园，有树有花。晚上去厕所，经常看见路边一个头光光的陌生男子。问同伴，同伴并未看见。
这种情况在我们家乡叫“眼夹鬼”，指能看见阴性物的人。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就是眼前出现幻觉。
为了她的安全，杨老师和我商量后，派同学护送她提前回了学校。
那几年里，和我关系最好的学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自画像是爱好美术的王艳章、董家舒、徐小鸥几个。王艳章家住在西关，门口有个卖青城烟叶的老太太，我经常托他为我买旱烟叶子。
他们同级有一个同学，乡下孩子的样子，长相清秀而腼腆。一天在校院里碰见，他跟我说也喜欢美术，想跟我学画画。虽然这样说了，也拿他画的画让我看，却并没有如王艳章几个经常来找我。但他的名字我也记下了，他就是现在担任副县长的高财庭。
高财庭后来学了中文，写了不少东西，出版了好几种文集、诗集。没听说再有画画的事，但作为家乡的官员之一，他对地方的书画事业依然很关注。对我这个过去的老师一直格外尊重和关照，让我很感动。
2006年4月28日
子女
我有四个子女。
大女儿出生时，父亲在兰州。原想请老人给孙女儿起个名字，作为永久纪念。因报户口的事很紧迫，时间来不及。想到父亲特别喜欢菊花，恰恰孩子生在秋天，我便给安了个菊字的名儿。
二女儿出生，联想菊花傲霜，竹子正直，便用了竹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