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胡子年轻时曾流落江湖走南闯北，在冯玉祥的军队里当过兵。虽已年过半百，却侠肝义胆，豪气过人。一路上他不时地讲些过去的经历，并给刘木匠宽心壮胆。
走了一段公路后，我们又摸着走了很长的山间小路，好在有老顾带领，路道熟悉。大家情绪激昂，还真有点像是在革命年代干着护送战友的大事一样，一个个走得急促紧张。一个多小时后便来到了黑水。
这是坐落在宝积山西北侧背的一个小山村，沙河对面还有个名叫罗家川的村庄。
在一阵狗吠声里，我们进村来到老顾家。
老顾单身一人在厂里上班，他和另一位名叫王祥的干部分管粗瓷车间和细瓷车间的全盘生产。是李书记的左膀右臂，自然也是造反派的打击对象。
到了老顾家，大家总算放下了心。老顾夫人为我们做了面条，吃过饭，我和成仁在李胡子的率领下，连夜返回厂里。
随着运动的发展，上面一派和县上的“红兵团”挂了钩，被任命为红二十四团。我们这一派也和县上的“红三司”成了一事，成立了瓷联兵团。
两派的对立越来越激烈。终于发生了红二十四团到厂部抢夺高音喇叭的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瓷窑沟里的两派一时间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大打出手。
后来，由于武装部表态支持了“红三司”，致使县上的两大派发生激烈对抗。红二十四团的骨干在老谢的率领下进驻县城钟鼓楼，充当“红兵团”的战斗中坚。我们一派也参与了县机械厂的守卫一那是工联总部的大本营。
所幸者，两派在极其紧张的对峙中，终于没有开打。后来，笼罩在县城上空的武斗硝烟，随着毛主席关于大联合最高指示的发布而消散了。
在这一段经历中，最出人意料的便是刘木匠的反戈一击。
也不知老谢他们用了啥手段，当初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刘木匠，居然倒戈红二十四团，和老谢一齐守起了钟鼓楼。
一开始听人说这事，我不相信，两人的矛盾在厂里是人人皆知的。而且那天晚上我们护送他逃离厂子跑到黑水的情景历历在目。被老谢鼓动起来的人群高呼打死刘木匠的凶狠声音尚响在耳畔。被我们护送脱险的刘木匠也完全是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
然而，刘木匠倒戈确实是真的。而且他还在钟鼓楼的高音喇叭里多次发出辱骂这一派的言论。
这件事情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是老谢他们威逼的，还是刘木匠在对待厂领导的态度上原本就跟老谢他们是一致的呢，或者另有其他的因素突然起了作用？
虽然其中的内幕我一概不知，但无论如何，在紧急关头，曾被我们护送过的刘木匠后来的反戈一击，却从此让他的人格在我的心目中一落到底了。
2005年9月11日
有这样一个夜晚
瓷窑沟的派性斗争越来越尖锐。
瓷联兵团成立后，办了个战报。我被从车间调出来担任编辑和刻印工作。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对于编辑工作我非常敏感，但当时的形势是无法推辞的。我便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是不写稿子，二是对别人写的稿子只改文字不通顺之处，内容绝不改动。刻蜡版时，小心翼翼，反复校对，唯恐出错。“文革”中的文字狱是很可怕的。许多人仅仅因为一句话乃至几个字，便招致杀身之祸或牢狱之灾。
除了《瓷联战报》，我还兼着在大喇叭上宣布一些通知、传单之类的“文革”消息。
这是厂里唯一的高音喇叭。音量很足，全沟上下都能听到。原本是厂部的广播宣传设备，现在由瓷联兵团独有。上面的红二十四团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扬言要夺取高音喇叭，把宣传舆论工具掌握在真正的造反派手里。
当然，他们对我这个在喇叭上念通知传单的人也不欢迎。好在我到厂里时间短，大小负责人都不是，又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上边车间只要是与我打过交道的职工，对我都有好感。因而还没听到要如何我的说法。
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县文化馆的朋友苏志仁来瓷窑找我。他让我给他家里买两口便宜大缸，我托粗瓷车间的李国俊帮我买好，带话下去，志仁是来取缸的。
他搭乘一辆去红土15拉煤的解放牌卡车，先找到我家的独门小屋。略坐片刻，便跟车一起去红土了。
我先到厂部打了招呼，接着便上粗瓷车间找李国俊。
李国俊是我们班组李国秀的哥哥，他和父亲都在粗瓷车间上班。他们家是瓷窑老户，他父亲在老职工里很有威望，父子俩都是红二十四团的人。而李国秀与丈夫高清泉在我们车间，高清泉是注浆组的班组长。夫妇俩和我们不但观点一致，也是很要好的同事。因而，李国俊跟我的关系也不错。因为往下拿太远，买好的缸让他先保管着。
赶到粗瓷车间，李国俊不在他上班的地方，我向人打听，好不容易才找来了他。问他干啥去了，他嘴里吞吞吐吐地多少让人有些生疑。
缸放在一个大烘干室里，靠墙一连摆着四五个，都是次品。除了我的两个，还有他给别人买的。
所谓次品，是指坯进窑烧成中变形的或出现硬伤的，以及出窑时碰撞成软伤，但还可以用的陶瓷产品。
由内行挑出来的次品一般都是火色好，釉面也光洁，只是有些变形和硬伤，丝毫不影响使用，价格却比正品便宜得多。
我们把次品叫二样子。陶瓷厂职工的家里用的都是二样子家什。外面的亲朋也常常托我们买二样子缸。图个价钱便宜罢了。
李国俊帮我挑了两个釉底缸，各有一处不妨事的硬伤。我们俩一人扛起一个，刚刚走出烘干室，突然从过庭院里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钟声。
听见钟声，李国俊急忙紧走几步，将肩上扛的大缸放在路旁，一边跟我说：
“苏师傅，你等车吧，我有急事先走了。”一边头也不回地向着过庭院方向小跑着去了。
过庭院是旧社会一家窑主的住宅，新中国成立后被没收为公产。当时，是粗瓷车间办公开会的地方。闹派性后，成了红二十四团团部所在地。
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钟声，许多人从不同方向朝过庭院奔跑而去。不少人手握着自制的长矛。
要出事了！我心里突然一紧。这明显是红二十四团紧急集合的钟声，很可能他们有行动。
说真的，虽然站了队，沟里的两派之间也大有势不两立的劲头。可我心里想：两边都是一个厂的职工，而且都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要是真互相打起来，出了人命迟早都是大麻烦。
过庭院的钟声以及紧接着传出来的喊叫声，都预示着瓷窑沟的这场争斗马上就要来临了。他们是去厂部抢喇叭呢还是另有目的？
我心里有些着急，缸放在大路边，一定得等志仁坐的拉煤车下来。如果正赶上两派械斗，如何是好！
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那辆车才由红土煤矿下来，说是没人装车，耽误迟的。天色已经有些麻了。
我把厂里可能发生的情况讲给了他们。并提到我们的车要从过庭院门口经过，我担心红二十四团的人有可能找我的麻烦。
志仁是县里“红兵团”的，派性也很强。他说没关系，若真有人找麻烦，他下去解释，他们是一派的，红二十四团的老谢不会不给他面子的。
装好缸后，我被塞进司机室的中间，原先坐中间的那位换到车门旁，志仁在车厢上面。
过庭院里外灯火通明，许多手执矛、棍的人进进出出，一片行动前的紧张气氛。拉煤车经过时，有人向驾驶室晃手电筒，却没阻拦煤车。过了他们的卡子后，汽车加快了速度。从厂部经过时，我看到厂部院子里我们一派的人也不少，也都手持长矛或木棍。一场武斗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拉煤车一直开到我家的土坡前才停下来。送走志仁后，我回到家里，见到车间里留下来负责家属安全的几位职工，头头是任兰英。知道了绝大部分青壮男职工在李胡子和王存的率领下去了厂部，她让我也参加家属转移的工作。这里除了不多几个年纪大或身体差的男人外，就是住在下边的女职工和家属们了。
红二十四团放出风，说是矿上的“红兵团”要来支援他们。我们这边也派人去给红矿司送了信，请他们注意红兵团的动向，必要时也来支援我们。
如果真要打大了，我们便要负责家属向山上转移。
雅芬带着女儿在李妈家，李家的小院子集中了好多家属，随时准备集体撤向山里。
任兰英思想激进，性格泼辣，是瓷联兵团的一员女战将。她一方面派人在沟口放哨，了望宝积山方向公路上的动静，一面派人去厂部了解战斗实况，以便随时决定我们的行动。
家属们都很紧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大家并不慌乱，只等负责人一声令下，便会集体翻山越岭，向安全处转移。
我既然没有赶上去参加保卫厂部的战斗’便也有了保护家属们安全的一份责任。
等待的几个小时，因为不明情况如何发展，便显得十分紧张。好在宝积山的人马并未上来，而红二十四团到厂部抢喇叭的队伍居然不堪一击，与王存、李胡子率领的长矛队稍一对阵，便慌忙溃退了。
去厂部的人们平安返回时，紧张了半夜的我们总算放下了心。
我虽然因为苏志仁取缸的偶然事情，没有在双方对峙的现场，但他们对当时情景绘声绘色的讲述，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李胡子一身江湖豪气，再加上王存是秦腔演员出身，练过武打。舞台上即便是花拳绣腿，没法与真功夫比，但站在根本不会拳脚的人面前，依然会让对方生出三分畏惧来。
就在红二十四团一伙人手执矛子和木棍呐喊着冲向厂部时，随着李胡子的一声大吼，王存手端长矛，从两米高的坡坎上一个箭步跃下去，双脚稳稳地站到对方冲在前边的张X对面。
“呔！我把你个张X！”王存大喝一声，矛头左右两摆，张X早被这阵势唬得双腿发软，扔了手中的矛子，双手抱拳，连连作揖告饶道：“王师傅！王师傅！饶了我吧！再也不敢了。”
“滚！”王存一声断喝。加上李胡子和所有这边的人已经冲到了面前，那些跟在张X后边的人见状早已胆怯了几分，身不由己地开始后退。
老谢虽然在队伍里边高声呐喊着督战，所谓兵败如山倒，这时也已无济于事了。
红二十四团策划已久的抢夺厂部喇叭引起的对抗行动，就这样被王存、李胡子们的气势给吓退了。从此，瓷窑沟里再也没有泛起过武斗的波澜。
“文革”后期，两派大联合，革委会成立那一阶段，红二十四团的一些骨干被隔离审查。李国俊虽然也积极参与了派性斗争，但并没听说要把他咋样，却突然不明不白地上吊自杀了。
虽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但我还是十分同情他。一个工人，性格太直，转不过弯来，毫无意义地走了极端。
“文革”后期，老谢最终也被解放了，分到细瓷车间协助抓生产。
我还记得，他回了一次安徽老家，返厂时带来大青豆，请我和成仁一齐喝酒。竟乐呵呵地说他“文革”最后也没受啥罪。我亲眼见他曾被吊在篮球架上拷问，难道那也不算受罪？
就李国俊的不幸和老谢的随势转换来看，人的适应能力差别太大了。决定因素是性格。
有人说：选择决定命运。
是的。性格决定选择，而选择则决定命运。
2005年9月24日
小城硝烟
一个时期，人们传着“支左”的县武装部快要公开表态了。
两大派群众组织对峙局面更为严峻，局部摩擦不断发生。听说两边都在加紧制造武器，所谓“刀出鞘，箭上弦”，随时都有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
突然，从县机械厂传来一名制造弹药的工人被炸身亡的不幸消息。
早就听说机械厂研制成功了一种简易炸弹，将炸药装进废墨水瓶里，密封后，摔出去着地便炸，有人给起名“跌地响”。
机械厂的几位工人，在厂西边的城墙上调配炸药时，不慎爆炸，一死一伤，其状甚惨。
工联总部打来电话，调我火速进城去给死者画像。追悼大会的日子定在第二天，时间紧迫，我急忙乘便车进了城。
死了的工人姓张，不过三十岁上下。机械厂正在用钢筋铁丝赶制一个直径三米大小的花圈。我受命连夜画完花圈中间放置的大遗像。
追悼会十分隆重，除“工联”所属各组织外，“红三司”总部及在各界的下属组织都有人参加，是在箭道广场召开的。
我们排着队，抬着花圈由机械厂出发，向箭道广场进发。那个镶有巨幅遗像的大花圈抬在最前面。
一路上，我们沉痛地高呼口号，缓缓而行。口号内容大体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学习张X烈士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
队伍经过西大街，转经钟鼓楼，进人广场南口时，守在鼓楼上的红二十四团在上边高声对喊，我们喊“重于泰山！”他们便喊“轻如鸿毛！”
队伍里轻声传话：不要理睬，不要慌乱。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队伍没有穿行鼓楼门洞，从左边影剧院门前绕行。守鼓楼的人在左右两边的空中各悬挂着一个硫酸坛子，像是巨型炸弹。去开追悼会的队伍从下边经过时，依然缓步而行。队伍丝毫不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