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决定给所有墙面上都喷上毛主席头像和“忠”“用”二字。“忠”是无限忠于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航手毛主席，“用”是活学活用战无不胜，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
我和张成仁两个人加班加点地干了起来。当时，有一本中央工艺美院学生搞的毛主席木刻头像的册子，我们照着刻在贴花纸外面很厚的一种包装纸皮上，遮在粉刷一新的墙面上。每一两米间隔便喷一个红漆头像，下面喷上“忠”“用”二字。
细瓷车间的一处厕所外墙也被粉刷得白白净净，到那里我和成仁犹豫了，伟大领袖的头像喷在这里合适吗？经过请示，那厕所新修不久墙面又特别整齐，决定还是喷，不然看上去是一处空白点，只是让我们避开厕所门就行。
这样一来，进了瓷窑沟，上下车间及厂部周围，到处有红色的毛主席像和“申”“田”，那个阶段，各个车间、班组都设有汇报室，正面挂着毛主席像，下面是“中”“田”一字也。
每天上班，全体职工肃然而立，齐声高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首革命歌曲，然后齐诵毛主席语录，叫早请示。下午下班时，再来一次，叫晚汇报。除了不下跪叩头外，完全是一种民间敬神的宗教仪式。
不久，厂里要生产毛主席瓷像。成仁和我被派往省工艺美术厂学习取经。那里搞雕塑的汪中兴先生，曾来厂里搞过陶塑试验，跟我们相熟，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俩。
汪先生闲下来便抱着一个金属水烟瓶抽水烟。那烟被水过滤时呼噜噜地响，很好玩的。在汪先生的盛情下，我和成仁也试着抽一两口玩一玩。水烟里有油，对气管极不好。汪先生不时地咳喘，可又离不了它。
工艺厂的厂长王壁也是雕塑家，还有一位搞雕塑的叫罗代奎，是跟汪中兴在一起的。
雕塑车间正在大量生产毛主席石膏像。各种大小规格的胸像，还有全身像。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生产流程，并且选择了我们认为几种形象好看、大小又适合烧制瓷像的样品。
我们还参观了雕刻加工挑砚的车间。见到了著名花鸟画家郝进贤，他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他的工作是给洮现设计雕花图样。听汪中兴介绍我们是靖远陶瓷厂的美工时，郝先生很热情地跟我们握手，用一口兰州话说：“靖远的，好！好！你们的范老我很熟，老人家在世时，我常常去他家里。”
提起家乡的前贤范振绪老先生，我们和郝先生的距离似乎近了许多。
成仁十分虚心地请教道：“郝老师，初学书法，从哪本字帖人手比较好？”“多宝塔，颜真卿的多宝塔。”郝先生回答得很干脆。我想这一定是他当年初学书法的经验之谈。
车间里，技工们正在刻制一个很大的洮砚，说是这种大砚在广交会上卖得很好。
在兰州期间，我去省政协看望了好几次父亲。第一次是成仁陪我一起去的，老人见到我们很高兴。父亲还向成仁问了些厂里和家乡的事。
父亲当时给政协管理图书，就住在图书室里。
“文革”初期，红卫兵忙于对付当权派，像父亲这样的“死老虎”，被遗忘了一段时间。那时，也没人看书了。我们去时正巧赶上父亲轻松的那段日子。
不知哪个学校的红卫兵闯进省政协院子，图书室被封了门。正在休息的父亲也被封在了里面。虽然父亲是作为笑话讲给我们的，可我听后却生出了一种无名的悲哀。
当然，父亲的这种清闲并不长久。随着运动的深人，老人以后的日子便越来越艰难了。
在兰州的那几天，张成仁曾去窑街煤矿看望他舅舅，我送他去火车站。
买票、进站都要排很长的队。
排队买票时，一位背包的大妈走到成仁眼前，操着河南腔向我们诉说道：“同志，给帮一把！俺到甘肃来看儿子，钱包丢了，现在要回河南去，买票还差五毛，给帮一把吧！同志。”
那大妈五十岁的样子，叙说得情真意切。没等我反应过来，成仁早已慷慨解囊，给了她五角钱。大妈连声道谢而去。
进站时又排上了队，两个人正在说话，耳边响起一阵有点熟悉的话语：“……还差五毛，同志，给帮一把吧！”
抬头时，声音已近眼前，仔细看去，还是前面那位河南大妈。
“走！”成仁勃然大怒，一声断喝。
那大妈也发现又遇上了添过五毛的旅客了，一转身便隐在人群里不见了。
不久，那河南腔的诉说又从另一处人群里隐约传来，听上去情真意切，在嘈杂声里时隐时现。
成仁第二天由窑街回来跟我说，他下车时又看见那女人在向几个人诉说着。
快四十年了，回忆当年和成仁在兰州车站时，那个妇人的诉说竟然又浮现在了耳畔。其实，和现在形形色色骇人听闻的骗术相比，那又算得了啥呢？
回到厂里后，成仁将带回的石膏像送到模型组，和高清泉一起研究试验，很快就翻出了灌注瓷像的模型。我们厂的白瓷领袖胸像便开始成批生产了。
那个阶段，我又搞了一个四分之三侧面的圆盘形毛主席浮雕像，是参考照片和木刻头像自己创作的。厂里审查通过也决定成批生产，盘子烧成时容易变形，毛主席像变了形是大事，没人敢负这个责任。最后决定生产石膏浮雕像，刷上清漆泥金面，金光闪闪的，也成了一个品牌。
接着，又开始流行毛主席像章。
先是各种大小不同的金属像章，后来便有瓷像章出现。很快厂里也进来了像章贴花纸，于是我们厂的像章也生产出来了。
到处是毛主席画像和雕塑，人人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本，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口里高诵最高指示。这就是当时的中国。
“文革”结束后，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个人迷信。
关于那个时期许多社会现象的形成及其影响，自然会有当代和后来的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们去总结研究乃至批判。
然而，作为一名普通亲历者的我，回忆起来，如同做梦一样。那种群体性的狂热，那种不容思辨的专制，现在想起来，依然让人有些后怕和不可思议。
好在，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也便到了起变化的时候。
2005年8月15日
两个画友
老何是煤建八十四工程处的一名木工，年岁和我们相差不多。
由于对绘画的相同爱好，老何与成仁和我相识了，并成了朋友。
老何住在宝积山煤矿，他们的木工房是个独立的院子。从瓷窑下去十五里路，刚进宝积山沟，沙河对面便有些简易工棚和院落，木工房就在那里。
我和成仁有事去宝积山，必然要到木工房找老何聊天。
他当时正热衷于木刻，我发现他的木刻刀不太地道，是用木工凿铲一类的工具改制的。便将自己重复的三角刀和圆口刀各送了他一把。
老何是武威人，在矿区单身一人。每逢星期日，便来瓷窑看成仁和我，而且总要买些菜蔬带上。他一来，我们三人便聚在一起大谈艺术，言语之间甚是投机。
后来，老何经同事介绍，找了个对象，姓舒，好像是二婚。那女子面貌十分端庄，和老何结婚后，两人一起来过瓷窑。
有一段，老何连续一个多月没来瓷窑。我们想他是不是生病了，便决定去宝积山看看。
到了木工房，没有见到老何，只见到他的同事老杨。
老杨压低声音告诉我俩，老何进了专政队，问题十分严重。
从老杨口里，我们知道了老何出问题的原委。原来是老何刻了一幅歌颂毛主席的木刻，画面领袖头像的背景是光芒四射的太阳。因为是黑白木刻，那太阳自然也印成了黑色的。这下可招了大祸，有人反映老何攻击伟大领袖是黑太阳，于是他成了反革命。
我们在心里替老何抱屈，但那年头牵扯到领袖的问题是很敏感的，没人敢出来说话，也没有啥道理可讲。
后来一次，我坐便车进城，经过宝积山八十四工程处时，看见排成长队的“黑帮”低着头走过，老何也在队伍里。周围有几个戴红袖套的人跟着。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老何。后来听说十四工程处去了新疆。
前几年，张成仁告诉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因厂里公务去武威时，见到过老何，还去他家里做了客。老何是退休后回到家乡的。家里情况不错，并说他早就不搞木刻了，只是写写字，有时也画画国画。
和老何比起来，陈书馨的命运相对要平和一些。
厂里给细瓷车间购进一台大球磨机，高崖水泥厂派来几名技术工人帮助安装调试。陈书馨便是其中的一位。陈书馨出身书香门第，人很聪明，也喜欢书画。很快便成了我和成仁的朋友。
任务完成后，高崖水泥厂来的人要回去了，我们和陈书馨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呢。
那个时间，全国都在大演样板戏。陶瓷厂的书记李玉佩喜欢秦腔，“文革”开始，县剧团停办时，他便把有才华的青年演员王存和胡琴手张翰文招到厂里当工人。普及样板戏的风一传来，陶瓷厂便在全县率先排起了秦腔《红灯记》。
王存演李玉和，张成仁扮鸠山，李奶奶是魏文秀，演铁梅的是一个名叫乃凤英的青年女工。
我是舞台美工，硬景是和成仁一起画的。还从县上搞来一套给天幕打景的幻灯，景片由我绘制，用透明水色在透明胶片上画，经过尝试，总算能打出比较完整的场面景色来。加上布在台上的硬景，在当时我们这个小地方来说，还算有模有样的。
王存出身专业演员，嗓音宏厚，唱腔纯正，演出时，总能博得阵阵喝彩声。成仁上中学时就爱好文艺，颇有表演才能，鸠山被他演得有声有色。魏文秀演李奶奶也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活泼漂亮的乃凤英把个李铁梅表演得活灵活现，招人喜爱。
一时间，陶瓷厂的《红灯记》唱红了靖远县城。
接下来又排演了《沙家浜》，依然演得很火。
演出时，我负责后台的布景。
记得，我们硬景框子的固定不够稳，要有人在背后用手扶。人手不够，我便既指挥又扶景。搞得虽然紧张，但那时候年轻敏捷，从来也没有出过差错。
厂里决定去高崖水泥厂慰问演出。想想可以见到好友陈书馨，我和成仁都很
全体演职人员，加上布景道具，一辆解放牌卡车挤得满满实实的。李书记亲自带队，坐在前边驾驶室里。司机是县车队的戴师傅，不知他是心情激动，还是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我们的车在皋兰过去的山路转弯处，为了避开迎面而来的一辆车子，差一点出了车祸。一个紧急刹车，右侧前轮子离路沿只有几寸宽，下面便是深沟。好一个惊险动作，着实让人紧张了一把。
汽车在兰州郊区行驶时，车厢里飘起一股煳焦味，大家急忙检查自己周围，坐在后边布景旁边的人发现一小块包在景框侧面的布头被烧焦了。不知是谁扔下未熄灭的烟头燃着的。
被喧嚷声惊动而停车从司机室走出的李书记大为恼火，严厉批评大家不注意安全的过失。
那一天真是怪了，接连两次紧张，好在都没造成灾祸。后边的路程司机格外小心，大家也特别注意，总算平安无事地到了高崖。
高崖水泥厂在榆中县的高崖乡。工厂规模不小，属于定西地区管辖。厂子背靠大山，山上有大量石灰石，开采后用小缆车往下运输。
我们在水泥厂待了三天，白天参观，晚上演出我们带去的《红灯记》和《沙家浜》两部秦腔。住在附近的部队闻讯接我们去给官兵演出，受到热情的招待。
陈书馨原是水泥厂化验室的技术人员，因为家庭的关系，受到打击和排挤，后来被调到车间里干活。那段时间心情很压抑。
见到我和成仁，陈书馨很高兴。他家在平凉柳湖，厂里就他一人住单身宿舍。
出了厂门不远有一个小小的集镇，陇海铁路从旁边经过。
陈书馨约我俩来到铁路边的一家小酒馆，点了几个小菜，三人一起喝酒畅谈。他向我们倾诉了积压在心中的抑郁。一列向南的客车鸣笛经过时，他流露出深深的思乡情怀。
这一次见面增加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回厂后，我们与陈书馨曾有过书信来往。后来他终于调回了家乡。
“文革”后期，全国美展来兰州巡回展出。县文化馆组织参观，我和成仁都去了。在省博物馆展厅，意外地遇见了陈书馨。三个人别提有多高兴了。
那以后，我离开陶瓷厂，工作单位数经变动，跟陈书馨再也没有过联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兰州的一次画展上见到陈书馨的好几张写意人物，画得很不错。我真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同时很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老朋友。
然而，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再见到这位动乱年代结交的朋友。
前几年听人说他曾担任过平凉群艺馆馆长（或副馆长）也听说他脾气古怪，不愿与人来往。是老朋友看破尘俗，还是另有隐情呢？
2005年9月6日
夜走黑水
“文革”中，瓷窑沟里的人分成了两大派。
厂部管理人员和下边细瓷车间的绝大部分职工，属于保护和支持厂领导班子的，自然地形成了一派。
粗瓷车间的大多数职工和住在瓷窑老街的人属于另一派，他们的实际操纵者是厂里的一名干部老谢。老谢是安徽人，到厂里也有年头了。他的脾气有些古怪。他和他们一派中的骨干对厂领导有意见，想重新分配陶瓷厂的权力，属于真正的造反派。
当然，这两大块中也有例外。比如粗瓷车间管生产的干部老顾，虽然和车间大部分老职工关系不错，但却是李书记的铁杆“保皇派”。再比如细瓷车间的刘主任一家是瓷窑老户，家住在粗瓷车间所在的瓷窑老街上，但兄弟几人都是厂里的生产骨干，都属于保守派。
我到陶瓷厂时间比较短，对瓷窑沟里的是是非非并不了解，但认为厂里的几位领导人没啥大是大非问题，绝大部分党团员和县上前后招来的职工都站在保护厂领导一派。我有家庭出身问题，运动最初又受过冲击，本不想参与派性斗争，却因大家都站了队，便随了大流。
老谢和厂部的刘木匠有矛盾，根子我不清楚，但当时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他们两家住隔壁，木工房又与老谢家连着墙。两家经常骂仗，总能发展到恶言秽语的程度。每当这个时候，刘木匠便会半夜里去木工房加班，打开圆盘电锯，刺耳的响声搞得老谢全家无法睡觉。
派性闹起来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厂部开会，会刚结束，人还没散，突然院子里一阵鼓噪，粗瓷车间的许多职工来到厂部，齐声高喊要捉刘木匠。
那些人情绪激奋，高声喊叫：“抓住刘木匠，打死他！”
“把城里来的这些坏尿，一个一个都赶走！”有人还这样喊着。
我突然发现老谢在人群后边来回晃动着。他的肩膀一摇，嘴里嘀咕几下，便有人高声喊叫起来。
厂部院里的人越聚越多。刘木匠由几个人保护，趁着夜色和混乱，已去了细瓷车间。我也被成仁拉着离开了厂部。
回到下边，老顾和李胡子正商量着送刘木匠去黑水。老顾的家在那里，让刘木匠先躲过今天晚上，天亮后再搭车回城里。他已在前一段把家属打发回了家。老谢他们在厂部找不见刘木匠，很有可能到细瓷车间来捉拿。
这时候我才知道，老谢利用刘木匠骂仗时的一句气话，挑动了上面一派对他的仇视，甚至对不是瓷窑老户的外来职工都有了意见。什么气话，已记不得了，但肯定是对老瓷窑职工有伤害的内容。经过老谢夸大其词，便鼓动得本土职工群起而攻之。
事情紧急，不宜迟疑。李胡子立即叫上成仁和我一同送刘木匠和老顾去黑水。
夜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带着手电筒，每人提一根棍子，向二十多里外的小山村摸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