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也是许多村民们喜欢来的地方。当然，上课时间他们是绝不来打扰的。放学或晚饭后，我的房间里经常是很热闹的。来跟我聊天的老少爷们也大都乐意做我的写生对象。如果画得像时，大家照例要快乐地开各种玩笑。画得不太像时，他们也会从某个细部找出相像的地方，从来不说我画得不好，总是开着刻薄的玩笑在被画者脸上找些不是。
来学校最多的是跟胖老汉开玩笑的那位黑肤色青年，他叫田贵，比我小一岁。后来他成为我在安韦一年里最好的朋友。老班子除了胖老汉外，有个秉德老汉也曾和我有过一段较多来往。
秉德老汉姓韦，也就五十岁上下。他有个不太雅的外号一镘抹子。村里人说他办事黏黏糊糊，在小事上爱纠缠。
刚开学，他便为孙子的书费来找我，说家里没有钱，想用鸡蛋顶书费，问我成不成。老人的态度显得谦恭而卑微。那时的鸡蛋很便宜，五分钱一个，在闭塞的山村也很难卖得出去，我给他孙子垫付了课本费，他分几次如数提来了鸡蛋。我便每天早晨用开水冲着喝一个。
五分钱够便宜了，有人听说，告诉我四分钱村里就能买到，还说镘抹子占了我的便宜。我听了并没在意。
一次我从他家院前经过，他正在院里编草筐子。看见我，忙走出来，热情地邀我进了他家上房屋。他家炕那一面的侧墙上挂着一把三弦子，原来老人还会弹弦子，这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请秉德老汉教我弹三弦，他不但爽快地答应了，还把三弦借给我。
秉德家就在学校背后的台坡上，下午放学后，他便到学校教我弹三弦。老人不识谱，却能一边拨弹一边用高低长短不同的类似“哮、榜、噔，咚、哒、咯”等一些象声的汉字唱出曲调来。在他反复弹唱的过程中，我揣摩着用简谱记下曲调，然后照谱子学弹三弦。
老人弹唱的是一种民间小曲，现在还有印象的是走西口。
“哥哥我走西口，妹妹呀泪直流，尕妹哟！哭得哥哥我心里愁……”
每当唱到“尕妹哟！”时，那“哟”字特别高亢，秉德老汉的面部表情便格夕卜生动。我也被这民间流传的情歌所感染，内心里不由生出些无可名状的悲切之情。
有了三弦，田贵又找来了二胡和笛子。晚上我的宿舍里便常常聚着一些年轻人，小屋里弥漫着辛辣的旱烟味和淡淡的汗腥味。有时聊天，说些村子里发生的偷情事件，那是年轻人最感兴趣的话题；有时便吹拉弹唱一些小曲子，虽然谈不上高雅悦耳，却也热闹快活。
学校的柴火不多了，天冷前，我带着学生上山刨柴。依照孩子们的指引，上了对面的南山。那里的山上除了黑柴外，最多的是一种叫红萱茆的柴火，远处看去，柴梢子有些发红，这种柴极易燃烧。这些都是孩子们告诉我的。他们还指着一种灰绿色秧子长得比较大的柴火说：那叫米心，点着了光冒烟，不好当柴烧的。
山里的孩子自小干活，小小年纪，刨起柴来比我利索多了。
上山遇到陡处，我远不如孩子们灵活胆大。他们问我：“老师，你敢展示吗？”我说不敢。他们把跑叫展，展是指快速走难走的山坡路。
我指着远处的一个地方问他们：“哇是啥地方？”他们便笑我说：“个老师些，把咯哒叫的哇！”哇和咯哒都是那里的意思。天真的孩子们用他们的方言纠正老师的土语，把我也惹笑了。
这种时候孩子们最愿意和我亲近。课堂上或在我脸色严肃的时候，他们便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对我的要求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安韦的一年，是我代课生涯中最自得其乐最舒心的一年。
我的教学和管理得到了学区领导的充分肯定，更受到学生的拥戴和家长的赞许。我的业余绘画活动也受到乡亲们的尊重和支持。许多老人恭恭敬敬地请我为他们画老像。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给我做速写模特儿，甚至我画那些小媳妇时，他们的公婆和男人也没有过丝毫的反感表示。
安韦的老少爷们把我看做他们的亲人，又视为他们的上宾。无论哪一家过红白大事，我都被请去写一些字，或画几笔窗花。坐桌时，总要把我让到上席，和村里辈分高的老人坐在一起，往往搞得我不好意思。
一年的代课结束时，生产队专门派了一个社员赶着骡子驮着行李和乡亲们送的红枣、沙率，一直把我送到水泉。
离村时，学校附近的许多乡亲站在路旁坡头送我，大叔大妈们频频嘱咐我有空了再来安韦浪浪。那情那景，虽然过去了四十年，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2005年五四青年节改定
韦性潮一家
生产队把我安排到韦性潮家吃饭。队长告诉我，韦性潮母亲的茶饭做得好。他们家为人也好。
韦性潮父母亲五十多岁，他只有十五六岁，父母生他时三十多岁了。老两口儿就他一个儿子，是个稀罕宝。韦性潮话不多，见了我只是笑一笑，很腼腆的样子。他父亲也话不多，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心地十分善良。老人一条腿跛着，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
韦性潮的母亲花白头发，长方脸形，个子比较大。在我的记忆里，老人的手也比较长大。她性格爽朗，快人快语，是农村里那种心灵手巧，一辈子都麻利干三（干净利落）的女人。
她们家的院子也在学校背后山墚上，秉德老汉家屋后的台子上。每天早饭和晌午时，她总是站在院子侧旁，朝学校院里大声喊：
“苏老师……吃干粮了！”
略带沙哑的嗓音高亢悠长，在山村的上空回荡着。我照例会走到校院里回应一声“知道了”！
我把韦性潮的父母叫韦爸、韦妈。韦性潮有时叫我苏老师，有时也叫我哥。
山区人向往文化知识，特别敬重老师。我去的那一年，安韦是个旱年。有学生的三个生产队依然每月各补助老师十五斤小麦，直接打给韦性潮家。我每月只给他家交十五斤粮票，每斤给二毛还是三毛钱，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反正只有不多几元钱。
虽然只是农村家常饭，但韦妈的饭菜十分可口。她们家在漫水有一块自留菜地，经常能吃到些新鲜蔬菜。这在干旱缺雨的安韦，已经很难得了。印象最深的是芹菜，咸水浇的，长得很矮小，凉拌起来我喜欢吃。
家里有自留驴，驮水大多是韦性潮去。只有个别时候，性潮不在家或顾不上，韦爸便吆着驴一瘸一拐地走一趟小红道子。
我曾跟韦性潮去过一次小红道子。一路的山间坡道，那驴是走惯了的。去时是慢下，回来是一路上坡。到了黄河边，性潮指着不很远的一处山脚，那里有几棵树。他告诉我山后面便是鸾鸾坡，那里的枣儿大小肉头和小口的一样，味道比小口的还要甜。
那一年天旱。农历十月里，有些人家由于饲料缺乏，便提前杀了准备过年的猪。下河呢人杀了猪都要请亲朋吃槽头肉。主菜是粉条炒肉片。另外必有一碗血面条条烩酸白菜，是猪血和面粉擀成的。我在县城和糜子滩都没有吃过这种血面。我们把猪血放在开水里浸成血块，然后切成条块形放上粉条和一些蔬菜炒着吃。
学生家里也有杀了猪的，家长便让孩子下午放学时请我去他们家吃肉。我要是推辞，那学生便拽住我的胳膊不松手。
杀猪的人家越来越多，绝大部分学生家里都请我去吃肉。好像排队一样，那一段日子，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学生家吃饭。要不去，家长是不高兴的，他们会认为老师看不起他们。学生也会脸上无光。在农村，这类盛情是不能推却的。
走的家数一多，便发现各家的口味大不一样，有些可口，有些不可口。可口的我便多吃一些，不好吃我就少吃些。每家主人都很热情，至于吃多吃少，他们也不十分介意，只要去了他们就高兴。实在没有吃饱，回到学校我便补充些从韦妈家带下来吃早点的摸摸或烙饼。有时候我也向韦妈要些炒面吃，他们晌午经常吃炒面，可一般不给我端。
四队一个学生的妈妈做的肉很好吃，人也特别热情。她二十七八岁，长得不算漂亮。衣着十分简朴，若和县城周边农村妇女的衣服比较，简直算得上寒碜了。然而，言谈举止却落落大方，颇有几分风韵，在山村妇女中算得上很出众的了。我曾给她画过一张奶孩子的侧面速写。这张速写启发我产生了“枣园秋艳”的构思。
后来，听村里青年们讲过关于她的一段故事。
生产队员在田里劳动时，男女之间常开些狎昵放肆的玩笑闹乐子。一位副队长是这位女人的远方姑表兄，他笑着对她说：“你妗子，今儿黑了我到你那浪来，不要忘了给我留门。”她便装出娇滴滴的口气回应道：“那你就来嘛。”田地里爆发出一阵夹带着各种戏塘的笑声。
晚上夜静时，果然有人来敲她的门。
丈夫不在家，去小煤窑挖煤半个月了。她想到了白天的玩笑，难道娃子的远方姑夫当了真？便颤着音轻声对外面说：“你姑父，你姑父！我是跟你说下个耍话，你咋就真来了。快回去吧，不然我可喊人呢！”
“不是！是大哥。”门外却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他们说，这女人和他的一个远方伢伯子（丈夫的兄长相好。
在安韦的一年里，韦妈、韦爸把我当做亲人一样关照和操心。我不吃葱蒜，韦妈总能照顾到。我有胃病，常常吐酸水，韦妈尽量少让我吃杂粮。在极其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变着法儿调剂饭菜，做些我喜欢吃的。
离开安韦后，再也没有机会去那里看看。直到一九八七年暑期，我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赴下河采风活动。到了石门时，才取道重游了一趟安韦村。
相隔二十多年，许多老人都不在了。韦妈和韦爸也于前些年先后去世了。田贵带我到韦家去，韦性潮正巧出了远门，没能见着面。
我到白银工作后，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女孩子的电话，她自称是韦性潮的女儿，在外面上学，是个见习记者。路过白银，想来看看我。我十分高兴地接待了她。吃过晚饭后，她说钱包让人掏了，向我借回靖远的路费。说是到了县城，她要去找住在城里的大伯。我留她在家住了一宿。我和老伴都感觉到她好像不太诚实。天亮吃过早点后，我给了她足够回靖远的车费和午饭钱，再三叮嘱她赶快回去，免得父母亲惦记和担心。并让她回到安韦时，替我问她父亲好。
大约一年后，担任村长的韦性潮因办公事来白银，到群艺馆找见了我。说起他女儿的事，才知道那女子并非性潮的孩子，而是他堂兄的女儿。她回到村里并未提说见过我的事。
三十多年过去了，韦性潮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早已没有了当年小青年的稚气和腼腆。他当了多年的村干部，正在为村上的水利工程而奔波。
他走得很急，说不久还会来白银的，让我给他画好一幅中堂并配上对联。我满口答应了他。
2005年5月5日
田贵和他的大女儿
田贵是我在安韦小学代课时，最要好的一位农民朋友。他常常来学校找我聊天，有啥话都愿意跟我说。
田贵家在田家燦燦上。兄弟好几个，他是老大。老二叫田玉，后来当过兵，复员后在靖远煤矿工作。田贵长得像他妈，田玉是个圆脸庞，很像他爸。
田贵的父亲给队里放羊。田贵好几次叫我去他家吃羊奶子面条。他知道我不吃葱，做饭时便告诉他妈不让调葱花。在城里从没听说过羊奶子饭，吃起来挺香的。
农村青年一般都结婚早。田贵属羊的，比我小一岁，但已经结婚了，女人生了一个女娃子。他女人姓石，娘家在石家窝窝。
我到安韦的第二年春天，有一天，田贵到学校郑重其事地找我。说他们想把女儿拜给我，认我做干大，问我愿意不。
田贵对我好，他们全家都把我看做亲人一样。民间拜干大干妈的事我听说过，但不懂其中的道理。我想，既然是好朋友，如同兄弟一样，他的女儿认我做干大，也没啥不好。便答应了。他们全家很重视这个事，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这年秋天，我调到小口小学去代课。田贵曾专程到小口看过我。第二年秋天，我又去更远的仁义小学做代课教师。田贵也去看望过我，还邀我回了一次安韦村。
时间是冬天，我们起程去安韦已经是下午了。仁义到安韦有二十几里山路，田贵带着我取道黄河边的一条近路。经过一段山崖时，河水从崖下流过。路越走越窄，最后一丈左右的崖面上已经看不出路了，只有一些间距一尺左右的蹬石脚窝，人要踩着脚窝走过去。看着两三丈高的崖壁，听着崖下哗哗的流水声，我内心一阵紧张，突然胆怯了，已经从脚窝走过去的田贵又回了过来，他替我提上背包和大衣，我还是不敢走。他再三鼓励我大胆过，不要看下面，并用一只手拉着我，给我壮胆。我咬紧牙关，鼓足勇气，眼睛紧紧盯着脚窝和崖壁，终于过了这段险道。回头看看，还心跳不止。
攀过石崖险道，我们继续沿黄河上溯，到鸾鸾坡时，已经是后晌黑（傍晚）了。田贵带我去他的一个亲戚家歇了脚。
鸾鸾坡有很多枣树，距安韦不足十里路。和小口一样都是出产大枣的地方。小口的枣吃起来甜中带点辣味，鸾鸾坡的枣则更甜一些。可能是更加偏僻的缘故，这里却远没有小口的名气大。
那一次，是放寒假先到安韦浪了浪，然后取道石门一路回城的，还是元旦假日去的安韦，第二天绕道山里路回到仁义的已记不确切了。但过那段悬崖险道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仁义代课结束后，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我与田贵一家曾在十多年里失去联系。后来我在靖远矿区遇见过田玉，他是一家单位的保卫干部。我向他打听了他哥哥的情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靖远师范教书时，参加了县文化馆组织的暑期赴下河写生活动。出发前，给安韦的田贵写了封信，说明了行程日期。决定利用去石门的机会重游一次安韦。
石门是采风活动的最后一站，田贵专程由安韦过来接我。到安韦后，在田贵家住了一夜。他的父母亲都不在了，也没有见到一岁时便拜给我的干女儿，她出嫁到仁义村，听说已经有了孩子。
田贵在家里开了个小杂货铺。后来经常到县城进货，总是住在汽车站附近的私人小客店里。曾到我家里来过好几次。有一次是他们夫妻一起来的，当时我家住在师范学校背后的一个小家属院里。虽然住处不宽敞，我们还是留田贵妻子在家住了一宿。
妻子和几个孩子都没有过我那种经历，她们对我这位女干亲的言谈举止不甚习惯。或许女干亲觉察出了点啥吧，从那以后，田贵进城办货很少再来家里。
二十世纪末，我和肖冰应苏运来之邀，去景泰县搞交流展出。田贵的小儿子正在景泰县城为家里的小卖部进货，得到消息来展厅找我。我让他带给家里一幅中堂和对联。
去年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干女儿由仁义打来的问候电话。她说话的语气风格很像她的父母亲。
我离开安韦时她还很小，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算起来也该四十出头了，比我的大女儿还大好几岁呢。她的孩子也都大了。听到她在电话里叫干大时，在我脑海里出现的干女儿仍然是一二岁时候的幼儿形象。我无法知道已是中年村妇的干女儿是个啥样子，所能想象的也只能是田贵夫妇模样的一种综合。
2005年5月7日
附记：这篇文章写成一年后，干女儿冬花来白银家里看望我，模样和我想象的4艮接近。再后来，她的一个女儿也来看望过我这个干爷。
坝滩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