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是河南人，四十多岁。他衣着邋遢，性格大大咧咧的，但在所里威信很高。小郑是上海人，三十上下，精明强干。小焦新婚燕尔，神采飞扬。小唐是所里唯一的女房管员，年龄也最小，长得胖墩墩的。和老苏一样，也是回族。她家住在附近，是所里唯一不骑自行车的房管员。她分管所周围的一片。小张家在临夏，也是回族。他和我长住所里，我曾给他画过一张速写，大家认为画得很像。我当时还用钢笔在上边写了一段话：“此图乃张奋伟同志，同志们都说很传神。好处是画出了人物的心理感情，今后应继续发扬。衣纹和手的线条显得杂乱，形也不准，应努力提高才是。”
在房管所时，我从北京邮购了一个写生画夹，利用业余时间给院子周围的小孩画速写，也给几个同事画过像。
我的管区是王家堡和吴家园两个片儿。主要任务是收缴房租，以及了解住户的意见和要求，诸如维修、换房等，并及时反映给老苏或老朱。
交接工作时，领导和老同志帮我理清住户的欠租情况和经济来源，以及发工资的时间。当时各单位大体分中旬和月尾开工资两种情况。在刚开工资的几天里去收房租，大多都会有收获。我每月任务是三百元，要完成任务还得抓一些欠租户，有个人也有单位。
工作起来要态度和气，腿勤嘴甜。年轻人嘛，这些我都能做到。日子久了，管区群众都亲切地喊我小苏。只要多跑几趟，欠租户也就不好意思再拖了。
刚开始，我是先开票后收钱。有一天回到所里整账，少了三元钱。想来想去，是开了票忘了拿钱，便跟人家再见了。从此我便先收钱后开票，就再也没有出过差错。
我是高中快毕业时才学会骑自行车的，缺少实践机会。下西园的撞墙事故，固然与偶然骑倒闸车有关系，但更多的原因还是缺少经验临阵慌张所致。
除了那次外，我在骑车去局里时，也出过一次险情。
过了西关十字，街上人车杂混，我被夹在了两辆小轿车之间。
其实空间完全够我骑着车继续同汽车并行不悖，等到合适机会，错开汽车就是了。可我一时紧张，失了重心，居然将车把一歪，靠在了右边的车体上。那司机急忙刹了车，把头伸出来没好气地大声叱责：“找死呵！会骑不会骑！”
当然，有了房管员差不多每天的骑车实践，我的骑术便越来越精到了。应该说，当了多半年房管员，连工龄也没落下；要说有收获的话，也就是掌握了骑自行车的熟练技术。
所里没有食堂，绝大部分人都在家里吃饭。几个单身的在省合作社车队食堂搭伙。我也去那里上了灶，是老朱带我去的。
合作社车队在小西湖广场西南角的一个院子里。南屋一个大房子，是伙房兼饭厅。我曾去帮过两次灶：一次是包包子，一次是帮大师傅收拾牛蹄子。那一顿牛蹄子炖得又烂又香，好吃极了。让我几十年都难以忘却。
车队的汽车省内外跑，能弄来不少副食品，主食也足量。甚至把洋芋做菜吃，只收菜金不收饭票，这在那个年月里是不可想象的。陈洪坤到七里河来看我，留他吃了一顿午饭，正巧是炒洋芋菜，里面还有些肉渣渣。老同学感慨不已，说兰大学生食堂把胡萝卜秧子当菜吃。
可是好景不长，不知道哪条筋出了毛病，不到两个月，省合作社车队食堂不让我们吃了。老朱又带上我去房管所街对面的电车公司找老郭。
老郭是电车公司的伙管员，为了上灶的事，我先后找过他好几次。有一次找到他家里，他拉抽屉找东西时，吓了我一大跳：抽屉里粮票乱七八糟地撇了不少，而且大都是全国通用票。如此贵重的东西在他家里居然随便到不当回事。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问号：这家伙总不会是贪污分子吧？
电车公司的食堂比合作社车队差远了。洋芋是当主食吃的，四斤算一斤杂粮。至于那个老郭，不幸让我猜中，几个月后便犯了事，竟然是个数额巨大的贪污犯，除了大宗的粮票外，还有可观的现金。
老郭虽然被抓，并没有影响我们在电车公司食堂继续搭伙。因为电车公司租有我们管理的公房，并非只是老朱与老郭的私人关系。
老朱利用他的人际关系，还给我们搞来过平价伊拉克蜜枣和不要粮票的点心渣子。这些在当时都是很难得的职工福利。
一切都是定量供应，一切都要票。一个职工每月供应几盒好坏搭配的香烟，还有两方块榆中水烟。我不抽烟，大家便把我的一份分掉了。我对他们拿的羊腿骨做的吸水烟的“干烙儿”感到新奇，也学着他们用手指捏一点点水烟，团紧后填进羊骨大头的烟锅里，点着时从小头的嘴子上深深吸一口，然后短促地吹一下气，那水烟灰便“噗”的一声被吹出烟锅子。当然，一口长吸已经呛得我连连咳了起来，那一个“噗一一”也是咳停了才补上的。
在房管所时，我经常出风湿挖瘡。那病是一九六〇年暑期落下的。我回靖远探亲时，因人多屋里住不下，便在廊檐下支床睡了一晚上觉。夜里下起毛毛雨，当时并不感到冷，第二天却出了一身风湿疹子，天晴后便下去了。谁知从此落下了根子，先是不到十天就犯一次，三四天就好了。慢慢地变为半月犯一次，间隔拉长了，每次犯病的时间也长了，差不多一星期才能好。而且疹子早已变成大片的风湿块了，浑身奇痒难耐，忍不住搔两下时，便火辣辣地又痒又痛。医生开的苯海拉明等抗过敏药毫无作用。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五样中药的偏方子，只记得有薏米，其他四味记不清了。薏米可食用，每次倒药渣时，都让我捡出来吃了，所以至今忘不了。每犯病时便抓十多服子煎着喝，效果也不明显。
有一次路过白银路时，偶然看见有个皮肤病性病防治所。虽然“性病”二字让人望而生畏，但“皮肤病”三个字却让我联想到自己患的这个顽症。于是再犯病时，我便硬着头皮去那里就诊。
接待我的是位年轻女医生，她检査后也没说啥，和同室的另一位同样年轻的女医生商量了一下，决定给我针灸治疗。她们让我脱光了上衣，高卷起裤腿，半裸着布满风湿挖瘩的身体，坐在凳子上。然后在我的四肢和躯干上扎上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银针，一会儿过来捻一捻这几根针，一会儿又捻动那几根。
那屋里再也不见进来一个患者，出出进进的都是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大多数是女的。每进来都要向我身上看一下，我似乎成了一个被人观赏的大刺猬。而且观者是女人。时间越长，心里越不自在。
好不容易才挨到了拔针时间。医生让我第二天上午再去扎，说需要治疗一个星期。我穿好衣服后，竟如同逃脱似的离开了那个防治所，再也没敢去第二次。
我管区的王家堡有个图书馆，虽然不大却经常开放报刊阅览室。我顺路进去，总爱翻一会儿杂志。有一次，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徐迟写的一篇报告文学，分两期登完。主人公叫尚达，看完后便猜到写的是常书鸿先生。文章里写到他为了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所经历的传奇人生，是我过去不知道的。读完后，我被常先生献身艺术的精神深深感动，也更加坚定了学习绘画的决心。
王家堡和吴家园都有路可以通到黄河沿上。有几次我转到黄河边，被美丽的风景吸引，真想下次来时背上画夹画几张写生。可上班时间，外出是工作，又怎能背画夹子呢！我决心第二年还去考艺术学院。
一九六二年早春，办公室老苏突然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是局里准备调我去财务科当出纳员。这一下把我搞紧张了，我对财务工作天生有一种抵触心理。每月收几百元房钱，都赔过三元钱，要是管上全局的现金，还不得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加上出身不好，万一出点事，怎么担得起。
我说我不想去，老苏让我去找所长说。所长对我不愿去局里有点意外，他说：“小苏，你年轻又有文化，工作表现不错，去局里工作更有前途。还是不要犹豫了，等局里调令来了就去吧！”
我知道所长是一片好心，便不好再说啥。老苏和所里其他同事都认为对我是好事，甚至有的还表示祝贺。然而在我心里却如同压了块石头似的，沉甸甸的。
我曾私下里向老苏透露过考艺术学院的愿望。他明确地告诉我：国家有明文规定，正式职工，工作三年后，组织上同意才能去考学。而我还是见习期，到一九六二年十月才能转为正式干部。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失望。
局里调令迟迟未下。有一天所长告诉我，情况有了变化，好像出纳巳另有人选。他让我安心继续在所里工作。
怕当出纳的顾虑虽然解除了，可再考艺术学院，至少要等四年后才有可能。这个明文规定让我对房管员工作越来越不安心了。
一个多月后，所里传说着国家要下放干部的消息，而且越说越真。终于有一天，局里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局长做了动员报告，主要是国家暂时困难，动员干部回乡支援农业生产云云。具体内容我没在意，只有一条记得很清，那就是只要个人写申请，一律都批，即便是业务骨干或领导干部也一样。
回到所里，所长口头传达局里的意思：房管局缺员较多，只要个人不提出申请，谁也不会被下放。让大家安心工作。
我们所老刘的父母都在河南农村，家里有困难，他写了下放申请。我也写了个很简单的申请书，没有写支援农业的话，只写了身体有病，回家休养的内容。
不管写啥内容，我和老刘的申请很快都被批准了。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是好是坏，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摆在眼前的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回老家靖远。
2005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