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谜，或者一场雾。这是我前不久才知道的——父亲告诉我，老家那儿解放前土匪甚多，土匪经常干的事一是绑票，一是进村抢劫。而百姓家有枪以防土匪的也为数不少。苏北地势低洼，水灾频繁，人家多堆土成墩再建房居住。这样的墩子既可御水又有利于抵抗土匪。那时还没有我的我家也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墩子上，三面皆水，一方是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长埂。一次，土匪来了，祖父和他弟弟一人一杆枪，与不断发起进攻的十几个土匪打了整整一夜，结果以土匪认输撤走而告结束。也许是那一次给土匪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土匪后来竟然再也没有来过。这个故事让我十分吃惊，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祖父顽强抵抗时开枪阻击的样子，因为在我印象中的祖父虽然固执，却似乎很是胆小怕事。
每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
祖母
祖母对于我始终只是一个词，我仅仅知道她姓柏，她也只知道自己姓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五十八年的她，一直没有名字。连名字都没有的祖母这个词，更加没有任何形象能使我进入它，使它渐渐从抽象变化成她，一个活生生的人。
然而我是见过她的，足足七个月的每一个昼夜，为什么我对她的容貌毫无记忆？毫无记忆使见过变成了从未见过，祖母，成了一位陌生人。
我曾多次试图想象我躺在祖母的臂弯里啼哭或者嬉闹，试图想象睡在摇床里的我全神贯注地望着祖母在灶前灶后忙碌……但这些想象还没有开始便宣告了失败，因为我无法让祖母从虚无中出现，而且，我也不能允许自己毫无根据地将一个完全虚构的人想象成自己的祖母。
祖母因此永远隐藏在“祖母”这个词中，无形无象。我试图想象的情景无疑是发生过存在过的，它与祖母曾经有过血肉之躯一样真实无比。麻烦或许就在这里：真实是无法想象的。
真实只能被回忆。
回忆可以但也只能保持部分真实。
当回忆也因根本没有记忆而不能进行时，真实只存在于抽象之中。比如，我的祖母对于我只存在于“祖母”这个抽象的词语中。
只存在于抽象之中的真实都是陌生的，虽然祖母常常在“祖母”这个词中向我微笑。
祖母没有留下照片，也没有画像。
我不能满足于我只能拥有一个词中的祖母，但我又不能不放弃对这个词之外的祖母的渴望。“不能满足”是由于情感，“不能不放弃”则是因为现实。现实总是规定、限制，有时是反对着情感。
现实为何从不满足情感？这在于任何情感总是隐含着幻想性。幻想性这个词意味着夸大、虚构、缩小等，现实则不包含这些性质及功能。
也许，只有一种情感可以与现实并不龃龉地和谐共处，这就是宁静。宁静是一种零度情感状态。在祖母的墓前，我每次体验到的都是这种心情。之所以能够宁静，完全在于我所知道的祖母只是“祖母”这个词，一个抽象的词代表的祖母，无法引起任何超越零度的情感。
但我仍然怀念我的祖母。一九八七年我写过一首关于祖母的诗，题目是《林荫道》：
无月之夜/萤火引导着谁的足音走去/天空坐满祖母的树叶//死去的人们组成了林荫道/在树皮上刻满他们的姓名/歪歪斜斜/一线灯光，以最犀利的方法/漏出他们光屁股的童年/而后，生活这件衣服将他们重重包裹//祖母！你看着他们衣服渐渐穿破/他们的脸上渐渐蒙满尘土//落下的叶子终于认识了树/认识了一点儿林荫道/达达达达地/骨殖的泥土在树根下涌来/那声音好动听，祖母/我决定静听你叶子的吩咐母亲去世一周年了。我不知道这次是否能写完这篇文章：母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不可承受又必须承受的痛。面对母亲的死亡，我彻底地感到弁承认自己的软弱与无能——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也只能束手让她独自经历死。作为儿子，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啊。
甚至母亲去世时我还不在她身边——那是去年六月二日的子夜，在安庆的一盏灯下，我虽然并未入睡，但对母亲正在向死神安详地微笑竟一无所知！
冥冥中真是仿若有神在？在那之前几日，母亲在妹妹的陪同下，来我这儿住了两天。我一再请她在我这儿再住一个星期，但母亲总是态度很坚决地说要回去。以前母亲来我这儿，一般也都住不了多久，因为她不习惯城市的闹声和空气，我也都随她，没坚决挽留过。这次不仅一再挽留，而且强调再住一个星期，是因为隐隐有些担心回乡下老家若是心脏病发作，没有好的抢救条件。不过，也只是微微有点这种隐忧，见她执意要回去，精神状态也不错，我就没坚持了，可谁知，两天后母亲就因心肌梗塞逝世了。没能留母亲多住几天，这是我至今仍然痛悔莫及的事，尽管友人劝我，心肌梗塞是险症，即使在安庆，也很难说。但我总是固执地想：如果是在安庆，也许就能抢救回来了。而且，我一直认为，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世界，小到一个人，许多重大的事情都是由此前的某件不经意的小事引发的，如果母亲在我这儿住一个星期，甚至只多住一天再回去，那心肌梗塞也许就会避免了。
‘但是现在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事情只发生一次。所有的事情，尤其是关系到一个人命运的事，永远只发生一次，没有排演，没有再次重演。
母亲是因为预感大限将至，而来看我的吗？
一切都已无从知道，待我赶回家，母亲已经听不见我的哭喊。望着母亲最后的也是永远的安详的微笑，想到以后再也见不着母亲，再也不能喊“妈妈”了，我忍不住地将脸贴了上去，母亲的脸凉凉的，那是她七十七年生命积聚的所有凉意，此时才安然地散发出来了？
天下的母亲几乎都是含辛茹苦的，我的母亲也是如此。而这种辛苦，对于母亲来说，又异于他人：外祖父家几代乡绅，家境富裕，母亲又极受外《父疼爱，几乎没做过什么活，嫁到了我父亲家，却必须连日带夜地干活。这让我很是疑惑，在那婚姻是“父母之命”的时代，外祖父如何就把我母亲嫁给穷小子的我父亲了？我问过，母亲说：你外爷爷看中你父亲了呗。
母亲有一次向我说起过，嫁过来后，冬天夜里不能做别的事，就和婆我的祖母，一起搓草绳卖，要搓五十托（约八十米）才能睡觉。“那个生草，手真搓得出血。”母亲淡淡地说。后来又陆续有了我们兄弟、妹妹七人（长子夭折），仍是白天黑夜都要干活，以养育我们。但在我的记忆里，从没听她埋怨过，所有的辛酸苦痛，所有的生命的凉意，她都默默接受并深藏起来了，由此可见她的坚强，尤其是前不久，父亲主动向我说起母亲弥留之际，思路非常清晰地向他一一交代的后事，其中包括她去后父亲生活的安排，“你妈妈语气平静，直到去世，没流一滴眼泪。”父亲强调说。这样的坚强已经就是安详了。这是我，她的儿子以前没想到的——一位母亲如果是坚强的，这种坚强就总是连她的儿女也难以想象的。
守灵夜的傍晚，众多蝴蝶聚集在门前飞舞，一直持续到下半夜。让许多人感到迷茫——哪来的这么多蝴蝶？
是的，那是一种令人迷茫的情景，我也迷茫地看这只看那只看许多只一齐飞舞的蝴蝶——在那样的时刻。生命，有时就是蝴蝶的翅翼，那么轻，那么优美，而且毫无理由。
但是母亲一生中，除了童年、少年时期，她的生命有过蝴蝶这样轻盈的翅翼吗？我想是没有的。有的只是重，无法掂量的重。到了晚年，儿女成人成家，按说是可以颐享天年了，可又疾病缠身，终至子欲养而亲不在——些看似平常的话，非得要有亲身体验，才能领悟到其中的深意，母亲去世，我每想起“子欲养而亲不在”这句话，就不禁泪水盈眶——这是一句饱含千古热泪的话啊！
母亲周年忌日那天我回去祭奠，清明时见到的草都已经开花了，一群我以前没注意过的非常小的白蝴蝶，在草丛中飞舞——它们是飞舞给我母亲看的吗？山下，是母亲生前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所有人的故乡……我低低地唤了一声：“妈妈……”
父亲的老家之行
一个人越来越频繁地念叨起故乡，就可能真的老了。
我感受到这一点，是从父亲的变化上。
应该说，父亲早就老了，因为他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但在有些人身上，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更重要，生理年龄不老，心理年龄老了，人也未老先衰；生理年龄老了，心理年龄不老，人便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我父亲属于后者，许多人都说看不出他的年纪。母亲去世后，父亲突然频繁地说起要回老家看看。老家在另一个省，从一九四七年祖父母带着全家从那儿漂泊外出，那儿就永久地成了“老家”。父亲是独子，老家除了一些亲戚，还有的，就只有父亲记忆中的地点了。父亲要回去看看，想看的，应该就是这些多年不见的亲戚和那些在地图上永远不能找到的地点吧？
从父亲迫切的心情，我感到父亲真的老了。
这肯定与母亲的去世有关——母亲逝世对他的打击，绝不仅仅是失去五十多年朝夕相伴的妻子，还有提醒：你也老了，你真的老了……
原来，一个人的老，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造成的。
仅仅只需要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一个人就突然变老了！
一个变老的人，生死都一齐涌上心头。父亲定然是想起了他睽违已久的，留下他童年、少年和青年身影与足迹的那片土地，定然是不断品味着一个词：老家……
真的回到老家又如何？时间那头的身影与足迹，即使是老家的土地也不能保存，保存它们的，仅仅是父亲的记忆，而时移境迁，那片土地虽仍然在那儿，可形貌已经改变，不能与记忆吻合，沉浸在回忆中又被秋风冷雨唤醒的父亲，该会有怎样复杂的感受！
老家，对于游子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安慰。
我在猜想，从老家返回的父亲，会对我说些什么——也许，都只是一些见闻，他的那些感受，都不会说出，哪怕是对我，对他的儿子。
一个人，总有他不愿对任何人说出，甚至也不想对自己复述的话。父亲的老家之行因此虽为多人尽知，却又是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翗道的秘密。
生死歌哭
生通向死。
明白了这一点，人类就与动物区别开了。而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知道了这一点，他自觉的生命就开始了。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看见了死。
那年的春天虽然已喧嚣着“文革”那令人不安的疯狂气息，但在偏远的乡下，生活仍算正常地进行着，靠耕地种庄稼为生的农民，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扔下那生长着无穷无尽农活的土地。因此，那年的春天，乡村里油菜花仍然疯狂地盛开，草籽田仍然在一块接一块地翻耕，浅浅的春水里，刚刚翻耕过来的新土与星星点点露出来的草籽的红花或紫花以及绿色的长圆形小叶子亲亲密密，青蛙拼命地鸣叫，牛和已经卷起裤腿干活的人都显得格外生气勃勃。就在这时，我父亲一位朋友的老母去世了，我父亲因为忙，实在抽不开身，便叫辍学在家的我代替他前去吊唁。
那时我十二岁。第一次代替父亲“出使”，俨然自己已长成大人，于是全然不计较差事乃是吊唁，一味地快乐不已，走在路上，脚底生风似飘飘荡荡。那人家离我家不算远，只有七华里，但这短暂的七华里的空间，已经足够放下一个世界：途中，有一条翻滚着春天的泥沙的河流，有一个小集镇，河这边是平原，河那边是渐渐升高的山，山成一脉狭长的走廊，半月形地抱着一湖沉静的春水；河这边平原和山中星星点点地安放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落。而坟墓，都在只长草木的山坡上。但我对这些已经看习惯了的风景没多大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沿途都可以看到的草籽田。因为我刚刚从一本无头无尾的破书上知道，草籽的学名是“苜蓿”。“苜蓿”，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就突然变得神秘，仿佛咒语，生出无穷魔力，使平平常常的草籽顿时发生了变化，让我反复寻味不已。
命名是意味深长的。许多年后我才想到了这一点，并由此联想到为什么孩子长大了才正式给他取个大名的民间习俗——那是成年礼，他将带着这个命名面对一切，“坐不改姓，行不更名”，直到生命结束，将这个名字刻上石头墓碑。
我去吊唁的这位女性老人没有正式的命名，她的名字只有一个不是名字的“氏”字，姓倒有两个，一个是夫家的，一个是她父亲的。她是几千年中一生都不曾有过正式命名的那无数无名氏中的一位，也是没有名字的最后那批人中的一位。在她家堂轩边的一间厢房里，我见到了她——这位我第一次见到的老人，躺在一扇置于地面的门板上，神态安详，但脸色蜡黄。看着她紧闭的双眼，我第一次意识到人是会死的，死亡的活生生的形象，就是这位没有呼吸、没有任何知觉，只能躺在这儿的陌生老妇人。第一次直接让我看见的死亡，强烈地震撼了我才十二岁的懵懂幼稚的心灵，两滴泪水，不知不觉地从我眼中流了出来。
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个哲学家那样苦苦思考着生命的奥秘，并为此而苦恼。但这是我个人的心灵秘密，我不愿告诉任何人。
很自然地的，我并没有能够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对生命得出哲学的思考结论，但没有结论的对于生和死的严肃思考，仍然可以使人变得坚强起来。二十多年后，当我目睹我吊唁过的那位老人的儿子弥留前奄奄一息的状态时，我已将看到的视为常态，只是在心里叹息一声：又一个生命又要离去了。我甚至还很坦然地抱过即将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老人。那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到一位亦师亦友的人家去，一进门，便见一家人乱成一团，原来他重病卧床多年的老父已昏迷过去，估计即将撒手人寰。打电话到附近的医院，医院说救护车不在家，要送医院便自己送来，但他家中的人却谁也不愿意背送老人——是害怕老人在自己身上断气？我见状便上前抱起老人，老人竟然其轻无比，如同婴儿，无须背负，半抱半托即可。送到医院，没一会儿老人便与世长辞了。他的亲人的哭声中，突然有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加入了进来，那是从斜对面的妇产科中传来的。生和死，生命的这端与另一端，竟然如此生动地并列到了一起。
是的，生只通向死，别无其他终点。人类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而变辱无比坚强，生命也正是因此而无比美丽。珍惜生命，让生命开出尽可能多的璀璨的花朵，结出尽可能多的果实来，这就是人的使命与责任。而即吏只是邮票大小的那么一小块地方，之所以也能安放下一个世界，完全只生于有无数生命绵延不绝地死死生生于其间，歌哭劳作于其间。
那邮票一样大小的地方，不是一个人的故乡，就是一个人长期生活的也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