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所谓“出新”，也就是用石灰水粉刷一下，很简单。第三天就搬过去住了。次日就有几个同事问我住得可好，我说当然好啊！再住下去，关心询问的同事就更多了，并且直接问夜里是否听到怪叫或者看见什么，这样，我才知道那排房子因为闹鬼闹得厉害，几十年里住过学生，做过食堂、教师宿舍、活动室、阅览室，后来便无人再住或再用它，已经空置了好些年了。我虽然因为从来就既未看见过鬼也没有听见鬼叫，对鬼神抱不置可否敬而远之因此不怕的态度，但听说了那些这排房子里出鬼的“真实”故事，夜间醒了时却也不禁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像一个侦察兵。一切当然正常，于是又听任自己睡去。鬼未必有也未必可畏，倒是人言可畏。
或许是见我安然无恙吧，一个多星期后，左右隔壁我都有了邻居。我一直住到离开长岭，夜夜都平安无事。
那时的长岭中学的生活总让我不能习惯，首先是吃水问题，那口井的水总是浑浊地带有泥土的红色，其次是几无蔬菜，常常是黄豆当家，炒黄豆、煮黄豆一吃就是好多天，让人腻烦。我从未想到以后我会怀念那段日子——人总是不会知道他将来会怀念什么，当他走远了，再也不可能回到此时此地，开始回首眺望，这才能够明白。
长岭是红土丘陵地貌，最有诗意的季节是在春末夏初，那时，麦子已经长成，油菜正在开花，山闻上青绿色的麦浪与金色的菜花层层叠叠，穿行在地间的小路上，常常可以和野兔野鸡邂逅相遇。有一次，一只大胆的野兔竟与我对视了有几分钟之久，最后非常友好地分手：它不慌不忙地掉过头走进了麦地深处。稍后，灌渠两侧的桐籽树开始开花。桐籽花远看如同梨花，近看花瓣比梨花丰腴，白中略带淡黄，在我看来观赏性不逊于梨花。但是在长岭的那两年里，我发现总是只有我一个人于黄昏时在渠堤上徜徉，未见有同道者。想想，似乎应该如此，这桐籽树就是“桐油树”，桐油就出于桐籽，它的花，与桃花、梨花、梅花等本是两类。
麦浪菜花年年依然，那些桐籽树，好几年以前我乘车从长岭经过时就不曾再看见，早已不存在了，它们仅仅还活在一个曾经无目的地注视过它们的人心里。
没有目的才可能是美的。也才有可能发现美。
车后，一场小雨开始在下，它追赶着我乘坐的客车，而客车一声尖叫，在夜晚的县城里停下来了，所有的人几乎同时起立，但不是为了向什么致敬，而只是希望早一点下车。
火车运行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时，陌生感突然一下子增强了，我看到的都是不认识的脸，不曾见过的夜色中的平房、道路、土地。就连那站房前的几棵白杨，尽管我知道它们是白杨，但它们也是陌生的。
陌生就是第一次看见。
没有见到过的事物是这样多！在我见到它们之前，它们存在吗？在我两分钟后便随着火车离去之后，它们仍然存在吗？这个疑问我不能说出，因为答案是明显的。它们并不会因为一个人没有看见而不存在，但我仍然认为，它们虽然一直在这儿在着，如果我没有看见它们，对于我来说，它们仍然是不在的。真实的在是在这儿，而不是在那儿，“这儿”与“那儿”之间并不仅仅是地点的差异，它们最重要的差异是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差异，一切真实总是此时此地的，是在这儿的，一旦成为彼时彼地的那儿，真实性里面就已经悄悄掺杂了想象，而真实是无法想象，也不允许想象的。
我离去后不可能再回来，即使再从这儿经过也不是回来，因此，此刻我看到的这车窗外的一切，在我离去后是永远地消失了，在它们依然的存在中永远地消失，陌生的东西是永远陌生的。
所有的看见都意味着被看见之物的消失，孔子因此喟叹：逝者如斯夫！
火车继续运行。车窗外已经一无所见，只有浓浓的夜色。夜色给人带来一种天空的感觉，火车因此仿佛不是在大地上运行，而是在空间中漂流。车厢里渐渐无人说话，人们打瞌睡的姿态和昏黄得压抑的灯光，淹没了时间——丧失了时间的无时间的时刻，突出了空间，空间极小的一部分因为车厢的分割得以被我看见。分割让我有安全感，它让我得以摆脱无边空间的那种无言的威慑，如果我愿意，我也可以像其他旅客一样安然地伏在小茶几上打瞌睡。
人都向往无限的空间，但在向往的那些时刻之外，需要的却是极其有限的小小空间，在那里面饮食起居。无限是一种壮阔的美，但它对人的压迫也让人难以承受。在这一点上，我们向往的总是我们拒绝的，我们拒绝的又总是我们实际上向往的。
深夜远远倾听火车轰隆隆击打铁轨的声音，我常常被它所折服，那是一种多么急促多么雄浑的声音，它是一种无所指的但又给你指出了明确方向的催促，并且会使你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但置身于火车上就不一样了，它击打铁轨的声音变成了“哐当哐当”微弱而单调的有节奏的催眠曲，乏味得使人无法抵抗地昏昏欲睡。我努力睁开眼睛抵抗着，一半是为了不使自己睡去地思考着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其中与不在其中而只是旁观吗？或许是的。
睡意使我不能思考下去，我的思想仿佛有许多岔道一样，不断地叉开了去，而每一条道上都充满希望，让我不断地憧憬。
最后，我抵抗不住瞌睡，睡着了。睡着了的人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思想的人就成了货物，列车，负载着天南地北的旅客，在夜色中喘着气继续运行……
大地的本质
无边无际的苍褐色，从天边涌来，又无穷无尽地向天边铺展而去，树木、村庄也是苍褐色的，远处行走的人，则是一抹抹在阳光中缓缓移动的苍褐色的剪影。
这涌动并且仿佛奔驰的苍褐色就是大地。几只落在路边的麻雀，帮助我认识了它：若不是麻雀在行走、跳跃个不停，它们几乎就与泥土融为一体。行走，使它们从大地那儿获得的颜色，以及这颜色中深藏着的暗示，在这深秋里完全显露了出来。
这是一九八二年从北方去合肥途中我所见到的大地和大地上的情景。在那之前我似乎从未见到过——实际上当然并非如此，以前我肯定见过，但只有在一九八二年那次去合肥的枯燥漫长的旅途中，我才被这裸露的苍褐色惊醒，从而看见了它。
枯燥，让我集中了注意力。
那以后，我常常想起那奔驰的苍褐色，想起那在说不上是骄傲还是悲哀的苍褐色的天穹下沉沉入睡，麦粒还没有幵始生长的深秋的大地。次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的七月，这涌动在我胸中的苍褐色终于倾泻为一首诗，那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一种悲怆如哀诗壮丽如颂歌的情绪突然从原野上一起涌来我久久站立着苍褐色的泥土在我指缝里纷纷扬扬但所写出的仍然只是情绪，尽管如同一九八二年我从那路边几只麻雀身上见到的暗示一样，它也具有暗示的深度，但这暗示究竟指向何处，或者说来源于何处呢？
在我看来，“指向何处”与“来源于何处”有时是同一个问题。
但这个“同一”使这个问题一搁置就是许多个寒暑，许多个浮华落尽的深秋季节。深秋，是与初冬衔接之时的一段特殊空白，它呈现出荒凉、肃杀，已将一切吹落的风仍在吹着，偶尔也改为闲逛，使绿色消失的大地越来越显得仿佛只负载着风，空间也越来越空旷。天，因此更加高远了，让我常常想起老杜“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句子来。
正是在这样风急天高的又一年的秋天，我偶然地与搁置多年的那个问题再次相遇，并似乎已有所明白。那是前不久因应《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之约选编自己的散文，得以翻检重读自己在那些年里写下的散文时，偶然发现我在多篇散文中写到的大地和大地上的人们的生存，几乎都是“倾斜的巨石/在石头上打出路来的河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茅舍”的大地，和“被风吹干的人”那样的人们的生存，苍凉、悲壮而阴郁，但人们对这样的生存泰然处之。因此，欢乐和笑语，仍然漂浮在这样的生存或者说生活之中、之上。大地也是如此，苍褐色之外的丰富色彩就是它的欢声笑语，在这种种欢声笑语之下，以及在深秋幵始直接袒露的苍褐色，正是苍凉、悲壮而阴郁的，它暗示的，正是大地的这一明郁本质。于是，大地上人的生存，由此与大地同一。搁置多年的问题，实际上并未搁置，只不过是在以一种无意的方式在思考，在回答罢了。
“茫茫大地是阴郁的，你却必须在那里生活……然而即使在流放的地方，人们还热爱着大地”。这是法国诗人博纳富瓦的诗句。我读到它是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当代欧美诗选》里。他也思考类似的问题，得出过相似的答案，但每个人必须沿着自己的思考之路到达答案，如同每条河流都必须在石头上打出路来，如果汇入另一条河流便取消了自己。
我开始明白在中国西部，那大戈壁为什么能给我以极大的震撼了：在那儿，几无植物一直袒露的大地的阴郁已成为石头，苍褐色也因此加深直到成为黑色。大地的阴郁本质因此直露无遗——
“黑戈壁里碎石滚动/它们突然相遇/又突然分开/它们从来不做/黑色之外的梦”。
这是我在那儿写下的诗。那已成为石头的无边无际的阴郁具有苍茫、浑厚的气势，将我深深硌痛。我深深地感到，只有大地才是自在的存在，人，以及一切依赖于大地才能存在的存在者，都不过是一种被存在。由此我相信，一切苍凉、悲壮都是由大地的这种阴郁而来，也只能由它而来，无它，苍凉以及悲壮都是虚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