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农村有三难：看病难、养老难、上学难。”村主任李育俊这样说。
村主任李育俊还是个村医。
他说：“我们农民基本上是‘小病养大，大病等死’。在我的卫生所来看的都是头疼脑热，都是村子里的人。一年能卖出去1万块钱的药，平均每天有3个病人，一年大概1000人（次）。80%以上的病人要欠账，蛇蜕皮，年年看，年年要。如果不欠账，没有人会来看病，卫生所肯定要关门的。我行医二十多年了，有一些药钱永远都要不上，也没有打算要。明知道要不回，就算是积善成德，干一些善事吧。正常情况下，村子里每年都要死掉20多人。这几年人口不净增，死亡与出生、婚嫁持平。村里的杨吉泉，56岁，患胃溃疬，没有钱治疗，在家里蹲着挨痛，死掉了。‘五保户’张登祖，67岁，患肺心病，没办法，一次次地买安眠药，凑多了，全喝下去，睡在弟弟的热炕上，再也没有醒过来。汉永武，62岁，患慢性病，经常疼，没有医治，死掉了。许多老人都这样耽搁掉了，一个‘老病’就是理由，就把一个活人推到死路上去了。活人一场啊，农民的命真是太苦了。许多老人长期患病，叫我去看一看。子女们只让看一看，不说买药的话，只问这个‘老病’怎么办哩。我也只好忍着心痛说，这个‘老病’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慢慢在家里养着，走着看呗。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天天遇着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年轻人身强气壮，小病一抗就过去了，耽误致死的少。月子娃耽误掉的多。穷讲究，没有满月不能出门，有病了，就在家里烧香磕头地折腾。叫我去看，常常都是奄奄一息，没治了。妇女生孩子也有耽误掉的。农民都不去医院生，就在自己家里生。生得顺利，大人、小孩都平安。生得不顺利，不是要大人的命，就是丢小孩，还有大人小孩都保不住的。因为缺钱，去不了医院，住不起医院，吃不起药，这是农民最伤心的事。
“困难户把维中，与哑巴弟弟两个人过活。五十多岁了。那天说，我大半辈子没有吃过药，今年腰腿疼得很，快要命了，就去村卫生所买了些止疼药，花掉了5块钱，心疼得了不得。我这一年给卫生所帮了5块钱啊。”
5块钱，真不够一些人吸一根香烟，不够城里的孩子吃一口零食，不够一些人打一次电话说几句闲话，而一个农民竟把它看得比五十多年的生命还珍贵。这是何等的哀痛啊！
王国龙，34岁。光棍。其母张秀，60岁。母子相依为命。我走进这个家的时候，母子俩正在抹眼泪。
张秀说：“我耕种5亩水地。种小麦5亩，收1400斤；蚕豆2亩，卖500块钱。还有一亩没有平整，不能耕种。养猪1头，鸡6只。这5间房子是她舅帮着盖起来的。国龙三四年前患病，慢慢地不能下地干活，守在家里。在省城的一家大医院检查，说是脊髓病变，治疗花掉了6000块。病情有了好转，医生说还得交6000块作押金，继续治疗就有希望治好。没办法只得出了院，吃些中药维持。唉，真是难死人了。如果我上吊，有人给这么多的钱，我巴不得上吊哩。这钱不是树上的叶子，说摘就能摘下来。预备着把这房子卖掉，再把猪和鸡卖掉，看能不能把娃的病治好。这娃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把年纪了，还怎么过哩。要是娃前头走了，我就跟在后头呢，还有啥办法哩。亲戚庄邻的钱，都借遍了，至今一分都没有还上，娃的病不见一点好转。再张口去借，连人家的睑都不敢看呐。信用社已贷过一次款，没有还上。人家天天催着叫还上哩，现在连信用社的门前都不敢去呀。这里张家的放贷，虽是一分的利息，也不给我们这样的人家借一分钱。明摆着，你拿啥东西还账哩。我这命，咋这么苦啊。娃他爹死得早，也是没有钱祸害的。有钱医一医，或许不会那么年轻就早早地死了。过啥日子哩，眼看着连命都保不住了。老天也没有长个眼睛看一看，把我这把老骨头收走，换个我娃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不行吗？”
张秀声泪俱下，王国龙躺在土炕上，望着天花板，不说一句话，眼眶里噙满了泪花，闪闪的，终于止不住滚下来，顺着两颊往下流。泪痕像两条蠕动的腿，扭曲着苦难的影子。
正午。阳光剌得人睁不开眼睛。
一个大姑娘正站在一间低矮的草房里，赤身裸体，披头散发，脸色惨白，眼光呆滞。这屋子窗户洞开，木门紧锁。土炕上连一根草都没有，也如这姑娘，赤裸而冰凉。据说，这姑娘从小就患了病，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后来精神失常，渐渐地没有了人样。
“最大的麻烦是生病。”老支书王生荣摸着自己的腿子说：“我这腿和腰疼了好多年了，现在坐下去站不起来，站起来坐不下去，没有办法，眼看着要命呢。医生说可以治疗，要么住院，要么吃一些中药，也能奏效。哪来的钱住院吃药哩，就这样挨着吧，活过一天算一天，一甲子的人了，够本哩。害得起病，吃不起药。庄稼人就这么活着。没病就是干活，有病躺不倒还得干活，躺倒了再说。小病挨着，大病抗着，实在抗争不过去了，找村医看一看。村医说这病闹大了，才想些办法去大一些的医院诊断，但往往是没进医院门就知道自己不行了。病到晚期，像秋霜打过的树叶子，熬不了几个日子。村子里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们浑身都是病。常常是自己觉着啥地方疼，就去卫生所随便买些药片片子吃。不逼急了，没有人去县医院检查，就是去了，也不肯按医生的要求查，还怕査出大病来。偶尔有‘送医下乡’的来了，人们光去检查却不买药，还说‘唉’我就这个病’。”
人口学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将达到14%~17.7%。在农村，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超过80%，但是收人来源和生活料理依靠老人自己的比例分别超过50%和80%。现在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还算是便宜的。送干礼7000块，买‘三金’（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花了1万块，买衣服花了7000块，平时跑来跑去花掉了6000块。现在一般都要送‘三金一拖’，就是外加一辆拖拉机，我送的算是少的呀。办婚礼招待亲戚朋友花了14000块，收礼钱也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字，掼了个平跤。人情嘛，有来有往。主要是买肉、买菜、买烟酒。烟是三块五毛钱的兰州烟，酒是一瓶子15块钱。我开过20年的车，儿子开了8年的车，都是给老板们跑运输，挣了些钱，凑下来就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现在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了。农村的各种人情费也不少。礼钱是硬的，少不得。俗话说‘人情不是债，便把锅来卖’。娶儿嫁女，结婚一般都是30块到50块，贺寿也是这样。娃娃满月，小孩子百天剃头，学生毕业，盖新房、建新门，买拖拉机、摩托车，这些事都要去祝贺，一般都在二三十块上。过年了，走走亲戚，礼品也是不能少的。这几年以来，人们越来越讲究排场了，人情也越来越重了，人情消费越来越高了。过去主要是‘红白事’，现在又添了生日、满月、升学、修房、开业、结干亲，名目多得很。每户每年人情费起码上千元。往往以彩礼的厚薄和办喜事的排场来看女方的身价，评判男方的贫富，拿客人的多少来衡量家庭的社会地位。村里的人们过一个事情，都要讲究这个。”
“每学期的学费就像父母的紧箍咒。”这句话是一个叫李长彩的中学生说的。另一个叫张正强的中学生说：“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家里卖掉了唯一值钱的一头耕牛。有多少次家里都是把买农药的钱拿出来让我去上学的。高三第二学期实在没有办法，家里卖掉了准备过年的猪。自从我和弟弟开始上学，家里过年就没有杀过一头猪。”
傍晚，我一路打听着走进老丁家。
院子里长着一棵杏树，一人多高，杏子已经摘光了，树下用砖头搭了一个鸡窝。北面是6间低矮的土坯房，老丁说是1982年盖的。东面是5间虎包头的堂屋，没有粉刷，也没有门窗，用塑料封起来，还没有使用。老丁说是2000年亲戚们帮助盖起来的。坐在院子里的一个小木凳上，我和老丁拉家常。老丁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始终噙着泪花。
“我是1956年生的，老婆小我一岁，是个壮劳力。两个儿子，老大叫丁文元，老二叫丁文旦。争气得很，今年都考上了大学，一个是兰州理工大学，一个是南京信息工程学院。按理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可我高兴不起来，这几天背着两个孩子淌眼泪。我这个当爹的没有本事，两个儿子人学就得16000元，我怎么也搭凑不齐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亲戚朋友借遍了，给政府该张的口也张了，使尽浑身解数，才凑了11700元。眼看着报到日期就到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在1983年得了坐骨神经疼，又是腰椎间盘突出，什么重活都干不成，住过一次医院，22天就将就着出院了。老病没好又添新病，这几年高血压病折磨得简直活不下去。现在就这么在家里养着，干不成体力活，挣不上钱，每天还要吃降压药和丹参片。我是电工，这活我也能干，可人家看我病兮兮的，谁也不要我干的。自己干，又没有设备，干瞪眼没办法。一年挣不上几个钱，脚下的窟窿越来越大。家里全靠老婆子硬撑着。去年她在附近建筑工地上干活，架杆塌下来差一点砸死，现在是脑震荡后遗症，也干不成重活了。哎，包工头撒手不管了，脑震宁30元，就吃一个星期，买不起啊，不吃又不行，头疼得要命。她的药主要是娘家的亲戚给买的。去年，外父跑到学校去叫小儿子停学打工哩，差一点断送了儿子的前程。这过的是啥日子，说不成啊。
“家里一年得搅6000元钱。两个儿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就得5000元。在学校他俩老吃的是从家里带去的饼子，一天上一次灶，大概花2元钱吧。回到家里自己动手，大的做饭，小的烧火。两个儿子从上初中开始就没有做过新衣服，穿的都是校服和亲戚们送的一些旧衣服：现在要上大学了，给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总共花了150元。初中三年，没有骑过自行车，十里路，他俩走来走去，到县域上高中了才坐班车。星期天轮流回家取馍。新华书店是他们的第二课堂，买不起书，每周星期天都跑去看。
“家里种6亩5分地，细算起来没有多少收入。1亩6分小麦收了1200斤，还不够一家人的口粮呢。8分玉米收了800斤，添补着吃。3分高粱能扎100扔出去14万块钱。不交钱，过不了关，手续拿不到手，车开不到路上。跑在路上，各种费合起来，多得了不得。光停车费，每月就是300块。春运、春检费600多块，驾驶员、票员上岗挂牌分别是580块。如果超员拉客人，罚款就没个准，警察说了算。不超员挣不了钱，超员罚了款更倒霉。燃油的价格几乎天天上涨，每天也得100多块钱。两个人吃一顿饭，就是光填饱肚子，也得花掉十几块。淡季里，基本上天天亏损，旺季里一天能收入100多块。淡多旺少。一年四季天天跑，平均下来一天不到100块钱的收入。这车儿子媳妇合力跑了三年，还没有挣出来，银行的人隔三间五上门催贷款，心里焦灼得很呐。坐下来，仔细想一想，这小客车其实给公家跑着呢。农用车，‘兰驼’三轮车，不使用，停在家里，都有人会追上门来，收这费收那费的，害得农民把这庄稼地里使的车藏起来。”
苗生祥，运输队队长，管理着220多辆车。
苗生祥说：“要我说呀，这管车的上级单位实在太多，乡政府、县运管所、交警队、工商局、车管所、县交通安全委员会、县技术监督局、地税所、国税所、中心运管所，还有保险公司等十几家，都是婆婆，都有关口。光审验这一项，以‘东风’牌卡车为例。城市通勤费5000块，上检验台费330块，车辆维修费最低2000块，审验费70块，合起来就是7000多块钱。能买得起车而养不起车、跑不起车的原因就在这里。农民的头上庙太多，向农民伸的手太多。”
老支书王生荣说话的语调依然那么沉重，听起来每说一句话，都好像犁地拔麦子那样，要付出一身的汗水来。
他说：“现在最大问题是靠土地生活不下去。粮食价格低，农药和化肥不断地涨价，生产成本高而收人低，亏损着没办法种下去，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出外去打工，找活干，卖力气，养家糊口，谋个好日子过。村子里60%以上的人出去打工，1000多人在外谋生。分散在全国各地，最远的在东北，主要搞饮食服务。去年人均挣回来六七千块钱呢。留在村子里的基本上是老人、小孩和妇女，人称‘386199’部队。把土地交给这些人种，根本种不好。地力越来越差了，越种越没劲了。村里发动群众搞一些公益事业，根本没办法搞。你想想，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喊破嗓子喊来了一些人，也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和干不动活的妇女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