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一块钱
随手一块钱。我给了一个驼背的老人。
那天在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办事，很惬意。因为我从热烘烘的马路上过来，从酷暑到空调。而事情也办得格外顺利。喜欢着呢。
忽然有什么硬东西挠我的后腰，轻柔而固执。我一时也没有理会，继续开心地等人给办事，以为后面有人排队，有硬硬的家伙抵我的后腰。现在办事，排很长的队，就是一种“很中国的”文明行为，无论是去上海看“世博”，还是在北京给孩子谋个幼儿园。再说，我又不是什么美色的少女或者风骚的少妇，我还怕人摸我的后腰吗？
倒是服务台里边的丰腴女士，她老朝我诡秘地笑，似乎有些不怀好意。我以为她是笑我的光头，笑我一把白胡子，这我已经司空见惯。然而，我还是觉得意外，被她笑得脖子上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回头一看，居然是一个驼背的邋遢老者，手里拿着只邋遢的搪瓷缸子。
老挠我后腰的就是这只邋遢的搪瓷缸子。
邋遢的搪瓷缸子里有三五只邋遢的硬币，多是银灰色的一角，金黄色的五角。我明白了，讨钱啊。我到行政服务中心就是来缴钱的，手上紧紧攥着几大叠花红钞票。我只注意到服务台里面那几个很熨帖的女士，根本没有注意自己背后会有一个邋遢老汉。
怠慢了，怠慢了。但我不能把手上几大叠花红的票子都给他，哪怕给一张也舍不得的。再说，宿松这地方目前还没有这么高的标准，我不能破了例规。赶紧从休闲西裤口袋里翻出一只一元镍币，小心地放进老者邋遢的搪瓷缸子里。我的镍币蹦蹦两声，就属于这个无言的邋遢老者了。它也像老者一样，很快就安静下来了。
老者慢腾腾离开了我，离开的时候，我们还彼此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言语。老者也没有表情。不过，我虽然一直没有言语，但思想无声，不能停止。我发觉来这里讨钱，主意真是不错。这里人多，政府办事机构齐全，也凉快。更主要的，凡来这里的人手里大多攥着一把票子。分出一块两块给邋遢老者，应该舍得。况且得到通知来这里办事，都是即将成事的，甚至可能赚钱，开心呢。我就想，如果我要沦落到乞讨过日子，也会来这里。这里就是政府，这里好。
我发现老者的搪瓷缸子很有意思。为什么里面都是银灰色的一角，金黄色的五角？是给钱的人只给了这些小币，还是老者故意收起了那些“大钱”？这有个问题，那邋遢搪瓷缸子里已有的银灰色的一角，金黄色的五角，会成为重要的信息，对即将给钱的人产生提示，也只给这么多。要么是这个老者见“大钱”而眼开，“大钱”见一个收一个。也或许是这个邋遢老者善良，自觉提醒，就给一个硬币吧，给最小的硬币。应该这样想才和谐。乞讨亦有道义，我要讨钱，也这么一块一块地讨。过日子不要贪多，发财也不能急于求成。如果全中国每个人都给你一块钱，就有十三亿之多呢！那不可能不是超级富翁。
只是我觉得服务台里的熨帖女士，朝我笑得那么异样诡谲，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她在对比我这个大胡子的男人与一个邋遢的乞讨老者站在一起，很有意思吧。
回来，柏油马路依然热烘烘，我在烈日下检讨，我是不是应该多给一点呢？如果舍不得，就说明两个问题，都让我脸红，让我迅速自卑。若我舍不得，真是太小气，我的灵魂是贫穷的；或是我也不富裕，在经济上我还是个穷人。而我既不愿意精神贫穷，也不愿意经济贫穷。这年头谁穷谁没本事。我有些不开心。非是舍不得已经给出的这一块钱，一块我是舍得的，是我发现了自己生存的软肋。
随手给人一块钱，我不如我老婆大方。有天黄昏，我俩在学校门口散步，一个有点年纪的男人举一块牌子，说他外出打工，不遂，没钱回家，一天没吃饭了。我赶紧掏出一块钱打算给他。我老婆说，你不认识字吗？
他一天没有吃饭唉，一块钱吃不饱的，至少两块。两块就两块，这不是大方不大方的问题。我老婆对人对事的关切都比我细致，也更人性。或许是我麻木许多了。而一个人的麻木与死亡并没有太大区别。想起中学课本里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我也被见出皮袍下的小来了，虽然这是大热天，我没有穿什么皮袍，我也根本没有皮袍。但我觉得抑郁。许多事情，我们没有政府明确的指示，拿捏不了分寸，实际上也无能为力。
有年正月，我老娘就向我投诉一个讨钱的。那天只有我老娘在家，有人咚咚咚擂我家院子门。我老娘就迈着七十多岁的瘸腿，开门，下台阶，前行过小院子七米，开院子门。有人讨钱，老娘新来城里住，大正月的觉得该给。就又退行，过小院子七米，上台阶，回家，取一枚硬币。再出门，下台阶，又前行过小院子七米，到院子门口给人一块钱硬币。但这个讨钱的中年人嫌钱少，对老太太发牢骚，说是大正月的，这个老婆婆腿脚不利索，给得太少，害他等老半天。我娘很生气，并且赌气说明天她也去讨钱。而我们都十分感激那个只是发牢骚的中年乞丐。说，老娘啊，你一个残疾老婆婆，且一个人在家，他本可以抢你的。不抢，就是有道德。
某年我在某大城市，一个师兄请我晚宴。半夜出得豪华的门来，一个小孩忽然向我伸出一只脏兮兮的小手。我知道他的意思，就迅速掏出一枚硬币给他。没想到呼啦一下子出来二三十个人，将我团团围着，拽着，要钱。最后还是保安出面呵斥，才将我从人堆里解救出来。而后有朋友呵斥我，你以为你是谁，不要命了？随手一块钱也是有风险的呢。不知道该不该给，什么时候给，怎么给？这真是一个不好把握的事情。
但我今天又去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办事，还站在上次办事的地方。却再也没有人用搪瓷缸子捅我的后腰了。这个要钱的邋遢老者不知在何处？是不是遇见了一个很大方的人很大方地给了他很多的钱，而他无需再一块钱一块钱地讨钱呢？我们的社会已经很富裕了，有这种可能。我祝愿如此。
后墙一棵柳
有些柳树是长在河边的，而有些却长在了屋檐下。我忽然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谁安排了这些柳树的命运？那么，是不是每一棵柳树都有自己的故事？
但具体描述每一棵柳树的阅历，并不是我的任务。我不是小学语文老师。在我印象里，小学老师都喜欢带一群小毛孩去观察河边的柳树，尤其是在春天。因为小学语文课本上有这样的课文，说，春天来了，柳树绿了。那么，春天就在河边的柳树上。而那群看了春天柳树的小毛孩从河边回来，还要写作文。他们都习惯这样结尾，“啊，春天多么美丽。”当然也会说，“啊，今天我们玩得多么开心。”
想到这里，我就能会心地微笑，被一群孩子看见的柳树，就是有意义的柳树了。而我们这里到处都有柳树。不仅仅是河边，屋头也有。大地上，只要允许柳树生长，柳树就自己生长，自己春天，自己摇曳。是不是到处都有柳树，到处就都有意义呢？
好像柳树应该归县林业局管理。但我不是县林业局搞林业普查的干部。估计他们也不会去普查一棵柳树，因为那不是稀罕树种。即使小学那些毛孩子最终在柳树上发现了大地的春天，这对县林业局也没有什么意义。意义不属于普通或者平凡的存在。我们这里最有意义的树木是大山里几棵白果树，一千几百年了。再就是柳树的远亲，马路边成排成片的意大利杨树，好像是国家什么绿色项目，栽了，国家会给钱。国家给钱是有意义的。而河边与屋檐那些土生土长的柳树都是中国血统，样子也不好看，大多歪脖子，黑身躯，皮肤皴的厉害。记得有年去西安，灞桥边上就有一大片黑而歪脖子的柳树。可能那就是正宗的中国柳树。它们在唐朝就这么个样子了。
说到唐朝，我就喜欢灞桥的柳树。只是我读小学的时候，那些河边的柳树上并没有明显的春天。因为我已经不记得四十年前的小学课文了，也不记得柳树上那些年复一年的绿叶。但我记得门前柳树上好像偶尔有很多黑色或者灰色的小鸟，尤其是一年四季似乎总有一只死猫挂在那棵老柳树上。在我们村子里，猫要不幸死了，就都挂在池塘边的老柳树上。但我们村里没有人把柳树叫柳树，都叫杨树。那些偷嘴的猫也都不叫猫，一律被骂做“挂杨树桩的”。所以我小时候从不攀爬池塘边的老杨树，即使那上面有绿色的翠鸟，有吱吱的鸣蝉，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死猫的残骸。
老早，我也不知道梭罗或者法布尔，他们那样偏执于人之外的植物和动物。我只是居住在大地上，与一些树木为邻。但我知道柳树的移栽只需简单的“插”。很神奇的。我插过很多柳树。那些柳树，也有春天，而且有晋朝时候谢家姑娘们的柳絮如雪。而柳树，就是依靠自己的飞花，远徙了自己的种子。
应该有一朵柳絮停在了我城里的屋后檐下。因为有一棵柳树长在我楼后的墙根。至今有十余年了，树很大，高及三楼楼顶。每年，我就是从窗外的柳树看见春天的蓓蕾，看见春天的微笑。因而格外喜欢，以至于痴迷。
但我是不是有了恋树癖，正好就恋上了这棵柳树呢？或者这棵柳树，从她的飞花开始，就幽幽地随我而来呢？这样的事，古时有。那些穷苦而寂寞的书生，经年苦读的书斋门前，一颗老柳树沧桑而阴森，不知何年何月。半夜里，柳树上一阵清风，柳树就不见了的。只有一个妙龄的女子，进到书斋，缠绵悱恻了臆想的爱情。可能像黑夜总会遇见黎明一样，这些柳树的爱情也不会永恒，不会圆满。但书生贫穷而落寞的生活因此无尽了岁月的凄美。
我喜欢这样的凄美。
是不是有一种恋爱的味道，就是柳树的味道呢？在我的记忆里，柳树似乎都是雌性的，像极了那些窈窕的美女，日夜婀娜着春天的身姿。而我正好也是一个书生，但我不那么穷苦，也不那么寂寞。因为这不是一个穷苦的时代，不是一个寂寞的时代。且我上班的时候，我的那些同事，那些学生，都有如花似玉的容颜。我没有必要虚幻那些浪漫的想象。我只是时常回忆到柳树的唐朝，那时候柳树都是诗歌的柳树，而到了清朝蒲松龄先生那里，柳树就是夜半的小说。我先是喜欢那些唐朝的婀娜，后来更喜欢蒲松龄神秘的柳树精。于是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没有功名的苦读书生，口袋里也没多少银子，就守着一棵柳树，摇曳落寞的春天，婀娜无边的意念……
真有这么一棵柳树，紧贴了我的屋檐。我故意留着，希望不仅山此看到柳树上的翠绿，更默想远处的河沿；看见更远处，我童年的村庄，池塘边那些柳树上死猫神秘的残骸；看见历史那神秘的缝隙，那些风尘美貌的女子为我折一截柳枝，送我远行；看见蒲松龄先生荒草萋萋的后园，那些自荐枕席的柳树精，她们半夜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