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富精于语文教学，是一位优秀教师。过去在自己母校省示范程集中学教书，2000年来二中，我们同事。我舍不得他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教书都在追求人文的趣味与深度，同好。现在上课，能够有语言，有语言的趣味，且关怀到人本身的，不多。只可惜宣富死了。我们往来的诸多细节不便赘述，我要留在内心。许多事不说更好。人都死了说它做什？留在内心就是秘密，而这些秘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纪念宣富，绝不是上而挽联冠冕之言所能够表达完满的。
要告知大家的是，宣富追悼会将于2009年7月2日早六时半在宿松县殡仪馆举行，希望朋友们起个早，与洒脱的宣富做个诀别，尽管这个有趣的人不再有趣，不再满大街拉人喝酒，不再整天滔滔不绝地噪，我们再去看看他赤子般的老脸吧。告别仪式为何这么早，不是寓意宣富年轻而早逝，因为仪式在殡仪馆，后面还有不幸的人等着被追悼。不必唏嘘，生与死就这样随意，平凡。也没必要生出太多悲哀。宣富死了，我们暂且活下去，尽管有寒暑交替，蚊叮虫咬；有痒，有痛；有寂寞，有失败；有怨气，有伤感……尽管我早已秃顶，近视，老光，高血压，割了胆囊，有过脑梗阻病史……但活下去，上课，看更多的事，默想那些健在和早逝的人。
残疾人
我对残疾人怀有特别情感，因为我赡养了两个残疾人，一个是我娘，八十多岁的跛子；一个是我爹，现在是八十多岁的聋子瞎子且瘫在床上。
甚至我就是残疾人民的儿子，我还没有出世，娘就是跛子。1958年大跃进，我娘是“穆桂英铁姑娘队”的队员，大干苦干拼命干，风湿病而致股骨头坏死，因此腿残。
我小时候觉得爹娘很不般配，十分佩服我爹孔武有力。但现在他聋了，瞎了，瘫子了，反而要我跛子娘照顾。自从把我娘搬到县城来住，她就无休无止地“磨我”，因为她打听到有个组织叫“残联”，给残疾人发证，发钱，就天天吵着要。我说，“娘啊，不要那个‘残疾证’行不？其他的我都给你，你要怎样就怎样。”但不行。她自己找人弄了一本《残疾人证》，不知道是哪个亲戚给领来的，还贴了照片。但老早的残疾证没有注明残疾等级这一款。自然后来也没有人给她残疾人津贴。我给她的零用钱不算残疾人津贴，她觉得委屈，没有得到社会关怀。看来“残联”工作很重要。
我每天工作也要面对残疾人，我学生中就有。我一个女学生，独眼，每天贴一张医用纱布，仿佛是早晨刚刚不小心受伤了，明天就会好。这样，三年。有时候说话不小心，会伤着她。比如有次我鉴赏“对称之美”，就举例到我们的身体，左手右手，左耳右耳，左眼右眼。忽然我就“灰”
了，讲台下前排一个女生一脸忧伤。我心痛死了。此后就不再对称审美了。
还有个女生，小时候是被人从火灾里抢出来的，满脸大面积疤痕。有次年级演讲比赛，动情处催人泪下。我们给了她很高的分。身体的残疾是看得见的，而心灵之伤却看不见。我们对残疾人的关怀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表面。
现在，社会对此做得很不够。比如大街上的盲人行道老被人泊了汽车，被做生意的人占道经营。我们民族意识里残疾人仍然没有走进阳光。
公共场所残疾人很少。残疾人也格外自卑，仿佛自己残疾了对不起人似的。以致外国人奇怪，以为中国人没有先天不足，后天意外，因为公共场所看不到残疾人。而国外，公园里，广场上，轮椅上一个老男人晒着太阳，场景格外感人。
如果只是让残疾人呼吸，能够吃饱，这是表层的关怀。深层次的应是精神层次的尊重。我再一次自问，我们是不是残疾人呢？
这里我要说的是，如果觉得自己高于残疾人一等，觉得自己什么都健康，那我们也就是真正的残疾人了。只不过不是肢体的残疾人，我们做体力搬运工很合格，但情智的残疾没有被看见。而情智的残疾也需要社会关怀。这就要求有健康的国民教育，有惠民的国家政策，有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是民生的大课题。
在今天的会议上，有些政协常委说残疾人找他或者找政府能力部门办事，脾气大。有两个常委还都使用了共同的比较，说“比老红军的脾气还大些！”我没有见识过老红军发脾气。但可以设问，老红军为什么发脾气？
老红军就有资格发脾气？残疾人就不能跟老红军一样发脾气？如果细想，就理不顺了。如果有人找政府发牢骚，要么这个人有毛病，要么政府有毛病。我首先反对这个“残疾”的对比。因为其中透出了人与人的不公平以及社会的不公正。
残疾人去找政府是信任政府。再说，等腿脚不便的残疾人找上了政府的门，我们政府是如何工作的？依我从文学作品之中得来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有了肢体的残废，心理也会同时受伤。我们应该给予残疾人发脾气的无限宽容。
李白那只酒瓶
酒馆嘈杂。我突然沦陷到惆怅的想象之中。从心满意得的酒宴，迅速颓败到盛唐已经休止的余音里。我看见李白一首七绝诗横在地板上，行书潦草。但那只是一只盛酒的硬壳子纸盒，背面有李白醉酒恍惚的画像。我有些摇晃，李白也从摇晃的酒杯摇晃而出，从硬壳子纸盒上硬硬地下来，在地板上恍惚临风。李白是在我们这里呆过一些时间的，地方就在城南，那里依旧有四季的荒草。
这个氤氲的初夏之夜，小酒馆三楼，一只瓷质的酒瓶被我踢倒，在地板上滚动，轻轻碾过细碎而有质感的圆润。酒是本地产的，名叫“皖蜀春”。名字附会了产地，在安徽宿松；而酒的滋味却在遥远的四川。酒曲来自著名的五粮液。“五粮工艺”现在是不是覆盖了整个中国，我不知道，我喝过的酒很少。片刻惊讶，我摇晃了注视，酒的味道立即烟消云散，只这只溜圆的瓷瓶还在旋转之中。
那不是李白真实的身影，作为盛唐饮中八仙之一，他的酒量要好得多。表象狂放而内心寂寞的李白，也不像我们如此浅薄嘈杂。我们喝的酒是纯粹的酒，并没有“五粮工艺”的五味。李白当年或是有的。当他青年，壮年，内心风暴陡起，时常“仰天大笑”，他的情感是不是也如这酒瓶的旋转，在酒馆的地板上细碎了心灵的震颤？
这是一只很考究的瓷瓶，造型古朴，丰满了椭圆，流线生动，青花文静，优雅如盛唐美女富态的腰身。似乎有细碎的梅花散落在晴天里，可惜不真是一朵“青莲”，否则醉倒在地的就直接是那位名作青莲的居士了。
今夜的酒宴，我始终游离。飘忽到太白身边，紧挨着他行书的诗篇。
“二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那青花的瓷器，我喜欢。它安静，悠远，内敛。行书恰到好处地陪衬了青花的沉稳。酒瓶被我踢翻，应该有些生痛。这是亵渎。一瞬之间我被诗人白眼相向，顿觉今夜的酒很是索然。
李白在宿松待的时间虽不很长，但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五十七岁的李白已无“仰天大笑”“岂是蓬蒿”的豪情，大概也不愿说“千金散尽还复来”了。他不再有钱，没那么自信。倦意的李白沦落于安史之乱之后多病而落难的困顿。他在宿松饮酒以及在宿松的诗歌也都是倦意的。往事就在城南，南台寺废墟至今留有“太白书台”遗迹。我所沦陷的惆怅与历史真实无关，与遗迹无关。现在随便一杯白酒都比盛唐烈性。长安已远，盛名为累。当日的长歌已被荒芜的时间淹没，仿佛地板硬纸盒上行书的诗歌也在灰尘里明显疲倦，硬纸盒上画像的李白言稀语少。李白懒得说话，喝着闷酒，“一杯一杯复一杯，”不见了早年的豪迈，只余下捧与持，而不愿“举”了。这句喝酒的诗行，他都懒得安放一个动词。一个豪饮的人在岁月的苍茫里已消磨了锐气，就像当年跟随永王李磷，只是一个错误。
已在病中，困倦，索然。那就散了，只有“二人”，喝酒也散了。明天再来，还是喝酒，不言语的，抱张琴，听无词的抑扬好了。为什么要一张琴？因为懒于言语而不至闷。南台寺的琴声应该包含了颓倒在安史之乱的盛唐的慌乱，包含了诗人暮年的落寞。当李白与间邱二人对酌，“山花为开”，修辞只需简单，宁静。那一笑，粲然而苍白。山花有声，更如琴何？它们知道诗人的寂寞，就应该简洁而明晰。那时节应该是李白在宿松冬日蛰居之后的大地春回，河西的山峦春花烂漫，古老的雷水膨胀了夹岸十里的桃花。
然而倦意的酒终究不能永远。盛唐还是被遮蔽在蓬蒿下，在泥土之中了。那多病的晚年该是怎样的无奈与落寞。不见了身边许多熟悉的狂放酒徒，只有一个叫间邱的乡绅县令。而现在未必不与之相同，李白的气息只在荒草里，在残碑断垣下。那首对酌的诗篇，被我们很商业地提纯到酒的包装盒子上了。更被一个故意的人行书了潦草的酒意。
但那不是真切的醉态。
近段时间，李白很热闹。正被人抢着做老乡。我们不能跟人家争，只是故旧。所记忆的也是安史之乱后诗人的失意，多病。县令间邱的好意邀请本就弥足珍贵，坦率了真诚。但这种邀约也意趣淡然。深情是有的，但更有懒得多言的寡淡。此时攀附李白不仅没有经济利益，而且很有政治风险。前几日李白还在邻县九江的监狱里。
我很欣赏间邱款待李白的平常心态，而李白也是默认的吧。看他称呼间邱为“幽人”。许是心底的一声低叹。现在我们努力开发旅游，李白已不是一个诗人了，只是一块广告牌，或者只是开发商刨地盖房子的借口。
李白来过这里，当然丰厚了当地的历史。现在宿松城南的南台寺，依旧是荒芜的废墟，很可惜。为什么没有人去那里开发房地产呢？但李白留下了诗歌的种子，就种在当地生产的“皖蜀春”酒的包装盒子上，包装了一只只青花的瓷瓶。这已经是商业的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