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溪镇是个很安静古朴的小镇,就像一个恬静、素面朝天的女子,没有太大的喧闹,没有奢侈的装扮,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相闻、阡陌交通,有点桃花源的味道。也许在拥挤的人流里生活习惯了,刚来到安溪镇,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人好少,很空旷。
不过,这还只是表面现象。一旦深入她的脊髓,你就能感受到内里的无奈和顽固。
我第一天上班,村里就像炸了锅似的沸腾开了——女大学生村干部?这在村里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觉得新鲜得很。我路过村子的一个岔道口,还亲耳听到两个大嫂在说话:
“听说这姑娘是大上海来的,长得俊着呢!”
“你说这细皮嫩肉的洋妹子,吃得了咱们农村的苦吗?”
“你说这大城市多好啊,怎么就想到咱这儿来呢?”
“农村可不是好待的地方,只怕做不长扇扇翅膀就要飞走了。”
她们不认识我,但我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她们的注意,毕竟我是个陌生人。
其实,我也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我会适应这里的环境吗?
我在心里摇摇头,我现在的心态,诚实地说,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我肯定会努力的。因为我从来不认输。
老支书叫杨正直,今年有50多岁了。我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村委会和他见面了。大家开了个简单的欢迎会,会上驻村干部介绍了下自己,然后像看稀有动物一样看着我,也不知道是谁嘀咕了一句,还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呢!
会后,有人问我:“你们是事业的还是公务员的编制?”
“没编制。”我干脆地说。
“你们待遇多少?”
“2000。”
然后就听到有人惋惜地说了声:“大学生村干部的工资这么低啊!”
然后表情略带同情地问:“知识怎么不值钱了?进个垃圾企业也要1000多啊,而且1000多都是我们这给外地民工的价格。”
看到人家那“咋会流落到这种地步”的表情,我心里有点辛酸。是的,如果我在上海,找到月薪5000的工作也不是难事。
但是,我心里本能地想避开那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避开拥挤的人流和无法呼吸的街道,避开上海的人和事,也许我是在疗伤。
接着,妇女主任走了过来,拉住了我的手,笑着打量着我:“这闺女长得这么水灵,真让人心疼呢!我姓杨,以后你就叫我杨大姐好了。在这边有什么事,你就找我没错。”
接着有人起哄:“外面是有困难找人民警察,我们这里是有困难找杨姐。”
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
第一天只是简单的认识一下,并没有开展什么具体的工作。工作人员先回去了,杨姐陪着我随意在乡村里走走,中午还去她家吃了午饭。
下午,我在她家的菜地里帮忙浇水,还觉得很新鲜。太阳快要落山了,我才骑上车子返回镇里。
以后的路,我要用脚步来丈量。我知道,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
回到镇上,我的心情凌乱而复杂。对于一个踏入新环境的人来说,我有着最起码的兴奋;同样,对未来我也有着不着边际的隐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一工作。
同伴们比我回来得早,他们可能去食堂就餐了。
我现在去食堂,黄花菜也该凉了。就在院子里随便走走吧,饿了就随便买点面包对付一下好了。
我们的宿舍是平房,院子不算大,但很幽静。大家都去吃饭了,院子里更显清幽。靠近南边种着两排芙蓉树,新叶绿得纯粹而秀美。西侧的角落里有个不大的花坛,开着紫色的蝴蝶兰,红色的芍药,还有几株丁香,粉嘟嘟的花儿打着卷,雅致喜人。看惯了上海的高楼大厦,我倒是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方方正正的长满植物的小院落。
我在芙蓉树下漫步,却听见有人叫我。顺着声音找去,我看见杨墨正在宿舍门口冲我招手。
“雪晴,你还没有吃饭吧?”他手里提着鼓鼓囊囊的袋子,不知何物。
“不饿。”我有些懒洋洋的。
“我一猜你就是回来晚了,这不,我帮你打了一份来,我们一起吃吧!”他打开包,我才看见那是两个饭盒。
我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吃。
“嗨,进来吧,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在一起就餐。”他笑了,笑得温暖而又灿烂。
是啊,在上海科技馆里做志愿者的那一周,我们一直都是一起用的午餐啊!那时候,他像个可爱的大孩子,跑前跑后,热情而又诚恳。
好吧,我走进去,洗了手坐下来。
杨墨的宿舍就在我的宿舍旁边,隔了几间房子而已。他们宿舍只有两个人,另一名是去年考进来的公务员,杨墨说他已经结婚了,家就在镇上,所以一般都不在。床边的墙上,挂着一把二胡,那是杨墨的最爱吧!
“你倒还深藏不露啊,什么时候拉得一手好二胡?”我看着墙上的二胡,问他。
“我从小拉到大,都拉了几十年了。我的二胡深得我爸爸真传,他以前是我们那里有名的二胡大师。”他笑笑,笑容单纯而又清澈。
“晕,你才多大?老人精!”我笑他。
“小生今年22岁了,我拉了21年的二胡。”他半开玩笑地说。
“你还是要叫我姐姐,我今年24岁了,和你相比我都老得不行了。”
“哈哈,就你,还老得不行了?”他反过来笑我。
“为什么不叫我学姐了?”记得他刚才叫了我的名字。
“叫你学姐,是因为以前在上海,感觉你像个姐姐;刚才,你在树下行走,像个落寞的小妹妹。我决定不再叫你学姐了,免得你总是把我当成大孩子。”他一边说,一边手脚麻利地打开饭盒。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啊,不过还挺香。
还有一盘辣子鸡,居然是辣子鸡啊!我胃口大开。
“喂,我说怎么不去食堂吃饭,躲在这里过夫妻生活啊!”有人在门外说。
我有些吃惊,抬头看时,只见刘玉洁和江秀回来了,大大咧咧地冲着我们直乐。
“尽胡扯,回头和你们打架。”我回敬她们,但是脸上还是有些发烫。
“哟,新媳妇脸红了,哈哈,羞不羞。”刘玉洁再次进攻,然后在杨墨书桌前坐下来。江秀跑到院子里去了。
杨墨抬起头看了看我,忽然就低下头去一个劲地吃饭。
“今天我也吃了这道辣子鸡,味道挺不错,”刘玉洁说,“我就奇怪呢,为什么杨墨打了这么多,20块钱的量,相当于我们的三倍,原来是为了你。”
“对了,我一看有辣子鸡,不替你打来太可惜了,我知道你喜欢吃这道菜。”杨墨说。
“你怎么知道?”我很奇怪地问。
“猜的呗,性格有点像辣椒的人都喜欢这道菜。我妈就这样。”他把菜往我面前推了推。
“你们在这儿夫唱妇随吧,我和江秀打羽毛球去了。”刘玉洁看到江秀向她招手,就走了出去。
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我们静静地用餐。
“我把饭钱给你吧,多少?”我问他,然后向小包里寻找人民币。
“别呀,干吗这么急着与我划清界限?我们不是‘饭友’吗?”他有些不解。
“好弟兄账目清啊。”我递过钱去,就算我小人了一回吧,我不喜欢欠别人的。
“我不要,下次我不在的时候,你替我打饭回来不行吗?算我预付的成不成?”他再三推辞。
好吧,我只有收回自己的凤爪。
“今天怎么样,报到还顺利吗?有什么问题记得和我说,桃林是我的家,我堂姐也在村委会。”他热心地问。
“你堂姐?是不是那个杨姐?人很泼辣的那个?”
“是啊,她人是泼辣了些,但心地不错,热情得很。有什么事你就找她准没错。”
“哦,原来她是你姐姐啊!”
“对啊,我们村子不大,杨、张、严三大姓,姓杨的居多,而且都能扯上近几辈的关系。那个村支书杨正直,我叫他叔叔,也在五代以内。”杨墨说。
中国真是个关系社会,尤其是在农村。我不禁感叹。在上海生活惯了的我,半边楼上居住的是谁都鸡犬不闻,而在农村居然还有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我真是大开眼界!
“明天,我和你一起回去一趟。”他说着,放下筷子。
“怎么?你不上班了?”
“我后天上班。我们头告诉我,让我再休息一天,我回家有点事要处理。”杨墨果然不再像孩子了。真是奇怪,原来我强他弱,现在居然颠倒了个儿。小我两岁的学弟杨墨,现在越发像个哥哥了。
“你处理什么事?”
“回头你就知道了。”他卖了个关子,就起身刷碗去了。
“你别说,我们还真像一对小夫小妻,过日子似的。”他也满嘴跑火车了。
我佯装要打他,借势走到门边,出去打羽毛球去了。
第二天,杨墨和我一起回到了桃林村,他直接去了餐馆。
我一到,大家都在村委会聚齐了,杨支书、严主任、张会计和妇女主任杨姐都到齐了,似乎专门在等我。看着气氛有点凝重,我不由得心下一惊:出什么大事了吗?
“你来了,我们开个紧急会议。是这样,昨天夜里我们村公墓的骨灰盒被盗了,同时被盗的共有三家,情况非常严重!我们讨论一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老支书看了我一眼,语气有些沉重。
“报警了吗?”我问。
“刚刚报了。活这么大了,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说他偷盗骨灰盒有什么用啊?”他深深地叹息。
“我怀疑是复仇,是不是这几家得罪什么人了?我听说前几年某地的一个公安局长死后骨灰被人撒了。”村主任说。
“要不,就是敲诈?恶作剧的可能性不大!”杨姐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打开手提电脑,插上网卡。
“这个黑家伙能干什么?”老支书诧异地问。
“它无所不能,我来寻找类似的消息,帮我们分析这件事发生的根源。”我回答道。
打开搜索栏,我震惊了。原来这几年,盗窃骨灰盒的事件屡有发生!我立即给他们读了起来——
宿迁市沭阳县天府园公墓的骨灰盒被人蓄意偷走,盗窃者的目的是敲诈,公墓方在巨大压力下,先后5次共向盗窃者的银行账号中打进了22万余元巨款;
杭州南山陵园在冬至扫墓期间,加派保安力量,各个方向都安装了高清晰“电子眼”,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指挥室会马上调动保安人员进行现场处置,以防盗窃;
桐庐县某村民因为盖新房办婚事手头紧,偷骨灰盒勒索35万,一个月后被抓;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看完了这些报道,大家一致认为盗窃骨灰盒的作案原因是——敲诈勒索。那么,应该很快就有敲诈电话的。
杨支书分析,被盗的三家人中,有两个在外地做生意,一个是在义乌搞服装批发的严大志,一个是在南京做珠宝生意的张凯旋,两个人近年来都发了大财,在浙江和南京购买了房产,家眷也都搬走了,至今还没有联系上他们;另一个就是“杨大妈特色餐馆”,近年来生意兴隆,还有开连锁餐馆的打算,她们刚刚倒是联系上了,说是还没有敲诈电话打过来。
什么?杨大妈特色餐馆?那不是杨墨的家吗?那么杨墨,知道了没有?
我疑惑的目光投向杨姐,她缓缓地说:“杨大妈餐馆是我婶婶家的,我叔叔的骨灰盒被盗了!”
我替杨墨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走吧,我们去公墓看看,现在盗墓的动机已经可以肯定,被盗的失主都是富裕家庭,已经基本排除仇恨的原因,派出所的人应该一会儿就到了。”杨支书说。
大家纷纷站起来,心情沉重地向外走去。
等我们到了公墓,发现杨墨已经在那儿了。他满眼泪水,站在他父亲的墓前发呆。
我轻轻地走过去,拉起他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
那个潇洒的店小二、那个《二泉映月》的演奏者,一转眼变得憔悴而又忧伤,让人心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