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杨惠敏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家人及父母提供不出任何线索。我遍寻不获，只好报告陈诚和陈立夫。陈立夫命中统细查，动用了特工，岂有查不出的道理？可是事情又牵涉到戴老板戴笠，杨惠敏只好受难了。
原来杨惠敏给胡蝶带运的20多箱细软在途中全部遗失，胡蝶和丈夫潘友声到渝后得知此情，万分恼怒，胡蝶甚至怀疑有诈，总想找杨惠敏的岔子。
那胡蝶与戴笠是当年的老相好，现在相会于陪都，两人鸯梦重温，自然说不尽地快乐。胡蝶把箱子的事说出来，要戴笠替她追回。戴笠满口答应，并说如果追不回由他赔偿，还当即令军统将杨惠敏秘密逮捕，讨好胡蝶。
抓一个人在戴笠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他恐怕早已忘了，只苦了杨惠敏，被关进中美合作所，审又无法审，放又不敢放，一关就是好多年，幸得军统的人都知道她冤枉，没有给她苦头，直到戴笠死后，才由沈醉下令释放。胜利后杨惠敏去香港，后转居台北。
却说在胡蝶来渝之前，戴笠这个色中饿鬼与徐继庄姘妇李星明搭上了勾。徐财神有钱无枪，虽是孔宋系的人物，但孔、宋二人也不肯因一个李星明去得罪蒋介石面前的红人戴笠。他们私下劝徐继庄说：“美女有的是，何必单恋着李星明呢？”徐实难割舍，便趁戴老板不在时候偷偷去幽会，不知花了多少黄金、美元。戴笠岂容徐财神再同穿一只靴子？早就安了特务在那里监视。特务虽然受钱但也惜命，岂敢多次徇私违命。心肠一硬，便报告了戴笠。戴笠命令：“那小子敢再来给我轰走，不然枪毙了他。”
胡蝶与戴笠重聚后，戴笠自然有土洋之分，便把李星明让给了徐财神。
胡蝶同潘友声是正式结婚的夫妇，理应受法律保护，戴笠哪管这些，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行动也是合法的。胡蝶到底是不忍心，向戴笠提出约法二章：
1.给潘友声派个好差事，让他离开重庆，不过问她的事情。
2.因戴笠不能娶她为妻，她同潘友声夫妻关系仍然存在。
戴笠慨然允诺，立即下令派潘友声为财政部缉私署驻昆明专员，命人传话给他：“不准再来重庆，在昆明由他随意找钱，出了纰漏姓戴的顶。如来重庆别怪我手下无情。”就这样活生生地霸占了别人的老婆。胡、潘二人各作各的打算，戴笠坠机毙命之后，二人才破镜重圆。胜利后胡蝶夫妇去香港，后至加拿大定居。
孔祥熙遭诘
彭子冈女士在抗战时期是《大公报》记者，她思维敏捷、文章锋利，在重庆颇有名气，是特工部门关注的对象。有一段时期我也插手新闻检查方面的事务，由于彭女士的关系，差一点使我也跟着下不了台。
那是由孔祥熙一次讲话引起的。孔祥熙是行政院副院长，他在嘉陵宾馆主持一个集会，宣传当时提倡的节约运动，邀请了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参加。彭子冈是与会者。
会议开始，孔祥熙以主持者身份先讲话，他说，会议是谈节约的，所以招待大家也本着节约宗旨，只有一块饼和一杯茶。但是，不要小看了这块饼，这种饼叫维他命饼，是用营养丰富的大豆制成的，是新发明。接着又说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如何赞赏中国的大豆。喜欢中国的大豆，所以，他说，这种维他命饼吃了，不但合乎养生之道而且合乎节约精神……孔祥熙讲话甫毕，彭子冈马上站起来，说道：“抗战以来，前方将士浴血捐躯，后方人民勤苦劳作，就是为了两个字：胜利。节约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抗战以后更是恪守此精神。看看在座的各位先生、女士，都面黄肌瘦有菜色，唯有孔院长红润体胖，大约不光是维他命饼的功效，而另有养生秘方，可不可以公开呢？”
一席话说得孔祥熙惶然无措，不知说什么好，匆匆忙忙地说声“散会”，一走了之。
事后徐恩曾问我是怎么搞的，大有责难之意。我说邀请名单不是我定的，也没送我审查，我不管此事。只好由重庆市政府以“防范不严”向行政院检讨了结。
但是，彭子冈从此更受注意，有关部门甚至要《大公报》解雇她。
胡汉民棋输人亡
胡汉民（1879~1939年）是国民党元老，能诗善文，在国民党内声望很高。他有一个最大嗜好——下棋，中国象棋。他下棋时十分认真，把输赢看得十分重要，了解他的人尽量回避和他下棋，即使要下，也让着一点，赢棋也故意下成和棋。
1936年，大约是5月份，广州名人陈融邀请一些党政要人、社会名流吃饭，胡汉民自然在内。入席后边谈边吃，与胡汉民同桌一个姓潘的也爱下棋，两个大谈棋谱，十分融洽。酒喝到一半，胡汉民即离席邀潘对弈。潘再三推辞，但由于众人怂恿，便和胡摆开了战场。
开头两局二人各胜一局，潘又提出罢战，但胡汉民正在兴头上，一定要下第三局分出胜负，潘无奈只好从命。
开局、中局过后，进入残局，胡做好一个套子，准备马、炮、车联杀，将对方老帅擒获。他小心翼翼地走了一步马，怕对方发觉他的意图，紧张得鼻尖上都在冒汗。
潘略作思考，随手走了一步闲棋。胡喜出望外，以为对方上当，急忙跃马卧槽叫“将”，对方偏出老帅，按胡的预测，对方必定偏王，他横车迎头再“将”，对方支炮挡车，他在车后架上自己一炮，对方必死无疑。
现在对方将帅偏出。他横车，对方支炮，一切都按他的预计在进行。他毫不考虑，立即架炮。谁知对方另有奇兵，在二线上伏有一炮，这时又支了过来，填在自己先炮之后，反而将胡的一只车打死。原来刚才走那步闲棋正是麻痹胡汉民的！
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胡汉民失却主力，败局已定，只见他满头大汗，面色灰白，竟然昏倒过去！
众人惊慌，将他送至医院，不料竟已不治，三日后死去，享年57岁。
一盘棋引起如此后果，潘某后悔不已，听说发誓从此终生不再下棋云云。
后来，在南京国民党公布的《国葬令》中说胡汉民是患脑出血死的，未提下棋的事，不过是“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而已。
冤家对头陈诚与何应钦
陈诚与何应钦，两人都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为蒋介石所倚重，同一个阵营，同一个目标，为什么会是冤家对头呢？这得从北伐战争说起。
1926年7月，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进行北伐战争。打了一年，进展顺利，不料后院起火，南方军阀不满意蒋介石坐大，联合起来逼迫蒋介石下野。
阵前易帅，自然于军事不利，孙传芳趁机从山东南下，渡过长江，占领了龙潭、青龙山、栖霞山等要地，截断了宁沪线。
北伐军当然要作出反应：由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何应钦）和第7军（军长李宗仁）分别从上海、南京出发，夹攻孙传芳。双方交兵于龙潭。
陈诚时为第1军21师师长，受何应钦节制，何命他夺取青龙山和栖霞山。陈诚原有胃病，恰巧复发，疼痛难当，但军令如山，只得带病指挥，不能骑马而坐轿奔波于战场。一番激战，终于将青龙山夺下，国民革命军得以将孙传芳击溃，使其逃回苏北。
北伐军虽获胜利，但何应钦的第1军伤亡甚重，便迁怒陈诚，说他乘轿指挥，非军人所为，撤销了他的师长职务。陈诚认为自己带病指挥，问心无愧，而且取得胜利，如今反遭撤职，对何应钦极为不满。
后来蒋介石复职，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央主席，任命陈诚为警备司令部司令。
1928年，蒋介石率兵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令何应钦留守南京，陈诚带两个炮兵团随蒋讨奉。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奉军不支，张作霖和孙传芳连连败退。5月份，陈诚进入济南，戎装未解，蒋介石又急令他回师南京。陈诚奉命撤离，接着便发生了“济南惨案”。
陈诚回到南京，代蒋留守南京的何应钦下了一道命令，对南京警备司令部进行裁减，缩小规模，削弱了陈诚的权力。
旧怨未除又结新怨，陈、何二人冤家越结越深，呈水火不容之势，直至终生。
沈醉遵母命罪减一桩
云南解放前夕，毛人凤密报蒋介石：军事理论家杨杰中将在昆明与卢汉过从甚密，而且又与中共人员频频接触……有迹象表明卢汉有起义动向等等。
据此，蒋介石决定杀掉杨杰，面谕毛人凤急办。
杨杰是知名将领，随从众多，要暗杀他，非一般手段可行，所以，毛人凤决定动用军统特级杀手沈醉来执行这项行动。沈醉奉令后，又挑了一个帮手徐钟奇。
徐钟奇是军统司法科科长，也是一个特工老手。得到沈醉召唤，兼程来到昆明，与沈醉一起把暗杀行动作了精心计划，并将行动路线、暗杀地点绘成图形报告毛人凤。
不料事机不密，他二人在屋内所谈被沈醉母亲知悉。沈母想到杨将军平日待她全家老幼均十分友善，便不允许沈醉干这件事。沈醉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工，却又天性至孝，既不敢有违母命，又不敢违反纪律，思之再三，只得电报毛人凤伪称突患疾病，要求回重庆到中央医院治疗。沈醉是毛人凤心腹爱将，自然照准。于是沈醉得以脱身，到重庆进了医院。
徐钟奇一人留在昆明，不敢贸然行动，只好等待新的命令。就在这段时间，中共地下党探知了暗杀杨杰的情报，急忙通知杨杰离开昆明去香港。
杨杰到香港后不久，行踪又被毛人凤获知，便派人追到香港，终将杨杰将军杀害。
张国焘在“军统”和“中统”
国民党政府由南京撤退到武汉不久，一次我在陈立夫官邸，听见他向洪陆东谈起一件绝密情报说：“戴雨农报告蒋先生，张国焘借代表中共边区政府到中部县陪祭黄帝陵的机会，逃到了西安，他已安排专车专人去迎接。”
陈立夫命我严守机密不得外传。
不久，张国焘果然来到汉口。这之后，我竟在国民党中央“反共设计委员会”里，同这个头面人物，打了两三年交道，对他的来龙去脉略知一二。
1924年，张国焘在北京被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逮捕，解交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审讯，他经不起威逼利诱，供认铁路总工会是共产小组通信机关，陈独秀是南方首领，李大钊是北方首领，协助南方的是谭平三，协助北方的是张昆弟。据此《新国民》杂志总编范体仁被捕，同时下了逮捕李大钊的密令。
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之后，掌握了苏区党政军大权。1932年，蒋介石调集卫立煌、刘峙、陈继承等率5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火力“围剿”，红四方面军激战突围，转移至四川北部、通江、巴中等县建立川北苏区。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分左右两路北上时，在松潘的毛儿盖，张国焘擅将右路军带往南下，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并向川康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使红四方面军受到重大损失。1937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判，会后中央把他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副主席。他不思悔改，反而与“军统”积极联络叛党。
1938年4月清明节，国民党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为主祭官，中共边区政府派张国焘为陪祭官，在中部县祭黄帝陵。他事先同国民党联络好，派特务到西安接护，他到了西安，林伯渠去找他谈话。他不但不听，反而搭上专列火车到武汉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得到林伯渠报告后，打电报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周恩来、王明、秦邦宪找他谈话，经过多方劝告，才勉强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在同周恩来从武昌到汉口的过江轮渡上，他又逃走。4月15日，周恩来通过关系向他提出了三个办法：1.改正错误为党工作；2.向党请假休息一段时间，地点由他选择；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党籍。他置若罔闻。4月17日夜，张国焘从太平洋饭店乘坐一辆有武装保卫的汽车到蒋介石官邸晋谒蒋介石，蒋介石派陈立夫代表接见。从此，张国焘不断向陈立夫泄露共产党的机密。同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因他于4月17日在武汉自行脱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叛党目的是想当国民党的官。但他却以退为进，向蒋介石要求准许他办个刊物。蒋介石将他送戴笠接待。戴笠把他安置在武昌小街一个秘密地方，并派武装特务妥为保护。撤离武汉后，张国焘到重庆，戴笠把他安在军统的特务训练班当教官，同时搞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张国焘负责。利用他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对中共内部实行打入、拉出的活动。戴笠对他很是信任，把各个训练班毕业学生最优秀的分子送交他训练，还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个策反站，对张国焘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把他捧成显赫的座上嘉宾。戴笠常向人夸耀：“我这里有共产党的二号人物……”
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直属组，以便向蒋介石邀功，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只好在汉中成立一个特侦站，伺机对延安进行破坏活动。后因张国焘无成绩，戴笠对他便冷淡起来，常常训斥，同时把给他的一辆高级轿车收回。他有时想用汽车，也得向总务处处长沈醉说好话，高兴就给车，不高兴就叫他坐交通车。军统见他的作用日渐其小，对他宠信日衰，受尽挑剔嘲讽。张国焘哭笑不得，只得去找陈立夫诉苦，陈便把他安插在中央组织部的“反共设计委员会”当委员兼秘书。我当时是该会情报组组长兼资料室主任，同他打了两年多的交道，尽管他与我是江西同乡，但在政治上是十分别扭的。当时大家都称他张先生，骨子里却瞧不起他。个别人常指着秃子骂和尚。陈立夫知道后说：“有损团结，不利于工作。”但无人理会。不到三年，他感到日子难过，不得不离去。朱家骅推荐他任了市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那里还是坐冷板凳。
1946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他是江西萍乡人，表面上是要他回家乡一面工作一面休养，实际是利用他破坏江西中共组织，特派他任江西省救济公署署长。可偏偏王陵基是江西省主席，对他一贯瞧不起。王陵基军阀习气很重，好几次给他难堪。省府和分署虽不相隶属，但在经费上要依靠省政府。王陵基对他老是刁难，不到半年他便离开江西。临行时，王陵基暗示各厅处不准送行，只有在赣州当专员的蒋经国派李焕代表送行，并赠送程仪5000元。堂堂署长竟遭此冷遇。
张国焘到了上海也处处碰壁，去见前进指挥所的冷欣，以他不是军人为由，军事机构不予安置。直到1948年才东拉西凑联络一批人办个《创进周刊》，继续从事反共活动。没有多久因经费就办不下去了，去找任宣传部部长的叶青领了两次津贴。
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帮了他的大忙，他得以带妻子杨子烈、儿子张海鸥、张相楚、张渝川逃到台北。在台北国民党未安排工作，只给他生活费和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属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后来房子被收回，只好全家转至香港，化名“凯音”，与顾孟余的第三势力搭上关系，搞起“民主战斗同盟”。1964年，通过他们办的《中国之声》杂志关系，受美国肯特萨大学约写《我的回忆》，得到70万美元稿酬，然后去加拿大多伦多侨居，后因中风病逝。
匪首陈铨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