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买田，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周济他的族人，使宗族中的孤寡贫弱者，都能够衣食无虞，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可以说，在中国的慈善史上，范仲淹也是一位先驱人物。
《 宋史 》记载，范仲淹“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宗人在经济上便有了长远的基本保障。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
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遭到了一些破坏，南宋时范之柔对义庄又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规模。后世范氏子孙也对义庄屡有捐助，如明末范允临捐助田地100亩，清前期大同知府范瑶捐助田地1000亩。范氏义庄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它是最早的家族义庄，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它还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朝代更迭，历经战乱，但一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共持续了800多年。
范仲淹本人出身贫寒，读书时每日只能以粥果腹。富贵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只有在宴请宾客时餐桌上才会出现多种肉食。贫寒的出身使范仲淹对平民比较关注，他的改革方略也包含着“厚农桑”、“减徭役”等降低社会底层贫穷程度的措施。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以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决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尝试。抛开巩固宗族的目的之外，是对政府济贫政策的支持。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儒士的人生理想，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治国以齐家为基础，范氏建立义庄不仅是对家族的保护，也是以服务社会、减轻国家负担为目的的。因此，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迎、支持和保护。后来很多官员效仿这一做法。如神宗朝官至参知政事的潍州北海人吴奎，曾用钱二千万，在家乡买田建义庄，周济的对象为宗族、亲戚、朋友中的贫乏者。到了南宋，创办义庄的就更多了。
范氏义庄以大量田地为财产基础建立，田地由范氏子孙有能力者捐助，所有权移交给义庄，也就是不再归任何特定人所有。这样，义庄有财产基础。义庄还有义庄管理条例和专门的管理人，独立运作，具备了财团法人的基本特征。
从设立目的看，义庄的受益者主要是范氏族人，也包括一些外姓贫民，八百多年来，只要是居住在本乡的本族人都可以从义庄受益。义庄的救济面虽然受家族的限制，但是受益者的数量还是比较广的。而且，古代的家族范畴也远远大于现代社会的小型家庭。所以，义庄是慈善性的，即使这种慈善的范围比较有限。
除了创办义庄以外，宋代士大夫还创办族塾义学。范仲淹便曾置屋聘师，创办义学，教育宗族子弟。这一做法一经出现，便立即得到官僚士大夫的纷纷响应。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达，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读书热情。但就宋代官学的状况而言，虽然比前代有很大进步，却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受教育的需要。而且，对于启蒙教育来说，官学所承担的部分实在是微乎其微。在官学中接受启蒙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在官僚士大夫置义田、办义学的同时，那些没有官位的庶民地主甚至富裕农民，也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创办各种各样的族塾义学，以使自己的子弟能够接受教育，在科举竞争中一试身手，从而达到跻身于官僚士族行列的目的。这是宋代族塾义学发展的又一条途径。
北宋末年及南宋时期，随着北方民族的入侵，社会动荡，宗族自救更加迫切，于是又出现了宗族武装，平时防盗，战时自卫。这情形有些像《水浒》中的祝家庄、扈家庄。金兵南下时，这些宗族武装成为北方抗金的主力。
总之，通过这种宗族自救，宗族的凝聚力增强了，广大贫困的宗族成员，获得了一定的救济和归属感，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强大的族权也给人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宋代的茶马贸易
宋军在装备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欠缺，便是战马过少。不少重大战役的败北与此有关。
马性喜寒恶热，宋朝统治区内大抵不产马，少数地区马又不适合军用。人们曾尝试在境内养殖马匹，官养、民养都行不通。
无奈之下，只好向境外买。辽夏金蒙元同宋处于敌对状态，自然不会卖好马给你。宋朝无奈只好打西部少数民族的主意。于是在西部边境地带设置了买马机构，召诱西蕃、回纥、大理等国的人前来卖马。
买这么多马匹，就要支付巨额的费用。政府不愿铜钱外流，而西部少数民族似乎也不乐意要铜钱（这与辽、金等希望宋朝铜钱大量流入的情况不同），他们想要黄金，宋朝又不肯给。于是双方议定，宋以茶、锦（包括小量其他种类丝织品）、盐和白银支偿马价。四者中以茶、锦为大宗，故此因马而起的贸易史称“茶马贸易”。西部少数民族以肉食为主，茶叶可助消化。汉族的丝织技术发达，丝织品历来颇受欢迎。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当了40年的皇帝，行过“新政”，用过包拯，开始倒不是不想挽回宋王朝的日趋没落。但是，他决心不大，善疑多变，最终不敢正式触动成规。他死后没有儿子，只能选一位皇族子弟当皇上，这就是宋英宗。宋英宗只做了四年皇帝就病死了。英宗的儿子赵顼继位，历史上称赵顼为宋神宗。
老皇帝死得早，接位的皇帝便年轻。赵顼登基时才20岁，还是位想有所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土地兼并使农业萧条，朝廷赋税减少，各种开支却成倍增长，特别是每年必须向辽国、西夏捐输的绢银，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困难。他有心从这种危机中摆脱出来，改变宋王朝垂危的局面。
宋神宗要改变现状，必须找一位主张变法的人当宰相。可是，他找遍朝廷，看到的都是因循守旧的老臣。就连当年跟范仲淹一道实行“庆历新政”的富弼，也变得小心谨慎，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了。
宋神宗想起了王安石。赵顼当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官员韩维常常说出一些很出色的治国方略，赵顼十分欣赏，对他大加赞扬，而韩维却禀报说，这些主张都是一位叫王安石的朋友说的。王安石当时在三司度支当判官。于是，按照惯例，宋神宗先调王安石出京当江宁知府，不久又把他调回京城。
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22岁中了进士之后，一直在地方任官。当了20多年的地方官，使他看到王朝内部存在的弊病，他思考过如何改革现存法度，也在任职地区做过试验。
在当浙江鄞县知县时，他看到当地河道淤塞，经常发水灾。发生了灾荒，农民们无法维持生活，只得向债主借高利贷，生活就变得更困难。灾荒和高利贷成了普通农民项上的两条绳索，扼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王安石首先发动百姓，兴修水利，防止灾难，发展生产。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他把官仓的存粮借给农民，允许农民到秋后用新粮还债，只收微薄的利息。农民免去了高利贷，官仓里年年存新粮，一举两得，深受当地百姓欢迎。
现在，宋神宗看中了王安石，把王安石调回开封不久，就亲自召见了他，询问他治理国家该从何处入手。王安石的回答很干脆：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担任副宰相，掌握朝政，实行变法。
当时，朝廷有四位宰相，其余三人又老又病，无法跟王安石一同改变法度。王安石另立了一个机构，称为三司条例司，直接指挥变法的事务。
王安石的新法，主要内容有五条。一是“青苗法”，即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给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利息，此在当时不算过分。另外一种办法叫作“免役法”，因宋朝衙门里有些差使如衙前（典府库或为外班皂隶）、书手、弓手、散从等不由招募而得，系不给值地由民间差派，并由其担负财政责任，如有差失须由服役之人出资赔补。王安石主张由民间普遍地输钱助役，其人员则公开招募。政府仓廪里物品存积不能生利，王之“市易法”则将之贷与商人，在出卖完毕结账时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地产作保障金。同样的，“均输法”让各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而买得在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年利。在整理土地税时王安石用“方田法”。这办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以每边5000尺为一方，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征税。另外，为保障兵员之来源，王安石作“保甲”，亦即民兵制度。
实施了新法，生产得到了发展，百姓得到了好处，朝廷增加了收入。只有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受了伤害。他们群起而攻之，攻击变法，咒骂王安石。
这时候，国内发生了旱灾，有的地方发生了地震。本来这是极普通的事，北宋自赵匡胤建国开始，自然灾害就从未间断过。但是，反对改革的人就说，这是王安石搞了变法，老天震怒，才用这个方法来警告天子的。他们还画了幅流民图呈给宋神宗，要他停止实行新法。
一时间，流言蜚语四起，弄得宋神宗没有了主张。宋神宗就这事询问王安石，王安石根本不理会，他指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坚定地表示了继续变法的决心。
那些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们，搬出了宋神宗的皇后和皇太后。太后和皇后也坚决反对变法，？摇日日夜夜朝宋神宗哭泣，硬说是王安石扰乱了天下，搅得宋神宗逐渐动摇起来，对王安石并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了。
王安石看到这种情况，只得提出辞呈，要求回江宁养病，宋神宗只好让他暂回江宁休养，变法实质上受阻。第二年，宋神宗又从江宁召回王安石继续执政。王安石本以为躲过一段时间，对新法的反对会减轻一点。不料过了几个月，天空中又出现了彗星。按照封建社会天人合一的观点，彗星难得一现，是一种天灾的标志。反对派又找到了反对王安石的理由，这一次，气势汹汹，似乎理由更为充分。
宋神宗这一次完全垮了。他犹犹豫豫，无法再像以往一样，站到王安石和新法一边。王安石坚持了几个月，看到实在无法再贯彻自己的主张，只好再次辞职，又回江宁去了。这一年，是公元1076年，王安石的变法前后实施了六七年，终于被强大的守旧势力扼杀了。
九年后，宋神宗死了。高太后执政，任命坚决反对新法的司马光担任宰相，新法便一条一条被明令废除，北宋王朝失去了一次十分难得的“中兴”机会，以后只经历了哲宗和徽宗两代君主，便迅速地灭亡了。
王安石在距今九百多年前，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一般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保守成性，对新法用种种正当与不正当的方法诋毁攻击；附和新法的又多是些动机不纯的人。所以人才以至人格的缺乏使新法没有一个好好试行的机会。另外，王安石过于激进，很多措施也并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特别是王安石为追求变法效果，对地方官员勒逼过紧，许多地方官疲于应付，只得弄虚作假。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使得王安石变法所背负的恶名越来越多。
旧党上台之后，不顾利害，在可能的范围内把新法几乎全部推翻。当时苏轼还算比较清醒，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暴风骤雨式的的改革，也反对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变法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否定，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共同排挤。王安石虽不免抱负过高，但他认为中国把千载一得的机会白白放过，并非全是一时痛愤的论调。
王安石的超前思想
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哲宗与太后之争
宋代凡是太后垂帘听政，则必然与小皇帝发生矛盾，近乎成了规律。例如宋仁宗与庄献明肃刘太后、宋英宗与慈圣光献曹太后、宋哲宗与高太后等都是如此。当老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都要对太后垂帘时的施政有较大改变，其中哲宗亲政后的举措最为突出，竟兴“同文馆”之狱，险些追夺高太后称号。
哲宗对宣仁太后如此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受人挑拨。在哲宗与宣仁太后之间搬弄是非的人最主要的是蔡确和邢恕。
蔡确字持正，早年受知于王安石，得到重用。但当他发现神宗对王安石开始厌烦时，就站出来弹劾王安石，因而取得神宗的青睐。后通过各种阴谋诡计独掌了朝廷大权。神宗病重，他错误地估计太后会不让神宗幼子继承皇位而让神宗弟弟继承，就图谋当“策立元勋”，在新皇帝身上再捞一把。于是他与邢恕等人密谋准备在高太后决定岐王（即雍王）颢为皇帝继承人时发动政变。
邢恕本是正牌的旧党官员了。蔡确掌权后，主动向他表示友好，邢恕大喜过望，与蔡确成为密友，为他出谋划策。
蔡确与邢恕合谋之后，就先后向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及首相王珪探问消息，结果得知高太后准备让神宗幼子继承皇位，不禁大失所望。但事后他们还是私下里散布说，宣仁太后、王珪原本有废立之谋，是蔡确据理力争才为哲宗保住皇位的。
后在官场倾轧中，蔡确遭贬，邢恕也遭贬斥，元祐年中一直郁郁不得志。高太后病故，哲宗亲政，邢恕重新得到任用。高太后垂帘期间，重用旧党，旧党大臣对哲宗颇有不尊重之处，哲宗行为稍有越轨，旧党大臣就怂恿高太后教训他一番。哲宗亲政后，旧党大臣陆续外贬，新党大臣执掌了朝政。
绍圣四年（1097年），邢恕出任御史中丞，乘机提出王珪有谋立雍（岐）王主张的老话，并软硬兼施，迫使高太后堂弟高士京上书作证。于是王珪被贬官。
邢恕并不就此罢休，他又心生一计，找出文彦博儿子文及甫元祐年间写给邢恕的一封信，断章取义，将矛头直指高太后和名相司马光。哲宗听信他们的谎言，更加仇视旧党大臣，并且令人写了废高太后为庶人的诏书，幸亏其母向太后听说此事，极力反对，才没有将诏书颁发。？摇？摇
诬蔑旧党大臣不赞成哲宗继承皇位并有废立之谋，是新党打击旧党的有力武器。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窥见宋廷内部斗争和倾轧之残酷。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