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端轻财好施，家无余财。有一个吕端的同乡旧友，他的儿子因为生病而残疾，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吕端就把自己的俸禄分了一部分给他，以供养他的儿子。吕端的家人告诉他日用紧张，他回答说：“过得三日，就营三日生计，这样就不错了。”吕端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吕藩因为兄弟众多，家中贫乏，而且结婚需要钱用，便把住宅卖了。后来宋真宗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命令拨出内库500万钱，才帮他赎回了住宅。但仅仅过了六年，吕藩又为弟弟娶亲，因为太贫困了，不得不再次请求典卖住宅。吕端身为宰相，却洁身自好，家无余财，实在是不多见。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四月，太宗准备任命吕端为宰相时，有人告诫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回答他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最终还是任命吕端做了宰相。太宗也算得上比较了解吕端的为人了。
宋朝较为开明民主
宋朝不杀大臣、士大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很具特色。苏轼、王安石等多次被贬官，但都没有性命之忧。
两宋宰执大臣被诛杀者，似只有北宋、南宋之交的王黼、蔡攸、张邦昌等，都是在非常时期，且这些人误国害民，罪恶极大。另外南宋前期任枢密副使的岳飞被宋高宗等杀害，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此外，再也未见有宰执大臣被诛杀者。
宋朝文官所犯罪过，除了谋反之外，处罚最重的莫过于贪赃了。宋太祖、太宗两朝严惩贪官，确实杀了不少文官。但自太宗末年始，对贪官的惩处办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对犯贪赃罪者无论罪行怎样严重，一般都不判死刑。从宋真宗到南宋末年，文官因贪赃罪被判死刑的大体没有。
不但不判死刑，甚至连黥刺、打板子也极为罕见。宋神宗时，金州知州张仲宣犯贪赃枉法罪应判死刑，执法官判定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反对说：“张仲宣是五品官，若挨板子又黥刺，等于对士大夫与对普通百姓没有区别，不妥。”神宗就下令免杖黥。此后“遂为定法”。
宋朝对赃官有一套整治的“软”办法。如堵绝升迁之路，令其名誉蒙羞等。
“天书降瑞”
宋朝的第三个皇帝是真宗赵恒。他获得帝位后，很想干点大事以立威信、巩固皇位，然而咸平三年（1000年），亲自征辽无功而回，景德元年（1004年）再次亲征，却与辽国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送岁币。这让他非常懊恼。
参知政事王钦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的马屁精。他干正经事儿没多大能耐，但在搞小动作方面，却是胜人一筹的。史称他“性倾巧，敢为矫诞”，就是说这个人鬼得很，敢于弄虚作假。他看出真宗这人是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就找了个机会假意向真宗提议说：“陛下若出兵收复幽、蓟两州，就可以洗掉澶渊之盟的耻辱了。”真宗说：“河北的百姓刚免了战争之苦，我哪忍心再挑起战争呢？还是想点其他主意吧！”王钦若乘机说：“那就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了。但自古封禅，都得有‘天瑞’出现才行。”接着又说：“当然，这天瑞不是说要就有的。前代之所谓天瑞者，有些是人为搞出来的，只不过人主把它当真的崇奉起来，并以之昭示天下，就会同真的一样了。古代传说的‘河出图、洛出书’，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吗？那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
真宗听了，当然心领神会，但又担心地说：“王旦也许不会同意这么干吧？”王旦是当时的宰相，因此时寇准已被排挤出朝，所以真宗首先考虑王旦是否肯附从。王钦若说：“我去向他暗示这是出于圣意，估计不会不同意。”
果然，经过王钦若说项，王旦同意了。但真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正当喝得高兴的当儿，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予王旦说：“带回去同老婆孩子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一看，哪里是什么美酒，里面盛的全是美珠！一方面是皇帝的天威，一方面是丰厚的赏赐，王旦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做了封禅啦啦队的带头羊。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年初，真宗召见宰相王旦以及王钦若，对他们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夜，我刚入睡，忽然看到一位戴星冠、服红袍的神仙来到我面前，说：‘你应当在皇宫正殿建一个月的黄篆道场，上天将赐予你大中祥符天书三篇，勿泄天机。’我按神仙的嘱咐暗地里举建了道场。刚才接到皇城司的奏报，讲左承天门的屋角上发现有一束黄帛，大约二丈，其上还系着一件物品。”王旦等赶忙跪下磕头贺喜。随后真宗即率王旦等人来到左承天门处，发现黄帛所系天书一封。真宗令执政大臣陈尧叟开启天书。只见黄帛上书：“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字）。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这是第一次天书降，这一天后来命名为天庆节；同年四月，又有第二次天书降；六月，又有第三次天书降，不过与前两次不同，这次降临地点在泰山。
与天书降直接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建玉清昭应宫和天庆宫观，二是举行泰山封禅。大中祥符元年，为了答谢上天的恩赐，真宗下令于京师建玉清昭应宫。此宫之奢丽令人咋舌。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又下令全国大肆兴建天庆宫观。
大中祥符元年有泰山脚下父老一千多人及参加科举的贡士八百多人一起到皇宫门前，上书请求行封禅礼。随后又有宰相王旦率军民两万多人上书请求封禅。真宗不愿违背“民意”，于是当年十月在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礼。接着又到汾阴祀后土，到亳州朝谒太清宫太上老君，大抵也是迎合“民意”。
自从所谓天书降之后，各地大兴土木建造道教宫观，还不断地启建道场。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劳民伤财，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也有少数头脑清醒的大臣劝谏真宗，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事，但大多数大臣迫于形势，只是随波逐流。宰相王旦迫于压力，没有站出来反对。他一直为此深深自责，竟至郁郁而终。寇准对王钦若等人搞天书降瑞一事也不赞同，且有所表示，但他知道这事有宋真宗的支持，便未公开反对。
各地争奏祥瑞，竞献赞颂，到了举国疯狂的地步。真宗一直到死，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举措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天书祥瑞不就是“皇帝的新衣”吗？
“书中自有黄金屋”
宋真宗赵恒作有一首《励学篇》，意在鼓励天下学子考取功名、为朝廷出力。全诗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至今难以根除，官场贪污腐败也与此有关。诗中的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正是这一意识的体现。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不少人认为，考取功名的目的就是做官。千百年来，不少学子放弃美好的青春年华，寒窗苦读数十载，无不盼望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得到朝廷重用，成为令人尊敬的官老爷。《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正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名将狄青
狄青是北宋名将，他本是一名普通士兵，全靠个人努力，征西夏，平岭南，官至枢密使，成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宋朝时候，凡是以普通士兵身份投军的人，都要在脸上刺字，就好像流放的囚犯一样，防止士兵开小差逃跑。狄青的脸上，当然也少不了那个人人引为耻辱的记号。时人常讥笑他，而他全然不顾。
狄青在定州做副总管时，一天赴知州兼安抚使和都总管韩琦的宴会，有个侍宴的妓女名白牡丹的向狄青劝酒说：“劝斑儿一杯。”意在讥笑他脸上的黥文。第二天他把白牡丹打了一顿板子出气。一个妓女居然敢当面讥笑总管，可见出身士兵的人如何被人轻视了。后来他由延州知州入为枢密副使，枢密院派人迎接他，等了几天，他还没有来。迎接的人骂道：“迎一赤老，屡日不来！”原来开封一带俗称兵士为赤老，因此许多文人都称他为“赤枢”。这也可见士兵出身的人，就是做到与宰相同等地位的高官，仍不免要被人瞧不起的。
在宋代重文轻武的积习之下，文臣是很瞧不起武臣的。宋真宗时，善弓矢的词臣陈尧咨，曾打算应真宗之命，改授武职和契丹的使者比射。尧咨的母亲知道了，大为生气，用棍子打尧咨说：“你父亲以文章立朝为名臣，你岂可贪图厚禄而改授武职，有辱门庭？”尧咨也就不敢应命了。在这种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下，文臣如何不气焰万丈呢？
狄青在定州做副总管时，便很受上司韩琦的气。有次韩琦要杀狄青的旧部焦用，他立在阶下为焦用求情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就在他面前把焦用杀了。他不堪韩琦的欺负，每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在我们看来，狄青的功业远过韩琦，少一进士及第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少一进士及第，便不得不低头受气了。
狄青做枢密使时，文彦博同平章事，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文彦博的为人，远不如韩琦，而加给狄的压迫，则比韩琦更厉害。文彦博借口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劝宋仁宗免掉他的枢密使的职务，命他出典外藩。这和贬逐差不多，他不愿出去。宋仁宗也觉得他的功高，不忍这样处置，对文彦博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
仁宗终于解除了狄青枢密使的职务，让他出判陈州。狄青郁郁地来到陈州，不到半年就生起病来，只有五十岁的一代将星终于陨落了。
狄青之死，不是明显地被杀，实际是被时代和环境杀死的。
宋代的宰相与枢密使
宋代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沿袭唐代的称谓。副职则称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特地设置的。
枢密院是主要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的中央政府机构，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务机关。枢密院最初设置始于中唐时期，宋太祖沿袭此制，以分割宰相的掌兵职权，造成了民政权与军政权的分离。枢密院的长官称为枢密使，有调兵之权而无掌兵权。
宋代商业的发达
宋代虽说没有骄人的武功，但有发达的商业文明和繁荣的市民社会。这一点，我们从《 清明上河图 》《 水浒传 》等艺术作品中可以窥其大略。
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增至46处。开封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到宋宁宗时已达120多万人。宋代城市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意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开封城内，到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坊、酒楼、食店，而且还有晚上交易的夜市。城内还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叫作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宫廷画家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 》如实反映了当时开封城的风貌。早在唐代出现的在大城市周围的定期草市墟市，到宋代已经普遍存在于大、中、小城市周围和一些村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易场所。许多草市逐渐发展成镇市，镇市发展为城市。
开封城位于汴水（汴河）两岸，汴水北通黄河，南通淮河、长江，因此开封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食、沿海各地的水产、辽与西夏的牛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酒、果品、茶、丝绢、纸、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和珍珠。名闻遐迩的东京相国寺的庙会集市，各地来的商品琳琅满目。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表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说，当时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1500万至1800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合60亿至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货币已难以适应商品的巨额流通，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或巨额批发贸易，十分不便。于是货币发生了突破性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南宋时，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的钱引、湖广的会子、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所谓“会子”，就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12世纪中叶，发展为兼有流通职能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在欧洲，瑞典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多年。
从宋代开始，土地商品化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国家不再拥有大量的土地，也不再对它所占有的土地实行均田制式的再分配，更不再对土地买卖进行强烈的干涉。居住在乡村的人户统称乡村户，也有主、客之分。乡村的主户，是指占有土地、向国家交纳两税（土地税）的民户，客户是那些没有土地、没有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依靠租种土地为生的佃客。客户同地主的关系已经不是唐代以前那种人身隶属关系，而是一种经济性的租佃契约关系。元朝时，汉人乡村社会的主、客制度并没有改变。
由于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在婚聘上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择偶标准不像以前那样重门阀世族，而看重金榜题名之人；二是比较计较婚姻关系的物质财富。在宋代，富商娶宗室女的现象司空见惯。
宋代饮食文化有很大发展。北宋统一后，首都汴京是南北饮食技术的交流中心。南宋时北方人大量南迁，汴京的饮食业也涌入杭州等地。据《 东京梦华录 》《 梦粱录 》《 武林旧事 》诸书记载，宋代食品名目繁多。高档的大型酒楼，如汴京的仁和店、会仙楼，杭州的武林园、熙春楼，饭、菜、酒一应俱全，店内长廊排阁，分有楼座及楼下散座，并有歌儿舞女演唱作陪。
宋代社会华靡之风盛，享乐意识浓，一般士大夫的生活也极其奢靡。但仍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重振儒家文化的重任，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恪守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范仲淹、欧阳修号召士人重视名节，振作士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士大夫试图以“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个体伦理自觉来确立个人成圣成贤的道德追求。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们舍生取义，毁家纾难，临危授命。据《 宋季忠义录 》校订凡例所述，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英雄就有五百多人。
“中国”意识开始形成
宋人与唐人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民族意识、“中国”意识开始形成。历史学家葛兆光指出，由于北方辽、西夏、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宋代士人有一种确立“中国”与“道统”合法性的文化自觉，这也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渊源。
宋代的义庄与宗族教育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的一个秋日，一位六十余岁的老人，慨然买下了位于苏州吴县和长洲县的1000亩良田。这位老人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作为朝廷命官，他此时正任杭州知州。他为何要跑到苏州来买田？买田又是要作什么用呢？
